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人口现状分析，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的原因有哪些？

导致我国中国境内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为主导的综合转型时期，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它既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致贫的因素，亦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影响，尽管各因素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影响度还在发生着相应变化，但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贫困问题，都将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文献资料和实     1.历史原因。中外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发达国家的贫困往往是现实原因导致的贫困，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却通常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导致新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那么，现阶段的贫困显然有着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影响，包括人口众多、决策失误、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和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户籍制度等等，造成了大多数农村居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而不能自拔，城镇居民亦因长期以来只领取低工资而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这些历史因素及其造成的贫穷后果均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得了的，尤其是观念、技能等方面的落后更是一个长期制约因素。如据有关资料，1998年在湖北农村贫困家庭中，有84.1％的劳动力仍以传统农业即种植业为谋生手段，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2.5％。（注：张在全、娄策贵：《湖北跨世纪扶贫战略研究》，载《统计与决策》，1999（6），11页。）再如以往水利建设中对移民生活的考虑就较少，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中国目前有300—600万库区移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注：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文版，44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贫困问题虽然有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过去数十年中城乡贫困的积累却促使了贫困问题更加突出，部分贫困人口仍然生活在历史的贫困之中。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历史贫困作为导致中国现实贫困问题的一个影响因素，在经历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后，其重要性正在减退，再过10—20年，历史贫困是应当从中国贫困问题致因中予以剔除的因素。     2.自然原因。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揭示过好地与差地的收益和地租的差异。对城乡居民而言，自然环境及相应条件的好坏，亦是制约其收入与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名单，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山区、 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其中有307个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大山区，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0％，如湘西、鄂西就是位居中国中部的湘、鄂两省的贫困地区；迄今仍未脱掉贫困县帽子的几乎均是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其中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地区尤其如此，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注：唐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34、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就贫困强度指数而言，1994年的宁夏为2.77％，河南为0.66％，广东为0.03％，（注：段庆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载《统计与决策》1999（6），22页。）宁夏是广东的92.33倍， 这种差距因为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愈快还在日益拉大。洪涝、地震、台风、火灾、病虫害等各种天灾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据统计，全国每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人数为2亿多人，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即使按1％的灾民生活困难计，每年也有200多万人因天灾陷入贫困。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从而是中国贫困问题的长期致贫原因。      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向来呈递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因国家施行的是重点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迅速扩大，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衡，这是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高、程度深、数量大的重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1545.93元，其中最高者安徽省1911.82元，最低者为内蒙古1259.46元；西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1714.85元，最高者为云南省2017.99元，最低者为宁夏1175.82元；由此可窥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密切相关。（注：尹世洪：《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34～36、19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因此，国家还应当将地区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被看成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4.家庭与个人原因。一方面，从家庭结构来看，单亲家庭，有残疾人、重疾患者、无养老金保障的老年人的家庭，往往经济负担较重，容易陷入贫困（在发达国家，单亲家庭往往成为政府救济或援助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从个人因素来看，孤寡老人和孤儿，残疾人，重症患者，受教育程度低者，或因无依无靠或因无工作收入或因收入极低，通常是贫困人口的基本成员。据统计，需要帮助的残疾人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全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注：郑功成、张奇林、许飞琼：《中华慈善事业》，13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民政部门1997年传统的社会救济对象（包括社会困难户，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无直系供养亲属的人员和60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等）为5856万人。（注：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193、179页，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编辑部，1998。）在乡村，仅五保户在1997年就达300万人，其中，得到集体供给的有200.3万人。（注：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193、179页，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编辑部，1998。）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1995年家庭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贫困家庭占全部贫困家庭的80.3％，与1990年相比，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贫困比重增长了14.1和11.3个百分点，从而表明了个人文化程度的差异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注：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载《城市管理》，1997（2）。）家庭结构的差异与个人情况的差异是任何时候都无法统一的，从而亦意味并因上述情况而导致的贫困现象不可避免，而政府在实施缓贫与济贫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而且亦应当考虑个人因素。     5.失业原因。劳动者在就业竞争中失败而被迫失业，意味着丧失了收入来源，失业者及其家庭可能因此而陷入生活困境。近几年来，随着国有经济的调整，中国正处于失业、下岗高峰时期。以武汉市为例，由于职工失业、下岗原因而产生的贫困人口已经成为该市贫困人口中的主体部分，在该市1998年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中，失业及下岗职工家庭成员占领取者总数的63％，其中7 个城区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下岗职工人数为13653人次（国有企业6007人次、集体企业为7646人次），占14.6％。（注：武汉市民政局：《关于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569号提案的回复》，2页，1999年7月7日。）可见，政府对城镇贫困群体的救助重点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即由传统的救济对象转移到失业、下岗职工家庭。值得指出的是，导致就业失败的原因并非只是失败者自身素质低，也有的是人际关系不良，有的是整个经济不景气导致裁员，有的则是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有的是因企业经营的失败（如破产、被兼并）等。因此，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城镇贫困人口群体的这种变化，将就业政策的调整纳入反贫困对策中，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将成为城镇最好的反贫措施。      6.收入分配原因。收入分配对贫困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业分配不公与分配要素发生变化两个方面。行业分配不公既体现在工资收入上，也体现在工资外收入上，金融保险等行业不仅工资收入高，工资外收入也高；涉外单位与部分股份制企业则可以为员工提供高工资待遇；而农、林、牧、渔、水利行业等则收入较低，导致部分职工及其家庭成员沦为低收入阶层，生活陷入贫困境地。二是财产所有权或资本、技术等作为新的要素进入分配领域，必然进一步拉大居民的收入差距，虽然资本与技术作为进入分配领域是时代要求和竞争、发展的需要，但一定时期内创造的财富总是一定的，拥有资本与技术者由此而出现收入急剧扩张效应，而只能凭劳动赚取收入者所分享的份额自然减少，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将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贫困问题的基本走势，这是应当引起政府重视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调控的。     导致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还有许多，如企业因效益不良而发不出工资或拖欠工资，一些亏损、倒闭企业的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得不到保障（如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统计公报，1997年年底全国共拖欠养老金30亿元（注：《中国劳动保障报》，1999—06—17。），家庭或个人投资失败而陷入困境，因家庭成员有不良嗜好如赌博、吸毒等沦为贫困，等等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
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
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
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
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
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
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
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
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
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
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
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
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
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
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
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
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
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
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
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
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
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
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
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
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
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
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
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
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
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
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
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
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
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
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
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
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
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
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
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
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
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
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
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
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
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
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
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进行了全面
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
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
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
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
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
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
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
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
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
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
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
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
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
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
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
问题。
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
损害
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
害,也对社会有害。
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
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
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
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
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
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
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
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
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
“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
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
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
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
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
口的一种社会排斥。
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
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
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
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
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
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
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
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
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
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
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
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
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
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
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
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
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
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
标准的触犯
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
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
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
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
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
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
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
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
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
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
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
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
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管理社
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为解
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
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
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
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
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
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
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
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
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
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
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
准则。
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
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
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
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
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
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
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
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
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
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
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
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
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
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
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
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
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
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
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
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
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
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
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
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
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
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
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
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
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
方案
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实施了一
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
即确保国有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离退
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
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
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
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
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
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
市社会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
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
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
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
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
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
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
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
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
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
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贫困地区的特征与贫困标准

（一） 中国贫困地区的特征
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和社会基础方面分析，中国贫困地区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1、 自然条件恶劣 导致中国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亚欧大陆，地势西高东低，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气候复杂多变。西部干旱少雨，南北气温和温度相差较大，跨越热带、亚热带和寒温带三个气候带。近海大陆多台风，内陆多寒潮，西北、华北多沙漠。南方雨多泥石流多，河流雨季洪水多。全国灾害气候多，旱、涝、冻、风、沙等灾害频繁不断。贫困地区多处于条件差的区域，主要在西北、西南，呈块状、片状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喀斯特等地区。这些地区或是干旱严重，降水量小又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表水渗透严重；或是高寒阴冷，有效积温严重不足，不适合第一产业农业的耕作；或是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大多数地区降自然条件外，都较为偏僻，远离经济中心地区，交通受阻，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按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衡量，相当多地区都被认为是处于人娄不适合生存的环境。

2、 资源缺乏，基础设施薄弱

--水资源短缺。中国贫困地区大多缺水严重。80年代中期，全国农村有2.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27%）、1.5亿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其中有8000多万人、6000多万头牲畜常年缺水，分布在贫困地区的就有70%。
--电力供应不足。1992年，全国有195年县的户通电率小于50%，有1389个县（占全国总县数的58%）户通电率低于95%，有28个无电县，有1453个无电乡、63120个无电村、1.2亿农村人口没有用上电。28个无电县中，西藏21个、新疆6个、青海1个。1.2亿无电人口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陕甘宁、豫东皖西、本峡、贵州、滇桂、川青、西藏等。这些全部都在中西部贫困地区。

--交通不便。贫困地区多数处于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我国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2/3以上，但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1/4。西藏至今还没有铁路，云南每平方公里只有铁路4.5米，公路170米。广大边远贫困山区，尚有一半至2/3以上的乡村不通公路，物资交流和商品输出十分困难。

3、 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太低

--与经济落后、增长缓慢相反，中国贫困地区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据统计，贵州自1949年至1987年的人口平均增长水平比全国高16.7%。河北省贫困山区1949年到1988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3%。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基本生存条件恶化，无法保证正常的营养供给，贫困地区群众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加上一些地区近亲结婚和水土条件造成的地方病，人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文化教育落后。贫困人口大多数居住分散、偏僻，办学条件差，教育设施落后，加之贫困户生活困难，无力支持子女上学，适龄儿童失、辍 学率较高，青、壮年文盲比例偏大。据1997年的统计，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达小学文化程度6.12年，其中文盲、半文盲劳动者比重高达21.9%，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1倍以上。

--卫生保健水平低。按UNDP1994年统计，我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在全世界108位。最能反映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水平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指标，前者全国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高出6-8倍，贫困地区则比发达地区高出20-30倍。后者中国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高出6-8倍，贫困地区则比发达国家高出20倍以上。

4、 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础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1993年国定贫困县人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在耕地中机耕面积仅占36%，有效灌溉面积31%，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和20个百分点；旱涝保收耕地面积则更少，1993年人均仅0.3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4.5%。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还使用竹竿、木犁和简陋的铁制农具进行劳动、耕作，广种薄收，有些地方甚至仍然沿袭"刀耕火种"的古老生产方式。

--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严重不足。1997年全国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105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国定贫困县累计财政补贴101亿元，县均1706万元。由于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贫困县无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贫困社区的公共设施、基础社会服务的低水平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二） 贫困标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农村尤其不发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目前和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贫困标准还只能是一个低水平的贫困标准。

中国贫困标准的计算方法

1、 综合国际和国内最低限度的营养标准，中国采用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人口贫困的必须营养标准。

2、 用最低收入农户的食品消费清单和食品价格确定达到人体最低营养标准所需的最低食物支出，作为食物贫困线。

3、 假设靠牺牲基本食物需求获得的非食品需求是维持生存和正常活动必不可少的，也是最少的。并根据回归方法计算出收入正好等于食品贫困线的人口的非食物支出（包括最低的衣着、住房、燃料、交通等必需的非食品支出费用），作为非食品贫困线。

4、 用食品贫困线（约60%）与非食品贫困线（40%）相加得到贫困人口的扶持标准。

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是1986年由国家统计局在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经测算算，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扶持标准206元，此后根据物价指数变动逐年调整。到1990年这一标准相当于300元，1999年为625元。

中国的贫困标准是一个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虽然这一标准与国际上通用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消费支出贫困标准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实事求是、可以帮助绝大数贫困人口在2000年底达到的解决最基本生存的标准。

谁要是多生崽谁他妈就是王八蛋！

费话!要是农村人都有钱了,谁来种田.

是地理考卷的问题吧．．．自己好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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