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新马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有什么作用？第二，如何看待海外华人文学的中国想象？

1外国评论家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文学有什么评价？~

2、高尔基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内；当时诺贝尔文学奖来中国询问鲁迅和胡适的意见时，均被否决，认为当时的新闻学尚不成熟，因此没有评上。 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决他们的文学成就。3、中国的历史很发达，因此在古代中国早期 诗歌和历史已经分化，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诗歌也就不能像西方那样承担记录本民族历史的任务。因而在汉民族文学史上就没有出现长篇史诗，但是少数民族还是有滴，比如说《格萨尔王传》《江格尔》《阿斯玛》4、根据诺贝尔遗嘱，在评选的整个过程中，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 　　遵照诺贝尔遗嘱，物理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理或医学奖由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评定，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出。经济奖委托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每个授奖单位设有一个由5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该委员会三年一届。其评选过程为： 　　——每年9月至次年1月31日，接受各项诺贝尔奖推荐的候选人。通常每年推荐的候选人有1000—2000人。 　　——具有推荐候选人资格的有：先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特别指定的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评委会特邀教授、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奖）、国际性会议和组织（和平奖）。 　　——不得毛遂自荐。 　　——瑞典政府和挪威政府无权干涉诺贝尔奖的评选工作，不能表示支持或反对被推荐的候选人。 　　——2月1日起，各项诺贝尔奖评委会对推荐的候选人进行筛选、审定，工作情况严加保密。 　　——10月中旬，公布各项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 　　——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天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分别隆重举行诺贝尔奖颁发仪式，瑞典国王及王后出席并授奖。5、建议阅读莎士比亚传记6、这个非评选产生，是文学史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得到各国别文学的共同认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如莎翁、托翁（托尔斯泰）、歌德等人。这些人在多种体裁上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7、文明是指以出现文字记载开始为标志的，他们并非文学成就不高，只不过现代文学的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带有西方文化的特点，四大文明古国都曾经出现过灿烂的文学，比如的埃及的亡灵书，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戏剧和史诗《摩柯婆罗多》《罗摩耶那》和早期的佛经著作等，古中国的诗歌。8。接受了，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象派和庞德的诗歌就明显收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寒山诗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歌的精神领袖。还有宇文所安对唐诗的研究。等等9、主要是受后来汉代儒家的诗教理论“温柔敦厚”的影响，极力限制和排斥对感情的直接抒发，所以正统的文学史当中爱情诗被认为是熟词艳曲不受重视，但中国古代还是有很丰富的爱情诗歌，比如诗经 汉乐府 南北朝的民间诗歌和宫体诗，李商隐的无题诗，宋代的婉约词等。10、不能说没有大师，历史上很少出现以散文体裁为主的创作家，散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如小说和诗歌戏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散文大师，如培根、蒙田等。

这个仅供参考吧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股股的“西洋风”也开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仅汉语里多了很多的音译词，例如“摩登”，“可乐”等等。过西洋节也成了卷过上下所追逐的时尚风气，就拿眼下的圣诞节来说，各家店铺把小店装饰的五彩斑斓，各种搞促销活动接踵而至，各大高校呢，就开始准备各式各样精彩的活动，情侣们纷纷上街，学生们欢天喜地。这些现象通通都反映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渗透力。那么西洋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向中国开始渗透的呢？它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热衷于过西洋节呢？下文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的影响在汉代就开始了，当时的罗马帝国就与中国的东汉王朝开始了交往，这种交往的途径就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以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更加的频繁，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的传入，当时***在中国称作“景教”，教徒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渗透。但到了唐朝晚期，军阀混战，***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没落。第二次渗透，是元朝。当时因为蒙古帝国的影响力，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他的《东方闻见录》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成为西方垂涎的伊甸园从此开始。第三次渗透是在明末清初，时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开始向中国推广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及先进理念，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可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所传达的东西，中国继续沉眠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等到了第四次渗透，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了，中国开始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四次的渗透初期仍是外国人通过传教向中国人灌输西方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思想，但到了后期，一批批爱国青年成为了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主力军。第五次大规模渗透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深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开始喝可乐了，中国人开始关注好莱坞了，中国人喜欢上NBA了，中国人爱上过洋节了，中国人的水平要用英语来衡量了，可见，第五次渗透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前四次的渗透，因为，它已经彻彻底底的征服了这个民族。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那么西方文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我认为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二才是外部文化的原因。为什么说我们自身的原因是第一位呢。我们还是要从历史方面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分化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激进派，一个是中间派。保守派主张一成不变，继续走老路子；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间派则认为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强国御侮。一开始中间派掌权，开始推行所谓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中间派不足以改变中国现状。于是激进派开始上台，发动了所谓的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逐渐唾弃。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尤为严重。由于长期对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的轻视，使中国人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精神空缺及文化满足上的空虚。恰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那种多样性及多彩性，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所以普遍被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所接受，并迅速扩展开来。从西方文化自身的原因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非常讲究的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给中世纪昏暗的文化注入了多姿多彩，优雅的元素，于是诞生了莎士比亚，达芬奇等一大批天才文艺作者。并且西方文化宗教气氛浓厚，所以又给西方文化披上了一层神圣神秘的外衣。这些原因都给严重缺乏文化寄托的中国人强大的新鲜感。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就了中国目前洋文化流行的局面。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这股越来越激烈的“洋流”呢？有些人认为应该全盘抵制洋文化，去年不是有十几个名牌高校的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么,就是全盘抵制的具体表现。一些国家就非常的注重自己的本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抵制情绪，比如法国，法国人对于英语的渗透伤透了脑筋，并且经常制造一些法语词汇来取代英语的单词。但是大部分人对洋文化的涌入还是抱着理解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在不断融合中产生的文化，所以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举个例子，外国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少有国家境内流行着数种宗教而不发生冲突。中国就不一样，境内有佛教，***教，道教，并且教派也不是单一的，就拿佛教来说，既有禅宗又有密宗，但中国就没有出现教派冲突。还有，中国人信仰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即信菩萨又信神仙，信仰的杂糅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西游记》里道教神仙系统与佛教神仙系统的交流。这在外国的文学作品里是极其少见的。所以包容性使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所以我认为，面对滚滚而来的洋流，我们应该包容接受，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在保存传统文化和对待西洋文化上，日本人就做的非常好，因此我们应该像日本学习如何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近些年来，韩国利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将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申报为韩国的文化遗产，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所以我们在接受洋文化时不能舍本逐末，让我们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我们手里旁落他家。振兴民族文化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所在。

20世纪西方文学对于以往文化和文学的压缩以及对于未来文化和文学的开拓 ,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作出了现代性文学与文化模式的参照。 2 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性品质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造 ,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改造。延伸至 2 0世纪后期 ,西方对于文学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 ,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富于整体性的和反思性的启示。文学单一的历史倾向和文学单一的文化品质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遭到破坏 ,它将使人们从文化的整体角度来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以思考 2 0世纪中国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文化形象



这个应该更适合你的需要

一、从文学到历史的重叠
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思考，引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现代性本身相对于传统性而言，但它意味着很多悖论，它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现代的，又是古典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改写，它经过了专门性和职业性以及不同人文精神的过滤，被中国文学作品模仿后而再次被改写。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可能完全被加以改写。这种对现代性的改写产生了中国文学自己的现代性，如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与先锋历史小说的中国式追求和古典化内容描写。直接作为文化因素介入中国文学、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外国文学，与被模仿而改写的外国文学作品，都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影响，而它们自己又是这种文化历史的一种表现。
现代性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凝缩的人类形象、久远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性并不是与历史和传统完全割裂、孤独地突然产生的，它是将人类几千年的追求压缩在一个特定时空中而爆发出来的。现代性在20世纪才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古典时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西方那种几百年的前现代时期，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形象的刺激下才产生的。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行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行程，它使中国文学避免了无谓的错误代价，并缩短了时间行程，同时在空间上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扩张性变异。西方文学在20世纪对于以往文学的压缩和对于未来文学的开拓，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模式作出了现代性的参照，使中国文学不必花费过多代价就获取了对自己有益的经验。20世纪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情境，使中国文学有了获取外国文学和文化经验的可能和机遇，进而转换为一种历史动力，反过来又在历史中发挥人的本质性作用，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和中国历史的跨越。
我们可在中国20世纪的整个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历史转变、艺术转变、人性变异和文化寻求中，发现西方文学不断出现的身影，尤其在20世纪晚期愈益见出它的浓重。2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性品质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改造。前一方面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言志载道性质相一致，在这种变化中传达西方文明的信息是主要的，后一方面则与中国古典文学性质不相一致，它展示了一种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纯粹的艺术审美化诗学观念，而非中国古典的人伦政治化诗学观念。
受到外国文学直接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端，紧密地与中国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变化、中国文化思想、中国国民灵魂结合在一起，并诞生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功利化文学传统。西方文学在中国最早的出现，追随着鸦片战争的烟云飘来。20世纪初，在中国最早、最多介绍的，是批判现实主义。邓世昌和官兵们的身影，随着北洋水师的铁甲舰轰然沉没在黄海的滔滔巨浪中时，人们企盼着坚硬的铁甲舰和沉雄的大炮轰鸣来护卫国门，但那时这一切都没有，于是出现了文化救国的声音。中国古典士人认识到，甲午海战的失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打破文化封闭和文化自恋情绪，企图改革，于是出现了近代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文化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救国，首先要用文化救人的灵魂和品质，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便产生了中国第一篇模仿西方人性声音的白话小说，郭沫若摧毁旧世界和旧灵魂的自焚烈火，开创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代诗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主流发展始终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动形影相随，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中随时能够择取那些对于中国现实最需要、与中国社会具有最直接现实关系的外国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中，针对文革期间对人性的摧残和破坏，强烈凸现的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有大量偏重于人道主义的外国作品被重新介绍或强调。
这说明，中国的人性精神从20世纪初鲁迅的作品呼唤西方人性精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能与西方人性精神产生应和。这种人性精神的被唤起和主要表现，都由文学作为主体来完成，或者转移为中国文学作品，或者由西方文学作品直接表达。这种文学中的人性现象的转换和流程，表明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隐性动力之一。
那种追求纯粹艺术审美化立场的外国文学思潮和作品，则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现代性行程。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没有西方这种艺术哲学的影响，没有大批对于这种审美立场的接受、思考、追随、实施和改变者，便没有中国的真正文学和文化现代化行程，也不会使大批中国人的生存观念和艺术欣赏趣味同时得到改变。
二、纯粹审美身影的呼唤
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对中国已有文学、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绝对对抗和排斥，而是让中国现实与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产生交流和对话，以融入并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进程，使中国文学在历史以及自身的现代性中得到解放，由载道言志的单一文化审美意识而变换出文学审美独立性和艺术自主性的倾向。
中国文学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载道传统的文化审美意识，没有西方那种寻求艺术自立和以纯粹的艺术内容来寻求审美境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的所有重要作品，除了极个别的作家，如屈原、李白的部分作品外，几乎全部是以其文化内容来确立其审美境界的。这种中国古典的文化审美立场迫使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只能在有限的艺术空间加以变化。中国古典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古典文化人，应具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情怀，而不是独立艺术化的审美情怀。中国古典文人的文化与艺术一体化品质的独特，在于涉及到世俗权力问题，即报国救民就要出将入相，千古风流。而这与西方的传统又不一致，西方的艺术家，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一直就是相对独立的，他可以不涉及权力体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艺术创造者。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传统和文人品质，限制了中国文学的再创造可能。因此，中国文学始终以诗歌为主要文学样式，诗歌便于士大夫及时述怀咏志，并且由于文人与权力体制的密切关系，古典文人随时因官位的升贬而使命运沉浮，诗歌也便于表达这种生命情怀和生存境遇的变化。中国古典文学一直以诗歌为主体，“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学的载道言志本质不变，但在一次次诗歌变体的转换中进行不同的表现：诗经楚辞、汉魏诗赋、唐诗宋词、散曲杂剧，每种诗体都将一种形式推向绝对成熟后，便封锁了自己继续发展的道路，使后人对这种诗体再也无法逾越，不得不寻求诗体的再一次变化，多种文学形式的出现，尤其是小说的出现，是明清以后的事，并且不能作为主流文学登堂入室，文人士大夫视为正宗文学作品的，仍是诗歌。严格地讲，郭沫若开创的现代诗风，仍然延续着这样一种传统，古典诗词的形式变成了白话诗的形式是其最大的变化，而其以文化立审美意境的诗歌意识，仍然具有古典性质。
文学形式的流变或不变，标志了一种文学审美观念的变化。西方文学，一方面主流文学对于文学样式的采用并没有绝对的惟一性，在其文学发展的流程中，不断地变化出多种形式，如古希腊戏剧和神话、史诗、骑士抒情诗、市民小说等；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并没有绝对的成熟性，因而总在不断的丰富和变化中，形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并存甚至狂欢化的局面。
正是西方审美观念的影响，带动了中国文学在现、当代的根本变化。对于文学来说，如果东西方人类文化与历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具有相似性，那么最重要的区别和特性便体现在文学的审美传统和形式上。因此，西方文学如果和西方其他文化成果一样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那么最重要的不在于西方文学携带的思想信息，而在于其对于中国文学形式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当然，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是一体化的，也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审美需求的影响，才真正影响到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进程，并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程。这正是文学作为艺术的特性，它可能是先使人得到艺术享受和审美接受，然后才进一步进行精神提升和灵魂飞越。究竟艺术品的形式和内容哪个先影响了人们，这可能是艺术心理学永远说不清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和美学表现，是其对人产生影响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在人类历史中享有特殊文化存在的理由。因此，实际上，西方文学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它不但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实际生存行为，而且通过对中国文学的改变，对中国人美学和艺术观念的改变，再次转移为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潜在资源。
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和印象派绘画以及文艺复兴浪漫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写出了具有浓烈象征主义气息的诗，这些诗与当时中国诗坛以现实为诗的风气形成了对抗，它追求生命的审美表现和理想境界，追求在艺术形式上十分精致的、纯粹的抒情表现。接下来的徐志摩、戴望舒的现代诗派和后来的“九叶诗人”，也都具有这种倾向。这种追求艺术和生命的纯粹审美统一的倾向，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先锋小说中得到了一次爆发。先锋小说家们受到当代西方注重形式和审美的作家的启示和鼓舞，追求一种形式主义小说，力图使灵魂提升、理想追求和生命现实同时在小说中变成一种浪漫化和审美化的实现。
从李金发的象征诗对中国审美原则的冲击，到先锋小说将西方审美原则在小说中毫无顾忌地加以实现，标志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生存观念的同时改变。审美观念从根本上讲与生命观念是一体化的，文学作品是生命的艺术实现和灵魂的美学提升。当具有西方文学明显影响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时，美学观念已转换为生命观念在大众媒介中得到一次验证。大批的中国百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真正从审美和生命观念上去接受这样一些电影，但这些电影中流露出来的明显的西方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例如弗洛依德主义在《菊豆》中的表演，还是和西方的生存观念与文明态度产生了具有普遍性可能的应合。
三、文化性文学形象的诉说
20世纪后期西方对文学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赋以了整体性和反思性的启示。文学单一的历史倾向和文学单一的文化品质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遭到破坏，将涉及到文学的基本历史倾向和文学表现的基本品质与文化的关系。
由于20世纪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爆破性的突进、延伸和扩展，历史文明产生难以预见的深度和边缘化连接，整个人类文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或个别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和个子系统区别开来，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扩张，形成了文化性文学的种种解释和趋向。产生于这样语境中的西方文学，具有文化的丰富性和延展性。由于文化性文学的形成，西方文学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由意义追问的单向性转换为多向性，但都集中于对人的生命、生存和境遇进行文化性追问，而不是进行单纯的历史性或思想史式的追问。这种文学的文化性思考和解释，必然影响到中国文学和文化。
当我们不孤立地看待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的理代性时，便自然会发现它是处于一个自我系统和庞大文化结构中。中国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外国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都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和文化结构之中。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当然也是在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和人类文化的现代性之中。
文学的文化性，可以从文学内部来反观整个文化形象，也可以从文学与其他文化样式、艺术样式的关系中去考察文学的意义。从文化层面提倡多元、互动、整体的文学，对于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宏观性的历史作用，它将使人们从文化的整体角度来接受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思考20世纪中国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文化形象，思考和发现21世纪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要求与可能，思考和发展人类文化整体的历史性过程，反观文化对文学的种种影响和作用。
从文化性文学视角看，一个时代的文学座落于文化之中，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有区别的整体，各个被区别的部分之间会相互对话、交错、渗透，但一个时代的文学更注重的是文学与其他文化部落的联系。整个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整体，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断代景观已经形成了影响，融渗于20世纪中国文化中，而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如今中国的世俗文化、精英文化意识和生命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西方文学作品所带来的文化精神，一点一滴地渗入并传递到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观念中，例如，鲁迅最早以小说表现的启蒙精神与世纪晚期的某些文学作品人文精神的高扬、20年代张资平对于爱欲与文明冲突的书写与林白等对个人爱欲转化为生命感觉的书写，最早都发生于西方文学作品，而中国人慢慢已适应了这样一种生命观念和它的文学书写。
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从最初对现实直接施加的外在影响，到后来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结构的内在影响；从单独的文学评价，到成批成套的文本译介；从零星的作品研究，到对文学流派和思潮的研究，再到对不同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介绍与引进，终于在20世纪晚期形成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庞大笼罩和战略性影响，使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转换成一种文化性整体控制、多元互动的关系。西方文学引发的文化性文学将文学置放于宏大的文化结构整体中，来观察和激发文学的文化作用，但其根本基点仍在于文学本身独自的各种特性上，如果忽视文学本身的特性，便无法真正激励文学的文化作用。
文学的文化作用来源于西方现代文学研究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方法，也产生于现代西方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追寻。所谓文化性文学，主要由两方面意义构成：一是对于文学意义的文化阐释和文学主题自身意义的文化性。本质上，文学的文化性意义，是古典性文学主题的文化性扩充和延展。对于文学意义的阐释，则是古典式欧洲阐释方法的丰富、扩大和变异，尤其是多种文化方法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意义的悖论性和边缘性，形成了20世纪晚期外国文学的奇异景观，在中国则要加以中国传统的阐释方法和概念。二是多种文化方法的刺激，产生了文学的新方法，新艺术特征和新表现空间，这些新文学样品往往是反传统的，它们的主要意义对于人类来说，也许不在于经典性的文学丰富，而是启示性的文学丰富，例如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画面式手法，博尔赫斯的迷宫式手法、托马斯·品钦的片断性手法、库尔特·冯尼格特的科幻式手法等等，而电子技术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论正面和负面都是难以预料的。

　　(一)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族为中心、以马来族、华族、印族为基础，联合其他少数民族而组成的多元民族的社会，因此，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文学也就是多元民族的文学，其中主要是由马来族、华族、印族、英吉利（1）四大文学源流所构成的。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学源流，尽管有着原来各自不同的内容、形式、风格特点和色彩，可是经过长期的互相影响，互相融汇与共同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因素，却又渐次地使它们汇合而组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因为就它们现在所反映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现实，所表现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等而论，它们又是统一的和相近的。目前新加坡、马来西来各族文学的形式与特点、风格与语言，虽仍各有所异，但却无阻于新马文学艺术的发展；相反地，倒是有助于丰富和充实它的体系。马来族、华族、印族和英吉利各文学源流都把各自原来的艺术的成就，带进了统一的新马文学这一新的总体里面。
　　新马华族文学，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新马的文学艺术史上。由于新马华族文学具有其原先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华族在新马爱国独立运动实践中的某些优点和特点，使它能够在新马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比较积极的作用，并在新马独立后的建设国家的现阶段中，仍然保持着相当显著和重要的地位。
　　新马文学既然在新马国家独立和建设，及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来对它进行较有系统的研究总结，就显得极为迫切和有需要了。
　　六十年来，新马华族文学作家通过他们的无数创作实践、文学活动和理论建设，逐渐地探索和认识，将这原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而萌芽起来的侨民文学，发展成为当今新马民族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独特的，然而又是与其他新马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的华族文学，并将它原先隶属于中国文学主流的侨民意识，改变为热爱新马社会，服务于新马各族人民的爱国文学，从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在风格上和语言上，在具体作品中的主题与题材，在地方色彩与艺术语言特色等等方面，相当完整了创建了自己的独特体系。这个独特体系既是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而又区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色。
　　新马华族文学的实质就是这些，也即是它的概念的内涵。
　　且让我们先从“民族”这个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的原理出发来考察吧。
　　有关的民族学说，早在几十年前就总结出：所谓“民族“，乃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而只有当上述四个特征全部具备了的时候，民族整体的实质才算被肯定下来，否则就不成为民族的完整定义。
　　新马的华族，原先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前者与后者本来具有共同的起源和稳定的四个民族特征的，但由于前者移居新马地区之后，两者就开始沿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发展，也即是说，当一部份的中华民族离开了中国这个地域，来到新马这个新环境定居下来之后，民族原有的四个特征在它身上就逐渐产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表现在共同地域这个特征的消失。新马地区和中国地区是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生活于不同地域上的一个民族，必然要发生分化，例如，从英国本土迁移美洲的英国人，从非洲大陆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或如从十四世纪进入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印尼族一样，他们在新的地域里逐渐丧失原本的某些民族特征，而逐渐产生新的特征，逐渐发展形成为新的民族的因素。
　　新马和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香港）不仅是两个不同的地域。同时又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单元，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因而也就必然有着不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有着不同的政治生活、不同的经济生活。我们知道，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构成统一民族整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它影响着和制约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变化，因此，新马华族原来具有的中华民族的心理质素、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也随着地域和经济生活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民族性格、心理素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的逐渐消失与变化，大都明显地表现于日常生活中的风土人情、习俗情调、思想作风、语言艺术的地方色彩方面。目前新马华族的共同用语与中华民族的共同用语——普通话又或者是闽、粤、潮、客等地方方言，虽然仍然具有大致相同的语法结构、语汇、词义和修辞法，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新马华族的语言，已经在一些程度上吸取了马来语和英语的语汇和词句，甚至某些的语法结构的特色。这主要是由于作为语言的物质基础、内容与生命力的民族经济生活，已完全不同了。新马华族的语言，必将随着新马民族生活的现实条件，以及时间岁月的转移变化、发展，以致越来越在程度上区别于中华民族的本土语言。
　　作为人们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的民族四个基本特征，对于中华民族部分移居新马地区的成员来说，现在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完整特征。虽然在共同语言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两个特征上，新马华族还具有深深的中华民族的烙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这两个带决定意义的特征，已经完全丧失和改变。因此，新马华族就不可能再作为中华民族这个稳定共同体的一个因子或者组成部份了，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里逐渐地形成自身独特的、新的稳定共同体。诚如民族学说所阐述的一样；民族的四个特征，只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完整定义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在此同时，我们还得承认一个事实，即是现在还不能因为新马华族既已不属于中华民族的这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于是就简单地将它与新马的马来族、印族等族裔笼统地指为已形成了新的稳定共同体，也即统一的新马民族。因为根据目前现有的民族组成的情况来看，新马民族这个共同体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没有进入它的稳定的阶段。但是，我们可以预计，经过若干漫长的年代之后，它最终才有可能进入稳定的阶段，成为统一的稳定共同体。总之，新马华族现在正处于缓慢地走向与新马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会，相互同化的过渡阶段。目前新马的华族不但仍然保持着深深的中华民族的烙印，同时也缓慢地具有越来越多的新马其他民族的某些特色，也即民族原属性的蜕变、演化时期的双重性和多重性。同样的道理，新马其他各族原属性中，如马来族和印度族也渐渐地参合着华族和其他族属的某些特色，特别是在语言的沟通交流与文化上的表情达意方面的表现尤为显著。
　　非常明显，从民族的定义上来说，新马华族既是新马民族和国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根本有别于侨居于其他国家的中华民族的侨民的地位，这是新马华族的独特的症候。从文学艺术的意义来说，即是新马华族文学的独特体系的第一个特征。
　　（二）
　　建国六十年，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发展壮大，形象学（imagologie）作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日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重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成描述的“异国”形象，诸如“晚清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战后日本文学中的美国形象”等。异国形象属于一个作家或某个群体对一种文学或一个社会的想象，比如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就这样描写东方人眼里的西方：“我的视线一直都紧盯着马克，他在足球场上来回跑动的身影健康生动，那一头金发在风中飘扬，飘扬的也是我的一场异国情梦。……”（第十八章）“他（胡安）是个典型的西班牙斗牛士的形象，四十多岁的样子，高大、健壮、英俊，一头栗色的髦毛，浅棕色的眼睛，高鼻梁，厚厚的嘴唇……显得格外有力而性感。”（第二十四章）金发的马克、栗发的胡安，这些高大健壮的西方男子代表的就是一种异国形象。
　　在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由于作家创作环境的改变，作品设定的背景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国形象”。在分析这种特殊的“异国形象”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所谓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指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发轫于大陆学子负笈海外的留学生文学，以及由此而衍生和延续的一批又一批华人新移民作家二十余年来的海外创作”。这些有机会跨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或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扑面而来的西风，以及生活、学习、工作等环境的变迁、更易，生存的挑战加之文化的巨大反差和冲击等，使这些中国人有机会站在一个不同角度，用一种与国内大众不同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世界，他们既兴奋又茫然，新鲜感与危机感并存，踌躇满志与举步维坚交识，感受颇深，感慨良多，厚积而薄发，汇成文字，不吐不快。在这些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出现之前，海外文学作品中并不乏中国人的身影，而且有关“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形象还很多，并且这些中国形象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显著又微妙的变化，在海外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在各个时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套话（stereotype）像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所创造出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就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中国及中国人扮演的是一种完美的正确形象，中国富庶文明，中国人则是仁慈、勤勉，富有智慧与高尚德行。之后随着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入侵，曾经的传奇国度在西方人眼中已是日薄西山，19世纪至20世纪中前期，在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被丑化、弱化、女性化、妖魔化，中国人的形象也由聪明、勤奋、坚强一变而成愚昧、奸诈、贪婪、怯懦，保守，缺乏理性，道德沧丧，而且自19世纪以后，这种对中国的认识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西方文学中自然也相应地创造出了这种认识下的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异教徒中国佬”（Heathen Chinese）、“付满楚博士”（Dr. Fu Man Chu）、“查理·陈”（Charlie Chan）等，虽说关于异族形象的套话是由作家创造的，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因为作家对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是自我关于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不管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否定的，都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情形，而是掺杂了很多想象成分，是西方绝望与恐惧的产物。那么，在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当中，由海外生活工作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它们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还是一个根据西方文化和自我需要而构造出来的虚幻？
　　在早期的移民文学中，由于生存环境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表现新移民在海外的特殊遭遇，新鲜感受和奋斗历程为主，带有个人观感性、宣泄性、经验性的特点，在题材和内容上不约而同地套用“个人奋斗+乡愁+情感冲突”的模式，像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两部作品被冠以“早期华人新移民文学开山之作”的美誉，这些作品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影视作品成为国内当时大多数长期身处闭塞环境中的中国人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但是在这种套路下创造出的作品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暴露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它们可以反映华人在海外生活的艰辛，能够催人泪下，却难以发人深思，缺少冷静的哲学思考。早期移民文学中创造出的“中国形象”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东方人的传统美德：勤劳吃苦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异乡意识——乡愁情结。
　　与早期的移民文学相比，现在的新移民文学有了更多的变化。由于完成了从留学到学留，从侨民到移民的变迁，观念上接受了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身份观念的变化对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者们的创作来说，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移民的身份，使他们获得了比留学生时代要稳定、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们的视野大为开阔了，接触社会更为广泛深入了。随着生活领域和认知领域的不断拓宽以及创作的日趋多元与成熟，使创作者逐步摆脱了早期移民文学题材的局限与俗套，而将创作题材拓宽到对新一代人命运的思考，以及探讨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挣扎求存的新生活的多层面折射及其心态的表现。以旅美女作家吕红创作的长篇小说《美国情人》为例。在《美国情人》一书中，不仅讲述主人公芯离别故土亲人，在寻梦中挣扎、奋斗，经历了个人恩怨和情感的种种挫折和磨练，终获事业成功的故事，还生动描写了某些新移民成为“边缘人”之后如何寻找“身份认同”的经历。在对边缘人心态及生存状态的细腻刻划中，凸显少数弱势族群在异乡生存的艰难，以及种族冲突、文化冲突、性别冲突带来的各种人生滋味。围绕着许多异乡漂泊男女的遭遇，不同层次的移民心路，写尽寻梦者的苦乐悲欢，不同的社会压力及欲望驱使下的人生百态。无论是华文媒体从业者，还是学校老师，是小生意老板，或是餐馆大厨，甚至是沦落风尘的按摩女，情场决斗的“第三者”，都以鲜活的形象表现出了斑驳陆离的海外人物众生相。在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叠加交识、光影交错的空间中，描写了一种属于现代人的痛苦，刻画了一种新的海外“中国形象”。这些人追求自由，却不知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号称“自由之国”的美国。他们的苦苦追求往往使自己又陷于新的枷锁之中，在不断的渴望中行动，然而过多的渴望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落空，而形成更深的痛苦与挣扎。带着这种宏观性的思考，《美国情人》展现了一幅有着广阔社会历史内涵的北美移民生活的新画卷，对中国形象的创造与展示也摆脱了以往整个民族千面一人的感觉，不再是单薄的符号形式了。
　　另一方面，由于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作家的加入，使新移民文学的视野又扩大加深了。像以汤亭亭（Maxin Hong Kinston）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作家 ，在他们的作品中则创造出了有别于真实中国的中国形象。汤亭亭作为华人的第二代，她从小就生活在西方语境中，身有中国血统却从未真正涉足中国本土，与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没有直接的接触，这种“香蕉人”的特别身份使他们的话语系统既不完全等同西方社会，又与中国本土大相径庭。像汤亭亭，她在作品中对中国（包括文化传统等）的各种描写就多是出自想象。在这种意义上，汤亭亭他们就是立足于西方的语境来描绘中国这个在她看来属于“异国”的形象。汤亭亭的作品最有特色、最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她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神话典故的改写上。这一点在《中国佬》（China Men）中尤为突出。《中国佬》是汤亭亭的一部美国获奖小说，记载的是中国移民在美国历经种种磨难，求得生存发展的痛苦历程，以反映处于美国边缘文化的华裔独特的经历和心态。汤亭亭在这部小说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涉及多方面，并非只是单一的形象。作为“他者”的异国形象，在文学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风物、景物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综合。以《中国佬》为例，其中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叙述涉及到三个层面：一是对中国形象的本土叙述。这各叙述有几个来源：其一是取自中国的文学典故，其二是描写中国的有关风物、景物，也包含着一些套话，像旗袍小褂、日常饮食、文房四宝、中国的文学经典、中国婚俗等套话，这些套话的引用在于“套话是对一种文化的概括，是这种文化的缩影”。做为第二代华人，汤亭亭她们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家族长辈口耳相传的叙说方式来间接接触的。这种认知方式在讲述的过程中无疑会发生变化，汤亭亭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随意处理是一个重新创造、重新阐释的过程；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国化。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就改写了《镜花缘》中唐敖游女儿国的经历，把故事的地理背景由女儿国变为金山，即美国旧金山。唐敖是华人淘金者的缩影，他在女儿国历经生理、心理上的各种磨难，也就是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经历的缩影；三是变西方经典为中国式的传奇。在《中国佬》中“檀香山的曾祖父”一章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法。曾祖父讲述猫耳王子的故事，明为中国的民间故事实则是取材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更确切地说是弥达斯的驴耳故事的翻版。这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被乔叟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汤亭亭另辟蹊径，将国王驴耳的西方经典民间故事改成了一个中国式的传奇故事。通过汤亭亭为代表的第二代华人作家的叙述，人们可以看到出现在书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是他们通过他们的父母亲和其他华人告诉他们的故事，再经过他们年轻的心灵的重述和润色而诞生的，他们写的不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而是美籍华人的故事。他们在笔下赋予了中国这个在他们这一代看来是“异国”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度以新的形象，他们创造出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又独立于美国主流文化，融汇了这两种文化的崭新的文学形象。
　　从西方文学中的“他者”形象，到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断地进行蒸馏，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在这些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当中，一方面我们能够感触到中国文化的脉动，将它视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延伸，另一方面，这种蒸馏的过程，也是文化交融汇合的环节。本民族作为他者被观察和被投射，这种被看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中国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通过文学形象的变迁、丰富来发现许多曾经是盲点的部位，进行一些有益的深刻思索，通过文学形象内涵的多元化来达到突破视界的封闭。

---

第一，新马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有什么作用？第二，如何看待海外华人文学的中国想象？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