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清的重要事件

张作霖的事件~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辽宁省盘锦市）人，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首领，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父亲。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1928年6月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瞭望。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炸车后不久，日本人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6月16日，1万8千余名日军士兵又在沈阳城南演习，竟然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暴露其占领东北的图谋。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

开办纯益缫丝公司
1918年9月10日，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政治势力不断扩大。金融自“一二大洋券”发行后，挤兑之风也稍有缓和。是年11月，刘尚清以奉票25万元在奉天大北关开办“纯益缫丝公司，生产花素绸和纯丝。”1919年6月，张作霖的亲信孙烈臣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孙烈臣于赴任前在奉天同张作霖商定黑龙江省重要文武官员的人选问题：起用丁超为督军署参谋长，袁金凯为秘书长，宋文郁为全省警务处长，刘尚清署理财政厅长，网罗奉系文武官员，组成黑龙江省新班底。8月，刘尚清辞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暂代其职。9月24日，刘尚清被派往黑龙江省署理财政厅长。1920年兼鹤岗煤矿公司总办。6月5日任黑龙江省财政厅长兼任吉林永济官银号总办。1921年5月免去黑龙江省财政厅长职。
复出任东二省官银号总办
张作霖随着政治权势延伸到东三省全境，愈感到财政金融混乱造成的危害再不能继续下去了。为进一步巩固其统治，扩大地盘，有必要改变原有钱法各自为政的局面，遂设立一联合金融机构，使金融灵活变通。故于1922年1月筹建东三省银行，行址设在哈尔滨。11月委任刘尚清兼该行总办。1924年初，刘尚清提议再次发行“一二大洋汇兑券”，却遭到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于冲汉的反对，遂之于又提出辞职申请。7月，为统一东三省币制，东三省官银号又将东三省银行、兴业银行合并，增资奉大洋两千万元。刘尚清复出任东二省官银号总办。
在第二次直奉战前，“潘复在经济上同直系关系相当深，在直奉掌握财政时，安插一些人势力，暗中左右一切。直系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败北后，潘复又帮助直系拉拢奉系权要人物，如介绍刘尚清等奉系得力人物参加德兴盐务公司，　以保全直系经济力量。”1925年刘尚清任奉天商埠局局长，9月兼任中东路督办。
奉天省长兼领财政厅长职
1926年3月10日，张作霖准奉天省长王永江辞职，派莫德惠接任财政厅厅长，暂任代理奉天省长。9月23日，刘尚清辞去中东路督办职，于冲汉继其后任。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成为北洋政府末代最高统治者。潘复受命组阁，刘尚清出任潘内阁农工商总长。同年10月3日，张作霖特任刘尚清署理奉天省长，与莫德惠的职务对调。至此奉天才有正式省长。刘尚清以奉天省长兼领财政厅长职，遂即返奉走马上任。
刘尚清既到任，政务厅长王镜寰乃辞，易以关定保协助刘尚清治理金融财政。关乃辽阳人，旧时为王永江所赏识。刘尚清还派张之汉、李友兰、孙祖昌、吴恩培为省公署参议，皆一时奉天省所谓名流，多为东北金融界刘之旧部，参与谋划要政与决策，驾驭起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刘尚清任省长兼财政厅长，可谓受命于张作霖统治走向没落、财政金融危难之际，遂施行其金融之熟练手法。首先整顿金融，“以不兑现纸币大量收购土产换现。”并下令，限制私立银行钱号不能大宗收购粮食，以便集中于官府经营。同时刘尚清还在税目上增设附加，其最不得人心的要算筹济局的设立，但未能起作用。金融一度平稳，奉票比现洋由二十七、八元回到十九元。
任东大校长
1927年11月1日，王永江病逝于金州老家，依例刘尚清应兼领东北大学校长，成为东北大学第二任校长。刘尚清接任东大校长后，即以同乡冯广民代替吴家象为东北大学总务长。并将文、法、理、工四科改为四个分院，以省公署第四科主任、留美文学学士周守一(又名周天放)为文学院院长；以商务印书馆奉天分馆经理、留美法学硕士藏启芳为法学院院长；以留美工学博士孙国封为理学院院长；高惜冰为工学院院长；杨王桢仍任工厂厂长。刘尚清的治校方法与王永江大相径庭，曾引起许多师生的不满。
刘尚清主政东北金融有年，可谓行家里手，长奉天省之初，财政金融一度出现平稳趋势，奉票比现洋换算已差十余元乃至二十余元，因此进一步采取措施，先禁各私立银行钱号倒空买粮，并严令各机关存款一律送存官银号，一面下令官银号酌情兑现。刘尚清深知，凡此种种皆治标之策，欲求金融根本稳定，势必筹治治本之良方，其良策在于裁军息争缩减军费也!
筹划安排军费开支
张作霖穷兵黩武，军费向无定数，更不受预算限制，举兵十余载，向无预算可言。刘尚清当政省长以来，月军费约需现洋七百五十万元，年军费需现洋九千万元。此款政府并无着落，币制很难维持，金融紧迫万分。为渡过财政危难燃眉之急，刘尚清遂于1928年3月7日，“下令增加地亩税，上等地每亩由现洋一元四角增至三元六角；中等地每亩由-元增至二元四角；下等地每亩由六角增至一元四角。”刘尚清以理财家之理想认为，军费必须有定数，并纳入财政预算，方可求得财政根本解决，军费现需数目过大亦必缩减。于是，3月中旬，刘尚清偕官银号总办彭贤赴北京谒见张作霖，力陈应裁减军费，并将其纳入政府预算；还张罗借款三千万元为金融之急救。张作霖对刘尚清此举非常不满。为此刘尚清在北京守候了四十六天之久，经过激烈争执，张作霖始将军费压到每年现大洋五千万元。尔后刘尚清又与北京政府磋商救济奉票办法，“决定以二千五百万元为基金‘整理’奉票。其中东三省自筹二千万，向中、交两行借五百万。”刘尚清方带着张作霖手签呈文回奉交科办理，大家为之高兴，认为财政总算有了办法。刘尚清由京返省之日，各界知道军费已定，借款也有成议，奉票兑现洋一元兑换奉票二十六、七元提价到十九元，钻营投机者因此倒闭甚多。
刘尚清筹划安排每年五千万元大洋的军费开支，首先由奉天省库拨款一千五百万元；其次由东三省盐运使盐款项目下拨二千五百万元；再次由吉林省拨六百万元，黑龙江省出四万百元，凑成此数。措施虽行，然军费终不能节减，且战事频繁有增无已，公文定案于纸上，空谈终不能约束张作霖。由于军需不能节减，乃别筹抵补，遂设东三省临时筹运局，以张志良为督办筹款济军。筹济之道多端，甚至种鸦片、争彩票。经过刘尚清的努力，金融稍有好转，奉票与现洋比由二十七、八元回到十九元。但由于时局日趋恶化，再加上日本人提出铁路问题，日本侨民与中国居民杂居问题，威逼太甚，仍不能挽救整个颓势。
张作霖于1928年5月9日通电求和无望，又于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表示撤军息争，退回东北闭关自保。奉天省长刘尚清于同日对铁路沿线各县发出密电，通知沿线各地，事先妥为警备，毋稍疏懈。6月3日晚，张作霖悄然离开北京，4日晨，回奉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刘尚清、张景惠等在那里迎候，并说明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站等候。张作霖同迎侯人员招手后，专车继续前进，只有张景惠上车同行。晨5时45分，回奉专车行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的三洞桥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张作霖被炸身负重伤，吴俊升当场身亡。张作霖经温守善等人抢救抬上宪兵司令齐恩铭的汽车上，急驰帅府。参议长藏式毅、省长刘尚清在帅府二门迎接。张作霖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殒命。张作霖之死完全是日本人的预谋，其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更阴险的用心在于“乘列车爆炸和张作霖之死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一举占领奉天后，建立傀儡政权。”因此，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在奉天及北宁路沿线制造了一系列寻衅事件。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东北各界都议论纷纷，忧虑将有战事来临。奉天当局已识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留在奉天的头面人物，省长刘尚清、参议长藏式毅，对这一突发事变，没有惊惶失措，而是小心谨慎地应付逆来之横事，使得日本军警想寻隙也找不到借口。当时奉天并没有一点混乱现象。省长刘尚清和参议长藏式毅商议决定派奉天兵工厂几个俄国籍工程师会同地方军政官员，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同时由刘尚清、藏式毅等作主一面佯称张作霖受轻伤，严密封锁消息，密不发丧；一面急促张学良返奉。尽管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町野顾问千方百计以探病为由，要亲视张作霖的伤势以探明虚实。刘尚清仍固示镇静，回答：“大帅精神很好；饮食喝牛奶。”日本的松井、本庄繁、荒木等人也频频前来探视，刘尚清也都如此回答。“刘尚清在省署宴请日本要人，参加午餐会的如林总领事、内田领事、河野副领事及守备队长，地方事务长，上井原顾问等互相联欢盛极一时。”刘尚清并在宴会上发表演说：“愿中日两国继续‘亲善’，勿因无根之言，致生疑虑”以此来稳住日本人勿起歹意。同月，“刘尚清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改悬青天白日旗，服从国民政府，望勿对东三省用兵”，在电文中申明大义，避免此时发生兄弟阋于墙之不快事情，让日本人得利。刘尚清等人在千钧一发之时，不得不导演的一幕病榻乔装的悲喜剧，居然瞒过日本人的耳目，使日本关东军一直弄不清事情真象，因而不敢轻举忘动。经此危疑震撼妥善安置之后，才宣布父死子继，终于渡过了这一危难。
战乱之中
刘尚清“言行有板有眼，待人彬彬有礼。处事最稳健，颇具‘孔明一生唯谨慎’之长处；更以精明著称，洞悉独善其身的哲理，有时则被视为过于持重，每置身于毁誉之间，亦或未始不是几度出抚入阁的契缘。”刘尚清在皇姑屯事件后能折冲樽俎间，应付时局，就是一段颇具机智的得意之往事。
1928年6月17日，张学良返抵奉天，18日奉天宣布张作霖死耗。20日，张学良通电就任奉天督办，刘尚清辞去省长职。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7月19日成立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袁金凯副之，张作相、刘尚清为委员。东北保安委员会任命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长，刘尚清辞去东北大学校长职。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决心息兵罢战，集中全力建设东北。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在整顿军事的同时，积极进行理政建政工作。为加强统一领导，东北保安委员会于1929年1月9日改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其委员有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莫德惠，刘尚清则被聘为委员。刘尚清也是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东北政务委员会11名委员之一。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改旗易帜，刘尚清代表东北方面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任委员。1929年1月10日，奉天发生惊人的内变，即所谓枪杀杨常事件，东北元老张作相对这椿既成事实的血案，自皆无言叹息，终以“叛变”罪加诸死者，此举亦不无杀鸡警猴的镇压作用。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如“元老刘尚清已感不安，曾谓急去汤岗子数日避避锋头”实际并未多所株连。
1930年4月，蒋、阎、冯，桂中原大战爆发，手握重兵雄踞关外的张学良有举足轻重之势。各派代表云集沈阳，对张学良进行拉拢，张学良尚举棋不定。6月间，东北军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一次高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应付时局的问题，当时分为三派；以张作相为首的一派人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与蒋介石合作，刘尚清尤为赞成这派人的主张；以万福麟为首的一派人主张静听张学良的主张，本人并无独立主张与见解。
1930年12月，刘尚清就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是时任各部部长中唯一的东北人。1931年“6月兼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8月兼救济委员会委员；9月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2月连任国民政府委员，免内政部长职。”
刘尚清是东北的要人，平素喜谈矿利，又与张氏父子情投意合，张学良约其一同办矿，东北矿务局自承办复县复州湾煤矿，刘尚清就参与其事，并担任复州湾矿业公司挂名董事长 (刘系挂名，不曾投资)，之后便成为矿务局的重要成员之一。矿务局长王子文遇事经常就商于刘。若后来计划筹建的东北矿务有限公司如能成立，刘尚清当居仅次于张学良的位置。“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知道河北金矿储量甚是丰富，为大利所在，遂找刘尚清、王子文谋之创办冀北金矿股份有限公司，开采金矿。张学良出任冀北金矿公司董事长，刘尚清副之。
1933年5月，刘尚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1934年1月，张学良归国后，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在武昌立即召见东北军要员，先后来武昌会见的有李杜、鲁穆庭、刘尚清、荆有岩等，谈话的内容是东北军的南调和训练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为整理关内边业银行业务，在天津另设总行。由于经营范围缩小，取消了总裁制，改为经理制，派长芦盐使荆有岩兼任边业银行监理，韦锡九为经理，共负全责。斯时，边业银行资金所余无几，力量很弱，韦锡九建议张学良应向住在关内的东北人士募集一些役金，遂在1936年成立了董监会。此时边业银行又以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举刘尚清为董事长，张学良、王树玲、张作相，于学忠、马占山、高纪毅等九人为董事。
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后，便失去了自由。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使东北军失去了重心和凝聚力。在营救张学良的方式上东北军内又形成以少壮军人为首的主战派，　以老一派军人为首的主和派。两派在营救张学良将军的方式上意见分歧相持不下，最后竟兵戎相见，酿成少壮军人盲目狂热的行动，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的悲剧。事件发生后，东北军被瓦解，三位一体遭到破坏。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缪激流、刘多荃等人对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发生了动摇，竟放弃甲案，接受乙案。于学忠按南京指示，曾电留平津的东北人士，征询意见并希望推代表，和西安代表何柱国军长同赴溪口晤张以决定甲、乙两案取舍问题。东北人士在天津王树翰宅邸会商，参加者有张作相、万福麟、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常、汤玉麟、刘翼飞，胡毓坤、陈兴亚、高纪毅等，这些人都被视为保守派。会上，首先由王树翰报告于学忠电文，之后，万福麟就甲、乙两案抢先发言，力主接受乙案。大家都赞成万的意见，并公推王卓然、田雨时为代表赴南京。继而驻西北的东北军六位代表去溪口谒见张学良后，又有东北元老刘尚清、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王树常前往溪口晤张。
东北军经过“二二事件”的内乱，一些高级将领对留驻西北维持原来商定的和平方案产生异议，互不信任，意见分歧。特别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缪激流、刘多荃，根据自己的意愿，符合蒋介石的阴谋，放弃甲案，接受乙案，部队全部东调。可东北军撤出陕甘以后，由于蒋介石自食言肥，唆使某些安徽籍人士的反对，乙案亦未实现。致于所传江苏省主席、豫皖绥靖主任由东北军将领出任，因刘峙致电蒋介石，不应奖励叛变而罪有功，遂皆取消，改任于学忠为淮海警备司令。后经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的奔走呼吁，南京政府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所统率的部队只有他的51军；王树常为豫皖绥靖副主任协助刘峙工作；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帮助顾祝同工作；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以便妥善安置东北流亡关内人员以及东北军政人员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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