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他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我所了解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 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

鲁迅名人名言
1.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3. 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4.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5. 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6.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7. 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8. 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9. 人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的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
10. 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1.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2. 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3.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4.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5.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6.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去惊醒他。
7.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
8. 唯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措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死路上去!
9. 连土匪也有坚壁清野主义，中国的妇女实在已没有解放的路;听说现在的乡民，于兵匪也已经辨别不清了。
10. 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11. 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儇所画的本子，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12. 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
13.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14.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15. 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
16. 成功是把好的东西包装给人看，而失败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于是，你便成了最伟大的毁灭的艺术。
17. 所以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连自己也并不了然的社会组织或意志强弱的滥调，先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
18.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19. 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20. 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1.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2. 但我也没有在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
3. 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
4. "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会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5. “急不择言”的病根，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6. 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7. 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拼命，未免太不“公”了，就应该适可而止……
8. 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9. 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10.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11.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12.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事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
13.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14. 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
15. 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16.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17.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行。
18.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19. 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涂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
20. 此后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要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
21. 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多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
22.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23.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24. 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25. 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26. 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27. 我愿意听你骂我，也不愿意让别的女人吻你.你的缺点充满着那么强烈的魅力.我是夜，夜是该有月亮的.
28.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29.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30.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这位身材瘦小，仅生存了56年的作家，以雷霆般的力量震撼了中国乃至世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获得的颂扬多，受到的攻击也多。时至今日，关于他的纷争依然沸沸扬扬。这在中国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
　　跨越了漫漫时光的隧道，穿过重重历史的变迁，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望鲁迅：他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他为我们留下了300万字的作品，不算太多，也没有鸿篇巨制。但就是这些，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受瞩目的文化巨人，中国现当代最受爱戴的作家。经过时间和距离的过滤后，我们重新面对鲁迅，一个早在30年代最先由瞿秋白提出的命题依然凸现眼前：鲁迅是谁？
　　——“他就是祥林嫂、闰土、孔乙己以至阿Q这些被压迫者的同情者和代言人，是一位永远站在平民视角，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大声疾呼的平民作家。”
　　在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的眼里，鲁迅与深受凌辱欺压的普通百姓之间的精神联系，是他生命和创作中最显著的特征。鲁迅从一开始写作，就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既不是因为自己写作快乐，也不是为了当一个留芳百世的大作家。鲁迅评价高尔基时说过：“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
　　其实，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写照。
　　鲁迅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屈辱、衰败的时期。“风雨如磬”、“寒凝大地”、“万家墨面”，鲁迅用这些沉痛的词句，描绘自己生活的时代。腐败、懦弱的清政府任外强宰割，风雨飘摇的中国民不聊生。戊戌变法曾带来一线希望，但随即破灭；辛亥革命摧毁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军阀混战又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新的灾难。
　　就在这种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的大搏斗中，青年鲁迅孜孜以求探寻解救民族和百姓的“良方”。而最后，他拿起的是笔。他选择了用自己的笔投身唤醒民众、解放民众，争取科学、民主、独立的革命大潮中。
　　忧国忧民，以笔为旗的他，写作中每每直接切入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反映那些“奴隶’、‘下等人’、‘被吃者’们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历史要求”。惟其如此，鲁迅的作品才拥有了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成为认识中国社会面貌的一面镜子，唤醒民众的号角。
　　“中国新文学的先进性，就集中体现于这种坚实的人民大众立场”。鲁迅博物馆馆长陈漱渝谈及自己多年研读鲁迅作品的感受说，鲁迅从来都是根据下层人民的需求来判断是非、决定取舍、表达爱憎，他将自己的血泪和思考融进这种立足现实的创作，因而他的作品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包含着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可以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
　　文学的鲁迅，以博大的民间情怀将自己和最广大民众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是鲁迅心灵的独白，也是他和他的作品最终获得恒久意义的内核。
　　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鲁迅成为中国人灵魂的最尖锐、深刻的解剖者，民族精神最精警深邃的反省者，终其一生，他都在批判与战斗中度过。而作为他毕生战斗的力量源泉，则是对创建新社会、新文化、新的国民性的向往。
　　无论是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还是对中国社会了解最为透彻的思想者，鲁迅更为深刻和突出的贡献，也许还是他直面现实，充满勇气的揭露、批判和斗争。毕其一生，鲁迅都在不断地对专制社会以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礼教的黑暗，对一切假、恶、丑的社会现象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批判。
　　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锋利地揭开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疾呼。他以自己的笔当作“投枪和匕首”，要掀翻或吃人、或被吃的“人肉筵宴”，希望压在雷锋塔底的民众都赢得“做人”的资格。
　　他坚决反对那种“瞒和骗的文学”，呼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肉来”。
　　最能体现出鲁迅这种精神实质的，是他对中国国民性中痼疾的揭示。鲁迅研究学会会长林非认为，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或思想家，像鲁迅如此执著、如此严厉、如此深刻地批判过中国人的精神弱点。而鲁迅则将此贯穿自己一生的思考和写作中。
　　封建传统思想与专制制度对中国人精神漫长的蹂躏，造成了国民性中弥漫着麻木、愚昧、冷漠等精神气质，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自己都不自觉地被“异化”着。鲁迅笔下的阿Q和他的“精神胜利法”，活生生揭示出鲁迅最为痛恨的“奴性”和苟活、卑怯的心理，还有麻木的“看客”、愚昧的华老拴……清醒而深刻地认识使鲁迅不遗余力地呐喊，必须扫荡“吃人”的“文明”，彻底改革中国国民性中的种种劣根性，才能真正摆脱落后衰败的民族命运。
　　曾得到鲁迅亲自指点的作家聂绀弩，早在1940年就提出，鲁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觉醒”，“民权的觉醒”。因为，“如果人民的脑子不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人民不获得人的知识，人的思想，无论什么改革，无论那改革得到怎样的胜利，也将是表面的，形式的，换汤不换药的。”
　　置身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将“立人”作为中国变革的出发点，“人立而后凡事举”，只有发扬民魂，培养有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的国民，中国才能进步。他认为正是精神的萎靡，造成了人性的堕落。而新的国民性格，应该是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有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
　　正是为了“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鲁迅甘愿充当了“扫荡一切旧物”的马前卒，也因此招致了来自身前身后甚至身边的明枪暗箭。但“为了大众和民族的未来”，他义无反顾。
　　战士或革命者的鲁迅，始终站在中国精神文化战线的最前沿，向着腐朽落后冲锋陷阵。也正是在这种血与火的考验和严峻的斗争中，他成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引领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精神不仅在下一个百年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在下一个千年里也将愈加显现其理性的光芒”——这就是经典的价值，这才是思想的力量。
　　希望自己“速朽”的鲁迅，在他离去65年之后却仍活在我们中间。
　　世纪末进行的我国第一次“国民阅读调查”，在提名的170位现当代作家中，鲁迅高居榜首。1981年重新修订出版的16卷本《鲁迅全集》，至今已经销售19万套，据此印行的单行本等，仅近10年来就发行了280多万册。新兴的互联网上，打上“鲁迅”二字查询一下，有关的网站、条目竟然成百上千，在网上讨论鲁迅的普通读者络绎不绝。
　　世纪之交，鲁迅再次成为我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热点”，恰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也是“说不尽的鲁迅”。
　　“鲁迅的文化遗产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对此，陈漱渝的论述立意高远。像鲁迅的“拿来主义”以及拿来过程中必须防范和抵御外来消极腐朽文化渗透的主张及实践，他提出的必须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互相融合发展的思想等，在当前的文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都是最好的精神营养。
　　而刚刚完成《中国鲁迅学通史》写作的张梦阳，沉浸于鲁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声呼唤今日之“精神界之战士”，认为这是“鲁迅精神最为现实的体现”，因为，越是物质的时代，越需要精神的张扬。尤其是负载着“社会良知”使命的学术界、知识界人士，更要以高度自省的态度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拒绝“媚俗”和“平庸”。并要像鲁迅那样“坚持社会正义的立场，为受到损害、屈辱的弱势群众伸张正义，同腐败现象和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而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对鲁迅的感悟，即形象又精当：“他像一只针，让百年来的中国人不敢不清醒地思索”。
　　的确，反思和批判，是鲁迅不灭的精神实质。不用说什么大事，就如你耳闻歹人公开作恶，周围的人却无一上去制止的新闻；或当你看到公共汽车站上，年轻力壮者一哄而上，妇孺老弱被挤得踉踉跄跄等情景，“我总会想起鲁迅刻画的那些‘麻木的国人的灵魂’”。像北大教授钱理群这般感慨的大有人在，所以，无论是“阿Q”、阿桂，或是假洋鬼子，都时常出现在人们对身边某些人或某种现象的斥责中。
　　批判总是因时弊而显得重要，若时弊除净，再深刻的批判也未必长存。当年的鲁迅，期待自己的文章尽快在“阳光”下消失，想来其中的深意也就在于此吧。
　　如此深入人心的鲁迅，给了我们深刻的思想武器，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在社会变革已经如此翻天覆地之后，国人的精神、国民的素质似乎仍未能脱胎换骨，当年鲁迅深恶痛绝的国民劣根性，似乎仍在我们民族心理深处徘徊，人的解放的进程还远未完成……
　　世纪之交的“鲁迅热”，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也带来许多的思考。鲁迅，似乎已经超越自身成为一个更广阔的阅读空间，让我们从中领悟更广泛的精神内容。
　　从猛醒到战斗，从批判到建设，鲁迅在中国精神文化史上刻下了永远的痕迹，他的思想，成为我们精神文化宝库中的一页；他的精神，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化为永远的民族魂。
　　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大作家，虽不在一个阵营却是知己朋友的郁达夫早在1936年10月23日鲁迅刚刚去世就已经断言：
　　鲁迅虽死，精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存。

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毛泽东曾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
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女人们有头上围着毛巾忙着锄草的，有挑着土箕施肥的，有在菜地里下种育苗的；男人们更多的是用着古老的办法，边吆喝着牛边耕耘着给他们带来希望的田地。

因为毛主席说他是革命前驱……用笔革命的大文豪……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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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谁？他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