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 老舍 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社会
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虽然通篇妙语如珠，十分诙谐风趣，但其主题严肃，结构极其严谨。这是一部为三个时代（清朝、民初、国民党统治）送葬的剧作，它为旧社会唱出一阕怆凉的挽歌。自然，为垂死者唱挽歌和迎接新生儿的降生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茶馆》在反映了三代反动统治的继承性的同时，也暗示了以康大力为代表的青年一代革命者必将取得胜利，人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这些迎接黎明的人，这是《茶馆》原作者的苦心所在。而影片《茶馆》在体现原著精神的时候，以生动的银幕形象，显示了一个人生真理：对待生活，斗争比妥协（逆来顺受）有出路；“改良”是一条死胡同，革命则意味着通向阳关大道。《茶馆》主人公、“裕泰”的掌柜王利发（于是之饰）的生活道路，就为这条真理作了注释。 老舍先生笔下的裕泰茶馆是浓缩了的旧社会，通过这个不大的横断面，人们可以看到那早已逝去的三个时代里的芸芸众生的种种活动：他们或浑浑噩噩，蝇营狗苟，为名为利，为非作歹；他们或忧国忧民，心怀大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理想，但又找错了出路与方向；也有人明哲保身，但求苟活，却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得鼻青脸肿。而更加引起人们同情的则是子继父业的茶馆老板王利发，他为求举家温饱，在时代的变迁后面亦步亦趋，紧跟不舍。他怀着心中的郁悒，时刻对顾客和大大小小的权势者唯唯诺诺，笑脸相迎。到头来，这位处处妥协的聪明人和“骨子里的老实人”，却弄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在他潦倒的暮年悬梁自尽……。无须多加引申，王掌柜的一生所给人的启示，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个人命运的范围。
如何评价老舍的《茶馆》？一个百年老茶馆,揭示半世纪旧中国社会
《茶馆》展现了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数个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
《茶馆》，中国话剧名，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剧中故事全部发生在北京城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汇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话剧《茶馆》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不朽的名著，三幕话剧剧本，1957年完成；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排，焦菊隐、夏淳导演，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黄宗洛等人主演，全剧以老北京一家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向人们展示了从清末到抗战胜利后的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
凭借塑造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反映其"葬送三个时代"的主旨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对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他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入手的角度，并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没有运用中心情节和贯串全剧的冲突——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注：《座谈老舍的〈茶馆〉》中李健吾的发言。《文艺报》1958年第1期。)的创新形式。众多的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其中，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串全剧。他们的性格、生活道路各不相同，“旗人”常四爷耿直，“一辈子不服软”；秦仲义办工厂，开银号，雄心勃勃；掌柜王利发则“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但最终都走投无路，为自己祭奠送葬。“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剧中的悲凉情绪，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意。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新旧社会对比既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他对于“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他对普通人的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含泪的笑，使这部作品，接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
如何评价老舍的《茶馆》？一个百年老茶馆,揭示半世纪旧中国社会
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流氓特务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人民对水深火热、灾难深重的社会反抗的时代。
封建
茶馆 老舍 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社会视频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