吕氏春秋的简介

吕氏春秋介绍~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等）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而这正是道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等）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 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

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道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扩展资料：

吕氏春秋思想特点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

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吕氏春秋

吕书的语言很有特色。全书在有组织、有计划编写外大概还经过统一修整，故其语言总体上具有浅切率直、简明扼要、生动流畅、气势充沛的特点，但由于作者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笔，加之文出众手，因而又颇多差异：或简练传神，或细致委曲，或中肯平易，或警策奇僻，或诗情画意，或幽默风趣，或和风细雨，或雄壮凌厉，或疏朗宏阔，或严谨周密，或简洁省净，或繁缛富丽，或峭拔冷峻，或热诚超逸，多姿多彩，不一而足，在文字文风上也兼采百家之长，从而呈现出既大体统一又丰富多样的语言风格。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十分特别的。《吕》文综合运用了排比、对偶、反复、顶真、层进、对比等修辞手法，尤善摛辞，颇多警句，又多用譬喻，长于铺陈和类比推理，这既造成强烈充沛、生动流畅的气势，又使文章逻辑严密，语言优美，文采灿然。其遣词用语褒贬分明，十分动情，亦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因此，从语言层面看，吕书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吕氏春秋》还保存了早期关于文学起源与发展的一些重要史料。如关于“举重劝力之歌”等原始歌谣和南北东西四方之音最初形成的记载，显然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文论史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和称引。由此可见，吕书不仅具有前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教育、艺术、农学、医学等方面的文献史料学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学和文学文献史料学方面的价值，因而具有各方面的百科全书的性质和价值。

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这战国“四公子”都注重礼贤下土,以养着众多宾客而著称于世,当时的士人都十分饮佩和向往他们。吕不韦任秦相以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土却奇缺。吕不韦为此感到羞愧。于是他也广招天下士人,厚道地礼遇他们,门下聚集了食客三千人。吕不韦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自己的所见所闻,合成一辑,取名为《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

　　吕氏春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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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为秦相吕不韦集门客各著所闻而成。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共26卷，160篇，为杂家代表作之一。

　　春秋战国时，诸子为宣传和实现其政治主张，不少人潜心于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他们总结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得失，总结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但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的特殊原因，尤其是严格的师承关系，各家墨守家法，互相攻讦，水火不容。在秦势强大、行将统一中国的大环境中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已渐告结束，各派学者汇集一堂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他们中的一些人能聚在吕不韦身边，各抒己见，集成一书，是以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应时而生。当中既有儒家和道家思想，又有墨家和法家思想，也有阴阳家和纵横家思想，其他如名家、兵家、农家、小说家等派，无不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安地汇集在一起，不仅能与各家相表里，而且有出于各家之上者。正如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所说：

　　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

　　《吕氏春秋》的准的、纲纪、品式、检格，高诱都认为是整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楷模，不仅能与各家相表里，而且经过“寻绎案省”，得出“大出诸子之右”的结论，确为独家之评。但因该书是杂家，表面上未能像诸子之显著，加之吕不韦之行事，为历代学者所唾骂，故而长期以来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致使该书并未享有它应有的地位。直至近世梁任公先生才去其偏见，对《吕氏春秋》一书推崇备至，认为“此书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且有高诱之佳注，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此后，不少学者重对该书进行研究，得出公允之评价。综观全书，它在吸收各家之长时，扬长避短，自具特点，自成体例，闪耀着它独有的光辉。

　　首先，在体例上就与诸子各书不同，将全书分为《纪》、《览》、《论》三部分。比较各种版本，各部分在次第上虽有差异，但各版本内容完全相同。比如《史记·吕不韦列传》：“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而以后的《诸子集成》、《四部丛刊》、 以及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均采用《纪》、《览》、《论》的排列顺序。照《序意》“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之意，《十二纪》写四时的运行，正表“大圜”的天，理应在前。它以四时为纲，按春夏秋冬的发展和各季中“孟仲季”之时序排列，组成60篇文章，论述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有关事宜，突出了民以食为天和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思想。

　　《八览》、《六论》当是表“大矩”之地，当然应排在后面。《八览》中各“览”均8篇文章（《有始览》似脱一文，仅有7篇）。并各有其主题：《有始览》从开天辟地说起，有总摄之意；《孝行览》论为人当以孝为本；《慎大览》多讲治国之道；《先识览》教人如何去认识事物和分辨事物；《审分览》评名实之关系；《审应览》则反对淫辞诡辩；《离俗览》阐述如何用民；最后以阐释君道的《恃君览》作结。各览相连，篇篇相贯，在结构上与《十二纪》一样，颇具匠心。

　　《六论》类似杂说，各篇虽不太连贯，但仍与人事相关，并非泛泛之论。

　　其次，该书在思想上，也突出了它特有的价值。其内涵之丰，技艺之长，也随处可见。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学派相争，各家主要观点、优劣态势，必然在当时得到广泛的流传，并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而且相府门客，绝非那等无术之辈所能企望，能吃住在丞相府并能各抒己见的人，当然是当时有成就者，这也许正是该书能“大出诸子之右”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其先进性不但在当时已属领先地位，就是在今天，也仍有其可借鉴的价值。

　　一是从农业的中国实际出发，在《孟春》中就明确要求天子重视农耕，将“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定为常法，用以推动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季夏》中申明农忙时应坚持“三不可”，即“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兴兵动众”。这种重农思想，在不少篇章中反复进行申说。如《上农》讲农业的重要，认为是富国强兵之本；《任地》讲如何利用地利和天时，并讲述了具体的耕作方法；《辩土》讲耕种与土壤的关系；《审时》讲天时和收成的关系，可见编著者的用心，也可见编著者能抓住时代的特点和当时之国情，而且在安排上也具匠心，全书首篇《孟春》讲农业，最后几篇全是讲农业，一首一尾，都在阐述这一根本问题。

　　二是在官制设置和对于官员的要求上也极为考究，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因这是国家各项措施能否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该书在第二篇《本生》中指出了“多官反以害生”的客观现实，要求精减机构，减少各级行政官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在选用官员时，要求选贤任能，甚至主张国君要禅让，高度赞扬“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去私》）的至公精神。在《去私》中大胆记载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事例：腹黄享之子杀人，腹黄享作为父亲和执法者，是执法呢，还是徇私枉法呢？这时，连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惠王也以照顾大臣腹黄享为由，出面保释，但并未阻止腹黄享按法律处死杀了人的儿子，真是大快人心！文章评论道：“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腹黄享可谓最无私的执法官了。

　　三是该书还对国君提出了要求，《先己》中提出只有先治己、治身，才能治国，要求国君在生活上“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还要求国君“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这里，不仅限制了国君的吃喝玩乐，而且还限制其子女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要求国君尊贤使能，这对巩固政权是极为重要的。“尊贤使能”为整个社会所推崇，成为人们评价国君治国成败的标志之一。所谓“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谨听》）。如果国君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导致危难。在《听言》中是这样说的：

　　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方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

　　确是一针见血之论！历代亡国之君，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四是对学习的反复强调。在《劝学》一文中，大讲学习的重要，学习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可以使人荣耀。要学习就应尊师，说“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的，要求统治者应以尊师为荣。紧接《劝学》之后，安排另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讲述有关学习的问题。《诬徒》说明不学之患；《用众》讲好学的人，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尊师》阐明师生的关系，认为通过学习，坏人也可变为好人，但一定要尊敬师长、广宣教育才能达到目的。提倡贤者也要通过刻苦学习才能成为圣人，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在《博志》中详细讲述了孔子、墨子、宁越等人之所以能从布衣之士成为人人口称的圣人，主要靠不断学习，绝非天生。他们能做到：“有便于学者，无不为也；有不便于学者，无肯为也”。宁越甚而说：“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达到废寝之地步。再次，该书受先秦各家相互辩驳风气的影响，不少篇幅写到辩证的实例，非常有说服力，充分表现了我国辩证法在那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比如广为流传的“祸福相依”的辩证观，在《制乐》中就有明确的说明。又如在《禁塞》一文中，用战争中攻和守为例说道：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惟取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

　　这确是辩证不疑的真理。再如《用民》中关于“威”势的使用，是这样写的：“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接着举人主为例加以申说道：

　　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

　　恩威之用，不讲辩证，结果必然失败。在《期贤》中，以“明火不独在乎火，在乎暗”极形象深刻地阐明了明暗相依的辩证关系。另外，历来各选家所选名段，紧贴生活，极富哲理，有的为《吕氏春秋》所独有，有的则是他书所记录，在《吕氏春秋》中重又得到申述。如《察今》全篇；《权勋》记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之事；《谨听》中的“一沐而三捉发”；《察传》中“打井得一人”的笑话；《达郁》中的“召公谏弭谤”；《爱类》中的“公输般造云梯攻宋”；《去尤》中的“人有亡鈇者”等等名段名篇，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均属上乘之作，至今仍广为流传。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例，或多或少在《吕氏春秋》中找得到相应的说明。这些说明是非常有趣而生动的，它会使我们去想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及其答案，并从中可以领略到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延续和强有力的影响。为节省篇幅，下面只引述书中几句原文而稍加说明，让我们广大读者在读《吕氏春秋》全书后，自去深思，去细想，去找答案。

　　事例之一：
　　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慎势》）

　　这是各代季世之所以亡、新兴王朝之所以兴的主要原因，不但先秦如此，整个封建时代莫不如此。

　　事例之二：
　　故一则治，异则化；一则安，异则危。（《不二》）

　　要求上下一致、全国安定的思想，不仅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巩固政权之所需，也是国家繁荣昌盛所不可缺少的内部条件。任何一个朝代为了巩固其政权，都十分需要安定团结统一的局面。文章接着说：

　　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这样的圣人，在古时，应该指那些具有才智而又能尽心尽力为人民谋利益的人。

　　事例之三：
　　孔子曰：“燕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至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务大）》

　　历代国君在奸臣当道时全都如此。他们只图个人富贵，贪于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最腐败时，“为人臣者，进其爵禄福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务大》）这正是各个朝代灭亡前的通病：国君昏庸无能，大权旁落，群小当道，朋党相结，三亲六故，一起把持朝政。他们鱼肉乡里，欺压百姓。一旦“灶突决”，这些狼狈为奸的群小也只有亡国身死，遗臭万年！但在未灭亡前，“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用民》），可他们哪里知道，“威愈多，民愈不用”，其下场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适威》中指出防民之口，“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的客观现实。历史确实无情，任何一个即将灭亡的封建王朝，在他们即将灭亡的前夕，一定会残酷镇压群众，不让群众讲话，强奸民意，但要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就灭亡了。

　　事例之四：
　　在封建时代讲连坐法。一人受罚，全家遭罪，有时诛连三族，甚而九族。这种连诛法极为残酷，但在《吕氏春秋》中，提供了不少不讲连坐的例证。在《行论》中记载说：“舜杀禹父鱼玄于羽山，禹不敢怒，而反事之，官至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说明禹父被舜杀后，他不但未受诛连，反而官至司空，最后替舜执掌君权。在《开春》中又说：“故尧之刑也，殛鱼玄于虞（羽）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可见古时不讲连坐。

　　事例之五：
　　宋王筑为蘖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胃，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加矣。”宋王大悦，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过理》）

　　这种不合礼义的呼叫，并非完全出自本心，而是造成一种“莫敢不应”的气氛。这一陋习，居然成了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的套式。对此，《吕氏春秋》早加以有力的批判，指出其虚伪性。

　　事例之六：
　　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审分》）

　　这种“公作迟”、“私作速”言论的提出，当时必在生活中有其实例，否则，当是无的放矢。而《吕氏春秋》能在那么早的年代对之进行剖析批判，其思想是超越于时代的，因后世不时会重复这种早已批判了的作法。

　　事例之七：
　　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见《荡兵》）

　　文章指出废兵是行不通的，义兵是需要的，不能“因噎废食”，所以《荡兵》中又说：

　　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伤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这种对用兵的辩证看法，可以看为是永恒适用的真理。这种思想还反映在《爱类》中有关公输般为云梯攻宋一事上。在《应同》中，当论述到兵与国家治乱的关系时，说：“割地宝器，卑辞出服，不足以止攻，惟治为足”。我国古代北宋、南宋的被侵，清朝的被洋人欺负，正与国内的“不治”有关，可见《吕氏春秋》思想的先进性。

　　事例之八：
　　善棺椁，所以避蝼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节丧》）

　　这段话道破了历代那些丧葬奢华的根本原因，确实是“相矜尚”的思想在作怪！

　　事例之九：
　　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日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贵因》）

　　文章强调了因时因势之重要。“因则功，专则拙，因则无敌”。可见凡事均应注重“因”，这是事业成功与否不应忽视的条件之一。

　　事例之十：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重言》）

　　国君三年不言，当然不对。但提倡君主慎言则是对的。因整个封建社会是靠人治治国，如果举国上下，事无巨细，各个方面都要靠君主一人讲了才行事，那也是行不通的。否则，国家的进步，定会受其影响。所以高宗明智地认识到“恐言之不类也”所带来的后果，自我约束，不轻易发表意见。

　　事例之十一：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离谓》）这段记载，说明我国古代曾经有过类似于今天律师职业的出现，而且从学者要交纳学费（实物），学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他们学有所成后，可以与执政柄者辩驳，可以做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离谓》）。这确实不是一般平庸的律师所能做到的，但它合于今天律师的宗旨：律师的目的是打赢官司。故而邓析在与当权者辩驳时，是是非非，完全可以任意颠倒，弄得历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子产也大为头痛，不得已借用统治者的权威强行取缔和镇压收场。

　　事例之十二：
　　在《召类》一文中，记载了工尹池受楚国之派出使宋国时，所亲眼看到的事：他到宋国后受到司城子罕的接待。他到子罕住处，看到南边邻居的墙挡住了子罕家的正堂，使之不能看远方；西边邻居家的积水要从子罕家庭院流过。工尹池很感奇怪，这样两件事怎么会发生在全国高级官员的住处呢？他问子罕，这是怎么一回事。子罕回说道：

　　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库，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召类》）

　　这段回话，不但说明了国相子罕在与邻居相处时，宁可自己不方便，也要照顾邻居们的生活和为他们提供方便，突出了国相子罕的高贵品质，为后代任高官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而且还说明了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以做鞋为业的手工业者，他家三世靠制鞋维持家庭生活，不希望因搬家而使宋国人不知到哪儿去买鞋，从而断了他家生活的出路。这是极可宝贵的手工业史的资料。

　　事例之十三：
　　该书用较多的篇章，如《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文，论述了音乐和律吕的产生、音乐的作用以及音乐与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在古代，儒家曾将它作为教学内容的“六艺”之一，用以教育人民，并对音乐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和探索。《吕氏春秋》也不例外，他在接受儒家的音乐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重申了音乐的教育作用，说：

　　（音乐）产生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日乐之为观也深矣。（《音初》）

　　将音乐的产生、音乐的作用，一层深似一层地讲得明明白白。如何通过音乐观志，作者在《本味》中记述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讲得更为具体。他说：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这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音乐佳话。音乐的作用太大了，它可以使人奋发，也可使人意志消沉，这完全取决于使用音乐的人。《顺说》一文中还记载了管子为尽快脱离险境回到齐国，曾用音乐使役人加快步伐的故事，这就是音乐魅力之所在。音乐这东西，“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古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吕氏春秋》花那么多篇幅来详加阐述，正透露了编著者的政治眼光。

　　以上十三项，仅举大要而已，读者尽可以通过原文去研究，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答案。

　　关贤柱
　　1995年8月1日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

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吕不韦为相期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他命门客“人人著所闻”，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这些著作最终汇编成了《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

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氵雍水。氵雍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

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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