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商鞅变法彻底毁了中国人

张宏杰：为什么说商鞅变法彻底毁了中国人~

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中国文明的倒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张宏杰认为，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形象最好的时代。那时候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春秋战国时代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者是中国人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一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军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什么彻底改变了中国人？这个改变从秦朝开始。在当时的七国中，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秦国的文化与中原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们认为穷要打、富要打，没有文人、商人的国家，国家一定强大，国富而不战斗，就会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会羸弱下去。商鞅画像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形成。但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当时的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比较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的，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当时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文人地位的陨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战争不止，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多元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各国竞争，为了生存、发展，都拼命延揽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之间不断碰撞，让社会朝前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最后感觉列国都不能行他的道，还坚持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张扬、更锋利。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别太把国君当回事，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知识分子的这种言论、气概，在后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了。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书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连《诗》《书》等书也限期交出烧毁；禁止私学，杀死大批知识分子。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个专制制度建立得太强硬，剥夺天下的意图太明显，结果二世而亡。焚书坑儒汉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给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层“软装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要行王道、行仁政，给专制制度配上一个非常合适的意识形态体系。汉代统一思想，对全国人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删除，彻底剪掉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国人的智力开始持续下降。从汉武帝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没能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没有再出现过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接下来隋炀帝、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到科举考试上，从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宋代重文轻武，有意识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对中央进行反叛。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文化人连隐居山林的选择也没有了，凡不听从号令、不为朱家王朝服务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杀掉。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到了清朝，知识分子更惨，几代皇帝前赴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用暴力和恐怖在人们的思想大脑里建立监狱。对知识分子实现特务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隐喻，连谈历史的兴衰，借古喻今都成为罪证，彻底让一个民族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清朝文字狱在这样的专制下，清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创造力。为皇帝服务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丧失尊严、人格，无思想、无操守，老老实实当奴才，卖命效力，以获得功名利禄。一有机会，他们就大肆贪污腐败，盗窃皇帝的家产。历史即当下当下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打击贪污腐败、百姓冤屈上访、国家工程贪污，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相似度高得惊人，好像那个时代的事物改头换面，换一件马甲又穿越回来了，像是时光倒流。所以翻读历史的时候，渐渐发现，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问题的根源都在历史上。（本文整理自《新民周刊》采访，有删节）

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变法内容
1、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3、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4、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扩展资料：
商鞅变法的背景。
1、经济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牛耕的使用（根本原因） 。
生产关系的变化。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
2、阶级。新兴地主要求逐步废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制度，建立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自耕农出现。
3、政治。周王室衰微，诸侯势力逐渐强大；分封制宗法制遭到破坏。礼坏乐崩。
4、军事。诸侯争霸（春秋）、兼并（战国），战争频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商鞅变法

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
中国文明的倒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张宏杰认为，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形象最好的时代。
那时候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春秋战国时代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
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者是中国人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一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军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是什么彻底改变了中国人？
这个改变从秦朝开始。在当时的七国中，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
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
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秦国的文化与中原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们认为穷要打、富要打，没有文人、商人的国家，国家一定强大，国富而不战斗，就会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会羸弱下去。
商鞅画像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
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形成。但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当时的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比较崇尚优雅和尊严。
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的，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
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
当时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文人地位的陨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战争不止，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多元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各国竞争，为了生存、发展，都拼命延揽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之间不断碰撞，让社会朝前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最后感觉列国都不能行他的道，还坚持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张扬、更锋利。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别太把国君当回事，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知识分子的这种言论、气概，在后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
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书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连《诗》《书》等书也限期交出烧毁；禁止私学，杀死大批知识分子。
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个专制制度建立得太强硬，剥夺天下的意图太明显，结果二世而亡。
焚书坑儒
汉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给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层“软装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要行王道、行仁政，给专制制度配上一个非常合适的意识形态体系。
汉代统一思想，对全国人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删除，彻底剪掉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国人的智力开始持续下降。
从汉武帝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没能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没有再出现过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接下来隋炀帝、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到科举考试上，从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
宋代重文轻武，有意识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对中央进行反叛。
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文化人连隐居山林的选择也没有了，凡不听从号令、不为朱家王朝服务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杀掉。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到了清朝，知识分子更惨，几代皇帝前赴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用暴力和恐怖在人们的思想大脑里建立监狱。
对知识分子实现特务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隐喻，连谈历史的兴衰，借古喻今都成为罪证，彻底让一个民族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
清朝文字狱
在这样的专制下，清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创造力。为皇帝服务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丧失尊严、人格，无思想、无操守，老老实实当奴才，卖命效力，以获得功名利禄。一有机会，他们就大肆贪污腐败，盗窃皇帝的家产。
历史即当下
当下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历史上都发生过。
打击贪污腐败、百姓冤屈上访、国家工程贪污，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相似度高得惊人，好像那个时代的事物改头换面，换一件马甲又穿越回来了，像是时光倒流。
所以翻读历史的时候，渐渐发现，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问题的根源都在历史上。

这个改变从秦朝开始。在当时的七国中，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

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

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秦国的文化与中原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们认为穷要打、富要打，没有文人、商人的国家，国家一定强大，国富而不战斗，就会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会羸弱下去。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

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形成。但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当时的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比较崇尚优雅和尊严。

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的，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

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

当时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文人地位的陨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战争不止，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多元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各国竞争，为了生存、发展，都拼命延揽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之间不断碰撞，让社会朝前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法家：
这个说法根本是在抹黑商鞅，是儒家的诽谤。
但是商鞅变法确实缺点很多。首先，法家讲究依法治国，他们不相信所谓的道德。认为法律才是关键。
同时对于违法行为，他们采取的是严厉的惩罚镇压起来。对于反对者采取几百人的杀头。
对于国力，采用了耕战制度种地不努力也是违法。种自己家的地不努力也违法。战斗上杀死一两个敌人就能改变命运。导致了后来的杀良冒功，也就是杀死平民冒充敌人的人头。
秦朝的灭亡，也是因为这套制度的弊端。老百姓惧怕恐怖严苛的秦法。不敢违法，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典型的，犯了一点儿错，就死路一条，只能造反了！而且竟然有不少人投靠！
合理的法律应该是，知道了自己犯错主动去补救或者悔改。严苛的法律是犯错一次直接死刑。这样杜绝了犯错且没有被发现或者被抓的人，改正的机会，而且让他们破罐子破摔。
儒家：
儒家早期推崇的是教化百姓，用仁义礼智信教化百姓。人之初，性本善。不给他们变坏的机会就同源是好人。依靠法律强制预防，不一定是百分百预防的住的。只有多数人不愿意犯错才是对的。
儒家相对柔和很多。而且真正的儒家没有后来那样保守。他们推崇的是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寇。不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儒家的法子，依靠明君跟贤臣治理国家，人治也相对经过。如果你动机是好的就不处罚。动机是坏的就也有办法。不会法家一样一刀切全部处罚。
最重要的是，教化百姓从根本上让百姓不愿意犯错，比法家用刀逼迫你不去犯错上多了。
两家对比：
其实都是个有利弊的。法家力行派，讲究实用跟效果。商鞅变法是真正的力行派。用一套法律约束所有人，君王如果昏庸，按照法律同样可以治理国家。
儒家是理想派。强调教化百姓，真儒家不会去可以迎合君王，而是用教化让你不想犯错。用明君跟贤臣灵活治理，事实上一个好的领导，比僵化的制度强多了！
但是法家的问题是制度毕竟是死的。死的就会有漏洞。就算漏洞弥补，也会出现新的漏洞。
儒家的问题是，如果治理的人有问题如何？按照他一个人的道德跟理解治理。如果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个人有偏见如何？如果他对一个做恶的人印象好如何？
法家治理，出现了漏洞就全无办法。哪怕修改了，也要把修改前的事情按照修改前的制度处理。儒家的人治，遇到了坏人就全完了！如果犯错的人对负责人有恩如何？如果他亲人违法如何？

典型的例子就是，千古难解的一个问题。如果圣王父亲犯法了！如何处理？杀了父亲就不是孝子，不杀父亲就不是圣王。
法家就很好处理呀！直接按照律法杀了就好了！如果儿子包庇就连儿子一起抓。如果不包庇，让他回避，其他人去杀。
法家的例子是，一些案例。比如国家推出一种优待，针对残疾人有什么优待。但是必须有一种证明你是残疾人。但是有的人穷，也不懂程序。没有证明。法家就不会给他优待。
儒家不同，依靠人来治理。如果没有证明。就用自己的尝试检查。确定不是骗子就给他优待。灵活判断就好了。
新儒学：
其实中国推行几千年的是新儒学。儒道法三家结合的产物。不是真的儒家。
他们都有弊端。人治可能遇到坏人。法治必然有漏洞。但是可以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儒家教化百姓。
从根本上让百姓不愿意违法。如果遇到个别的，教育好的人，用法律制裁。而且他们也有共同点。
那就是传统的忠君爱国。都提倡中央集权。不过儒家吃亏。因为教化百姓不能做官。法家治国责是做官。儒家人缘好，确要不能做官。必然不服气。法家跟他们也有竞争。
所以有的缺点都是他们互相攻击产生的。

引子：  一个正常的国度，是个“入流”的国度；周邦虽是旧的邦国，起码是入流的邦国，因为- 如果周邦不入流- 商鞅不可能到秦国应聘谋取职位。从这一点考量：周邦是邦国，如同二战后的欧洲或美联邦，信息是流动的，投资是流动的，人力也是流动的，商品与服务也在各国间（国如同省）流动，这是常态社会的基石。

流生动力，水不流难以发电而电不流必然无伏。信息不流难以合理吸引投资-也难以投资合理；人力不流-智能升级缺少动力 - 生产和服务就生霸道，社会必生普遍的腐败。

巛能的常态社会：持续地在某个国度内可自由输入资源，持续地输出满意度（社会满意、职员满意、投资人满意、垂直链各环节满意），其前提社会环境 - 必定是入“流”的社会。

不入“流”的社会，信息是少数人把控的传销器；孵化器会变成鸡蛋筐-蛋被吃掉了而孚不出小鸡；基础教育与公民教育以及专业科系 会变成少数人把控的摇钱树；打工就业会变成进衙门；道路等公共资源会变成行业垄断资源......

何以有效持续的输入资源能？  不设墙的信息流>>>推动独立货币体内自然人的投资流动；投资流>>>推动人力自由流动（失业变成不稀奇的常态的同时，就业也变成能力与兴趣以及专业技能的终身驱动器）；；信息流投资流人力流>>>推动社会使用价值在渠道中平稳流动和增值。各流体共同推动公共资源的持续改善与发展建设。

为什么说商鞅变法彻底毁了周邦？ 读过《商君书》的，都知道，其核心是要愚民-弱民-把民当牲口使唤，使少数人可以如同养家畜那样“驭民”而忘了自己也是民。

他抓住了某些秦国上层好大喜功的“人性弱点”- 从而把秦族“当招牌”钉牢在他商鞅设计的“人力编制集装箱”上，想透过这有“军力”的招牌 来实现 自己对民当牲口一样的使唤与圈养 - 只为一时而忘了可持续。

与其把人类当牲口，何不灭了全民养羊养猪养牛养骡马养狮子养老虎养狗养猫养鸡养大象呢？ 人拘于人性 - 就不能重生出智能来，因此，基于人性原本的谋划 - 终究害的是全体。

何谓赵高的“鹿马”？ 透过一系列集装箱编制，无论信息还是人力，无论货币还是军阵，都已成一个串一个的小方块小单元，集装箱已成，集装箱的胫骨就是重奖重罚下的狮子和兽 - 剩下的竞争： 就是谁来驾船谁来当这个“集装箱的插门棍”。赵高获得了把门权。

总结：毁周邦者 - 商鞅，鹿马把棍者赵高，钉牢的招牌是“秦国贵族” - 秦一统，灭秦族者 - 正是商鞅赵高与基于人性而成的编制。商鞅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驾驭 巨型“人力编制集装箱”的模板，有了这个“硬壳”，东方必循环在原始的‘不发展的’初始的‘兽性争夺中。

爱因斯坦在1922年游历中国和日本后，对国人的描述是可怕的。但在常态社会的人看来 - 他的描述与评价，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们是要 -透过别人的评价，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自从秦一统没几年就被地方贫民揭竿而灭 - 但这个模板，却从汉朝开始  - 逐渐完善这个“集装箱硬壳”开来。这 - 不能不说：是中国2000年的可悲的遗憾...... 民只知科举织网编壳，不知道“不入流”，不知道“不巛能”，不知道“原本的计谋”不是“智能”。

太偏颇。
如果一个人就能毁掉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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