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的婚姻是怎样的呀？

史前时代的婚姻形式~

　摘要：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有不同形态的婚姻制度，从婚制的演变可以看出社会进化发展的轨迹。古代婚姻形态主要有媵妾制、转房制、掠夺婚，其产生及演变情形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古代婚姻；媵妾制；转房制；掠夺婚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69-01　　
　　我国古代婚制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从原始社会的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群婚，到氏族社会的对偶婚和最后的一夫一妻制，婚制的变化与风俗的形成反映了人类自身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但在实际生活中，在一夫一妻婚制的外观下，许多原始婚姻的遗风以各种形式残存下来，奴隶主、封建主始终都过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他们只娶一个嫡妻，而媵、妾却有几个乃甚一群。最突出的一夫多妻制就是媵妾制。　　
　　一、媵妾制　　
　　媵制起源很早，《尸子》中推测尧嫁二女于舜就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媵制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的一种过渡形式，即“与长姊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都实行媵制。据《仪礼·士婚礼》：“媵，送也，谓女从者也。”又《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载：“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嫡从。”意思是说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侄(侄女)、嫡(妹妹)随嫁，同时，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的国家也可送女子作为陪嫁，这些随嫁女子统称为“媵”。媵的身份比妻低、比妾高，介于二者之间，《诗经》中有几首诗就写到这种嫁女陪媵制。《诗·大雅·韩奕》：“韩候娶妻……诸嫡从之，祁祁如云。”这是说韩侯娶妻，妻子的妹妹也陪嫁而来，“祁祁”，众多貌，陪嫁的妹妹多如云，可见媵的数量之多：《卫风·硕人》讲齐庄公的女儿庄姜嫁到卫国的情形，诗中“庶姜孽孽”就是说一群陪嫁的齐国姑娘都打扮得很漂亮。
　　在婚姻发展史上，媵制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特有的婚制，是远古群婚习俗的遗迹。进入战国，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嫁女陪媵制随之没落，但陪送侍女丫环、妻死妹续弦等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这可以说是媵制的一种演变。
　　妾制的出现比媵制稍晚，妾的名称最早见于《礼记》。据《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妻子是经过正式聘娶仪式明媒正娶的，纳妾则不拘礼数，因此妾常遭受社会歧视，“父母国人皆贱之”。既然无需正式聘娶，那么妾的来源就多种多样：可以是买来的贫家妻女，可以是家中的女仆或家仆的女儿，可以是战争中掠夺的女俘，可以是罪犯的妻女，也可以是亲朋所馈赠的“礼物”。《汇宛》：“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礼记·坊记》郑玄笺：“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可见妾的地位不仅比正妻低，而且比媵也低，她们是奴隶主、封建主的妻子群中地位最低的人。后代的宫女、富家的姬妾都是先秦妾的余脉。　　
　　二、转房制　　
　　转房制，又叫收继制，指子弟在父兄死后，娶庶母及嫡嫂为妻的婚制，该婚制是“夫兄弟婚”、“妻姊妹婚”的残余习俗及一夫多妻制的变相形式，是氏族社会群婚制的遗迹。转房制在后世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淫秽乱伦行为，法律绝对禁止，犯则处以极刑。然而在先秦时期，这种婚姻实不鲜见，在儒家典籍中不乏其事。如嫁给晋文公的怀赢，曾先嫁怀公，妻从夫谥，故称怀赢：穆公又纳于重耳，重耳为怀公之叔，这是叔侄间的转房。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舞)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子元是楚文王之弟，哥哥死了便去诱惑嫂子，虽遭拒绝，却也不以为耻。
　　“烝”“报”是春秋时期流行于各诸侯国统治阶级中的转房制遗俗的一种。“熏”是父亲死后，儿子娶其妾、媵为妻；“报”指伯父、叔父死后，侄子娶其妾为妻。《左传》中记载：夷姜是春秋时期卫宣公的庶母，而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还是这个卫宣公，先是烝了庶母，后又占儿媳宣姜为妻，宣公死后，他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顽又烝了宣姜，并生下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等子女：齐姜，是晋武公妾，晋武公之子献公“娶子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这些在当时都是公开进行，燕报所生子女有的还成为国君或国君夫人。
　　从汉代到清末，转房制一直不绝于史，古代游牧民族中尤为盛行。西汉的匈奴、西羌、乌桓，宋代的女真族，元代的蒙古族，都实行这种婚制。我国西南地区的怒族、彝族、佤族、独龙族、阿昌族、苗族和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也都较长时间地流行过这种婚制。　　
　　三、掠夺婚　　
　　“掠夺婚”又叫劫夺婚、佯战婚，是以掠夺的方式来达到成婚目的一种婚姻仪式。该婚制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原始氏族成员由男从女居转为女从男居，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而掠夺婚就是完成上述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
　　掠夺婚主要盛行于奴隶制时代，是假劫真婚，《易经》爻辞中的“匪(非)寇，婚媾”意思是说：不是来抢劫财物，而是模拟战斗，缔结婚姻。在这里，劫夺只是假抢、是佯战、是形式，并不是攻杀劫妇，成逼成婚，这与奴隶主把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女俘杀掉或纳为妾不同。《仪礼·士婚礼》规定，男方“亲迎”要用全副的黑色装备(“载鬼一车”)就是受到劫夺婚的影响。魏晋以后，我国爨族依然实行掠夺婚制。唐代是我国各民族的大融合时期，掠夺婚被当时婚仪所吸收，成了“坐地安帐(也称‘青庐’)”、“下婿”、“弄妇”等节目。
　　清人桂馥的《黔南苗蛮图说》用插图和文字对贵阳、都匀一带少数民族的掠夺婚作了形象化的记叙。在夺婚前，青年男女已约定时间、地点，但在男子掠夺时，女子还要装出呼救姿态，通知家人和邻里营救，男子则带着伙伴设法逃走，或把女子拖走，再派媒人正式向女家求婚。由此可见，掠夺婚在举行仪式前，男女已有爱情关系，而不是男子强迫女子。直到解放前，我国云南的景颇族、傈僳族和傣族都实行掠夺婚。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掠夺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总之，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多种婚姻形态，除了媵妾制、转房制、掠夺婚，还有聘娶婚、买卖婚、交换婚、入赘婚等等。自从阶级社会产生后，这些婚姻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了男性支配婚姻的色彩。

刀耕火种；野合；氏族公社。

　　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对婚姻家庭的演变作过专力研究。他对人类婚姻的演变作了如下的梳理，首先是处于乱婚状态的人群；其次是以群婚为基础的血缘家庭取代了这种人群；再次是普那路亚家庭，实行的是两个集团间的通婚；接着由群婚制过渡到对偶婚制，它以单偶婚姻为基础，但不是排他性的同居；最后由对偶婚制过渡到专偶婚制，此即一夫一妻制。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吸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的家庭婚姻变迁与人类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就其发展轨迹作了精要地概括：“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以上述论述为参照，中国古代婚姻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原始群婚
　　原始群婚是人类祖先实行的一种两性偶合的关系，它出现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当时，“其民聚生野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人们群居野处，既无固定的配偶，两性交往也无任何习俗和理性的约束，因此不可能构成家族。男女无别，媾合无禁，两性关系纯任自然。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就保留着有关神奇诞生和异类婚配的传说，例如《帝王世家》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窖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诗经?商颂》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述。这些奇异诞生的传说，应是远古时代杂乱婚姻的曲折反映，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推断的：“黄帝以来五帝和三皇的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
　　二、血缘婚
　　随着原始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原始人生活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学会了火的利用，于是，“原始集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在血缘家族内部，开始产生婚姻禁例，即排斥亲（父母）子（子女）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兄妹）发生两性关系。这种同辈血缘婚制，在中国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南蛮传》记述了高辛氏之女和盘瓠结合，生育六男六女，其子女相互婚配的传说。《风俗通》中说女娲是伏羲之妹，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两尾相交”亦即夫妻的象征，表明女娲、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对偶神。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兄妹通婚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如苗族的《伏羲姊妹制人烟》、彝族的《梅葛》、布依族的《姊妹成亲》、壮族的《盘古》、纳西族的《创世纪》中，都有兄妹通婚的记述。这类传说虽多主观虚构的成分，但反映的却是原始社会血缘婚的普遍现象。
　　三、伙婚
　　伙婚又称亚血缘婚，伙婚制家庭亦即普那路亚家庭。伙婚与血缘婚的最大区别，在于两性关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禁例，既不准亲兄弟姐妹发生婚姻关系。伙婚制的特点是，一群兄弟和不是自己姐妹的另一群女子通婚，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男女之间互为“亲密的伙伴”。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一次娶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为妻，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窥见伙婚制下姐妹共夫的特点。
　　伙婚制的出现，较之于血缘婚取代原始群婚，意义更为重要。由血缘婚发展到伙婚，自然选择的原则起了主要作用。以自然选择取代血亲婚配，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显著提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摩尔根的话说：“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 古代中国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有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的认识。伙婚制的历史作用，还在于促成氏族制度的萌芽。由于有了兄妹间乃至旁系兄妹间的婚配禁例，任何男子和女子都必须到别的血缘集团去寻找自己的配偶，所生子女归女系集团，最终导致母系氏族的出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
　　四、对偶婚
　　对偶婚的特征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形成的一种不牢固的夫妻关系。较之于群婚，它是个体婚；较之于一夫一妻的专偶婚，它又是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夫妻关系。它是由群婚到专偶婚的过渡，所生子女仍然归属母系。
　　对偶婚制产生于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的交替时期，它的出现首先在于原始经济的发展，使剩余产品可供分割和交换。其次在于亲属通婚的限止日趋广泛，人们已难维持群婚或伙婚等方式，“妇女也就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构成对偶婚的方法大体是，由母亲议婚缔结婚约，通过物品交换达成婚配，或以武力到别的氏族抢夺配偶。因此对偶婚的双方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由于男子在野蛮时代的战争中大批死亡，导致女姓过剩，而男子在家庭内部又承担着获取食物的主要责任，这都使男子在对偶婚的形式下，仍享有多妻和偶然通奸的特权。对偶婚双方的离异不受氏族习俗的约束，其婚姻关系是不牢固的。
　　由伙婚制发展到对偶婚制，又萌生出新的社会因素，在对偶婚家庭中，除亲生母亲外，已有可能确定亲生父亲。其次，男子在生产劳动中所负责任的日趋重要，使之在家庭经济中渐占主导地位。丈夫地位的实际提升与母权制发生前所未有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按男系来计算世系，这就导致废除母权制，确立父权制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男子在家庭中跃居主要地位，便发生了父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这一形式是对偶婚制家庭向专偶婚制家庭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到了对偶婚制后期，劳动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个体家庭已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工具和产品逐渐变为私有，又促成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从而“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家长制家庭和私有制的萌生，必然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婚姻家庭，即由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来取代对偶婚制家庭，这一新的婚姻家庭，已孕育于对偶婚制的后期。
　　五、专偶婚
　　专偶婚俗称一夫一妻制婚姻。专偶婚制的确立，是以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指出：“导向一夫一妻制的动力是财富的增加和想把财富转交给子女，即合法的继承人，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后裔”，因此，“结婚的主要目的即是生育合法的子女”。在专偶婚家庭中，妻子、财产及子女均为丈夫私有，妻子的职能主要是生育子女，延续父权世系。
　　专偶婚制自其产生之时起，就表现出男权至上的特点。就夫妻地位而言，由于丈夫取得了家庭经济的支配权，因而也就获得了对妻子的统治权。《礼记?郊特牲》说：“男帅女，女从男”，谚语云：“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这些都是妇女卑下地位的写照。就婚姻关系而言，专偶婚较之于对偶婚要牢固、持久得多，在通常情况下具有不可离异性。儒家从伦理角度强调夫妻关系的恒久性，所谓“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礼，始于谨夫”
　　从婚姻进化的角度看，以“恒”来荡涤对偶婚制遗风，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夫一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早在周代，天子的妻妾就数量惊人，据《礼记 ? 昏义》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整个封建社会，贵族官僚一般都拥有众多妻妾。就亲属关系而言，专偶婚的确立使亲属关系明晰而完整，血亲、姻亲、嫡、庶等关系都清晰了然，从而形成以父系家长为线索的宗亲网络。
　　由原始群婚发展到专偶婚，是古代社会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恩格斯指出：“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随着婚姻纽带连结范围的缩小，婚姻礼俗反而趋于繁复，并逐渐形成条文规定。

父系、母系氏族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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