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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诗经》的第一次结集在西周前期 2、《诗经》的第二次结集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 3、《小雅》与《国风》的结集在春秋中期 4、春秋中后期,鲁太师挚将《鲁颂》编入诗集,完成了《诗经》的定编

诗经》至迟在孔子时代已最后编定
《史记·孔子世家》首次提出孔子删诗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按司马氏所论,《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当为孔子,其用于演奏的音乐也由孔子所定。此说为后代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怀疑。《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周乐,乐工为之演奏的顺序是《国风》、《小雅》、《大雅》、《颂》,除《国风》中顺序略有不同之外,其核心体系与今本《诗经》无异,当年孔子只有8岁,不可能删定《诗经》;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诗经》,其中两次提到《诗经》的篇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8]“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9]可见孔子所诵读并用来教导弟子的《诗经》与今天流行的《毛诗》篇数是一致的;《左传》与《国语》所赋引与提到的诗歌有128首,而可以确定为逸诗者仅有11首(不包括《河水》、《鸠飞》等有争议的作品),与今传诗歌数相比是12比1,所占份量并不大。这些逸诗也许本来就没有收入诗集,如祭公所作的《祈招》之诗[10],武王克商所作的《支》[11]等,如果真如司马迁所言,孔子删去了当时流传的诗歌中的十分之一,那么时人赋诗的情况绝不是这个样子,其中的逸诗数量一定要远远超过今天所见到的;当时周太师为诗歌度曲,诸侯国的乐师们也为自己国家的诗歌制曲,并在社会上流传,成为定式,孔子是不可能推翻所有已经流行的曲调而重新为三百首制曲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诗经》在孔子时代,甚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编定,且篇数与今本《毛诗》的篇数大体相同。
2、《诗经》在孔子时代是按照《风》、《雅》、《颂》排序的
今本《毛诗》以“风”、“雅”、“颂”将《诗经》分为三大类,并接照《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雅》(《小雅》、《大雅》)和《颂》(《周颂》、《鲁颂》、《商颂》)依次排序。今本《毛诗》排序是否就是先秦时代定本的排序?随着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简公布,编序之争起。2000年8月,上海博物馆公开百枚战国竹简,8月16日《文汇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发表了记者施宣圆题为《上海战国竹简解密》的报导,文章称:“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大夏》、《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论诗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马承源先生在《简文》考释《说明》中指出:“《诗论》二十九支简就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排次序。”[12]江林撰文说:“根据竹简的整理情况看,第二简先概论《讼》(《颂》),再论《大夏》(《大雅》),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从此可知,竹书本《孔子诗论》对《诗经》内容的排列次序是《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这部《诗》中各编的排列顺序是前所未见的。”[13]一部分学者极力维护《诗经》的传统排序,认为《孔子诗论》并不存在另一种排序方法,如李学勤、李零、姜广辉、范毓周等学者。范毓周认为:“《说明》却忽略了原书第4、5两简在论述《风》、《雅》、《颂》各部分的总体特点时,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的编排次序。而且根据我们对《诗论》内在文章逻辑关系的理解,是很难得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诗论》部分的《释文》前所作的《说明》所提出的看法的。”[14]李学勤先生作《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一文[15],依据今本《毛诗》对《孔子诗论》竹简重新排序,以证明《孔子诗论》之次序与今本《毛诗》是一致的。我们赞同李学勤等先生观点,孔子所见的《诗经》版本与今本《诗经》是一致的,《孔子诗论》所依据的《诗经》排序仍是《风》、《雅》、《颂》。其理由主要有三:其一,从《左传》记载来看,在孔子时代,或在孔子之前,《诗经》按《风》、《雅》、《颂》来排序已经出现。《左传·鲁隐公三年》引君子之评语曰:“《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此处将“风雅”并称,这当然不能证明《诗经》按风雅编序就出现在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但至少可以说明《左传》作者所见的《诗经》排序可能是先《风》后《雅》;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入鲁观乐时鲁乐工所歌《诗经》之顺序,乐工按《风》、《雅》、《颂》顺序依次演奏,这应能体现当时《诗经》的基本排序。有些学者为了证明《孔子诗论》版本的不同,大胆否定《左传》所记的真实性,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对季札观乐的记载不是当初记载的原貌,季札观乐的内容被后人窜改了。”[16]这种假设是没有证据的。 其二,《论语》载孔子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中所说的《雅》与《颂》应指的是《诗经》中的雅诗与颂诗,孔子按当时习惯说法,也是先《雅》后《颂》。 其三,竹书《孔子诗论》的第2、3两简似乎有先《讼》(《颂》),后《大夏》(《大雅》),最后是《邦风》的顺序,但这并不能证明孔子论诗所依据的本子就是以《颂》、《大雅》、《小雅》、《国风》排列的,只能说明在孔子心目中《诗经》各类的层次与地位。如《礼记·乐记》记子贡问师乙,师乙答:“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师乙说诗顺序也是由庙堂之音到雅乐,最后说到俗乐的,只反映诗歌的层次问题,而与编序无关。更主要的是从竹简《孔子诗论》的总体内容来看,孔子与弟子问对,是从《国风》到《小雅》、《大雅》,再到《颂》的,与今本《诗经》之序相同。

孔子删诗说是关于《诗经》的编辑的一种重要的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教材认为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虽然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未曾删诗。《诗经》的最后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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