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苏轼的治国理念

时政、人文、高等教育管理指的是哪些方面知识~

我不知道你需要这几个关键词的目的是什么，具体不知道你用他们去干什么，所以说，我也只能尝试着猜测了，根据我的猜测一一回答你的问题。

我猜测你是参加考试才这么问的，有可能是公考类考试，从公考类来讲。
时政：是指某个时间段发生的国内国际政治大事，是概括性比较强的、从大局出发的事件。主要表现为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处理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活动。在 这一方面做的最好的就是365时事政治网了，建议百度搜一下。
人文：对于考试来说人文可以包含：文化、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国学、历史、法律等，也可以看作为是公共基础知识，说到这里想必你也明白了吧。
高等教育管理：这里来说，就是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的知识，也就是对大学教育的管理（大专、本科等），在这里建议搜一下高等教育管理的相关知识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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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哲学理念。苏轼的为官理念，是受他的哲学理念支配的。因此，在研究苏轼为官的理念时，必须研究他的世界观的形成，首先就要研究他的行学理念。他的行学理念概括起来就是“四观”。一是“无过不及”的中庸观。苏轼中庸观的精髓在于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既要防止“右”，也要防止“左”.二是“时乃日新”的运动观。苏轼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发生、发展、变化中，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三是“刚柔自断”的辩证观。苏轼认为，柔优于刚，柔胜于刚，以柔克刚，刚柔自断。

反之，若以刚克柔，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有害。用在为官执政的层面，就表现为：“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道之。”四是“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人生观决定人的处事行为和处事准则.苏轼认为“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不朽的事功离不开心性的修养，外在的成功来自于内在的修养。所以，他在“内圣”中开出“外王”，在“外王”中成就“内圣”，在为官的实践中创下了不朽的功业。

第二，民本理念.苏轼的民本理念，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有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是“三观”。一是“民本观”。由于他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苏轼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问题上深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他始终把“民”放在第一位，在他的不少文章中都明确提出了“民本”的观点。例如，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中的《刑政》篇里就明确地提出了“民者国之本”的理念，他在《策别训兵旅二》中也明确地说：“民者，天下之本。”他还在《东坡书传·五子之歌第三》明确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人三失”者，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由此可见，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他是把“民”放在了第一位，一事当前，首先要想到老百姓，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三，改革理念。苏轼的改革理念，在他的《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进策25首》、《御试制科策一道》、《拟进士对御试策》、《思治论》等文章中均有不少精彩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是五论。一是口的论。苏轼改革的目的应该是富民强国，一切法律法令必须对人民有利，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改革的成功与否。对王安石变法中一些扰民规定，他不赞成；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做法，他也不赞成，他认为新法中有些法规还是有利于民的，应该继续执行。二是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

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在他的《进策·策略第一》、《礼以养人为本论》、《问养生》、《代滕甫论西夏书》和《上神宗皇帝书》中都有很多明确的论述，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割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他还用医生给病人看病、下药作比喻，论述了改革应当“渐变”不应“激变”的道理，他认为治国就好比治病人，医生遇到一个危重的病人如果下猛药，就很可能要致病人于死地；一个贫弱的国家如果搞“激变”，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第四，经济理念。苏轼在参加制科考试向朝廷提交的25篇策论中，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的一些经济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一是较赋税。苏轼针对土地的变化而赋税不变动的问题，抓住田契的改变而实现田地转移这个关键环节，依据其易田之值而推算“广狭痔胶”，以此来征收赋税，可解决田多赋少的问题。二是均户。苏轼认为，开垦土地是致富之道。而天下之人又常常聚集于富裕之地，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

为此，他提出了鼓励百姓从人多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去的主张，以实现均户口的目的。三是劝农桑。苏轼积极主张栽桑养蚕，并把栽桑养蚕的绩效与官员的考核升迁挂钩，他明确地指出：“为农桑之政，计户口为考课之法。”(《策略二》)四是减开支。苏轼认为，要“节用以廉取”，他针对当时的问题，具体提出从三个方面来节用：一要减冗兵，减少军费开支；二要裁减冗官冗吏，减少财政开支；三要约束皇室奢侈豪华派场的开支。五是免杂税。苏轼认为，政府一方面自己要“节用”，另一方面对百姓要“廉取”。

第五，教育理念。苏轼为官十分重视教育，并且有他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教化观。苏轼主张敦教化。敦，就是重视；教化，就是教育感化。苏轼主张以仁义礼信教育感化天下之民，以实现国家的安定。他主张“劝亲睦”，鼓励老百姓和睦和谐相处，不要“轻于犯法”，要“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他还教导人们不要“丰于才而廉于德”，要注重思想道德品质上的修养。二是环境观。

苏轼认为，教育有大的环境，也有小的环境，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都很重要，同时学习也要有一定的氛围。三是方法论。苏轼十分重视学习的方法，他在《与王库五》中说：“书富如人海，百货皆有，从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之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者仿此。此虽迁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苏轼这种带着问题有目的地读书的学习方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第六，军事理念。苏轼从小就有尚武精神，为官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尤其是在做地方长官的时候，提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军事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教战守”。苏轼在《策别训兵旅》等文章中提出了“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教战守”等强军的主张，并分别论述了将帅、士兵的重要意义.二是“定军制”。苏轼提出，随着国家的统一，朝廷“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这样做既减轻了朝廷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的整体军事力量。三是全民皆兵。

第七，廉政理念。苏轼为官十分重视清正廉洁，他不仅有廉政的专论，也有廉政的实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观点。一是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来的“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讲述了廉洁与功名的关系，说明廉洁是功名成败的决定因素。二是贫富有别，生死无异。他在《后祀菊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贫也好、富也好，吃肉也好、吃菜也好，最终都不免一死，人生在世何必去贪图荣华富贵。三是循理无私，节用廉取。苏轼认为：“君子之顺(顺利地干好事)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东坡易传》)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办事，不要受到私心杂念的干扰。节用廉取，就是指朝廷要带头减少开支，要减少苛捐杂税。

四是建章立制，考课百官。苏轼提出要从制度上约束和惩治腐败官员。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要把廉政考核结果和官员的使用结合起来.他在《进策》中详细地阐述了考课百官的具体方法，特别强调要严格执法，用法律来约束官员，并依法处理违法的官员。五是非我所有，一毫莫取。苏轼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赤壁赋》中提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意思就是说，只要不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要去拿。实际上提出了廉政要从自身做起的要求，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苏轼不单是一代继往开来的文学泰斗，一名诗书画乐兼通的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广受人民爱戴的政治家。尽管一生深陷于党争漩涡之中郁郁不得其志始终无法全面践行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苏轼却一直坚持着躬行仁政、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终生不渝，建立了卓越的政治功勋。其显赫的政绩背后更是蕴藏着丰富而广博的为政思想，对当下之中国亦有着颇多的启示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苏东坡的民本思想

苏东坡民本理念运用于他的为官实践，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把对老百姓是否有利作为改革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苏轼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他的“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有很多，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第二，把是否对老百姓有利作为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重要尺度。元釜六年，朝廷决定开挖八丈沟，但是苏东坡经过科学的测量，在淮河水上涨时，水位要高于八丈沟上游蔡河口水位八尺五寸。由此得出结论，新沟若开，大汛时，不仅起不到排水作用，反而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上下游洪水袭击。因此，他三次上书朝廷，例举八丈沟不可开挖的理由，终于说服朝廷不开八丈沟，避免了一件劳民伤财贻害百姓的事情。第三，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作为为官从政的一项重要职责。苏东坡从政为官40年，无论是在朝廷和地方做官，还是在流放遭贬，他始终心系百姓，为民谋利，为民办事，因而赢得了老百姓的赞扬。在徐州，他找到煤碳，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在诸城（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设计并推广了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

苏轼主张，治国一定要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强调“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同时苏轼认为，在赏罚分明的基础上，还有做到赏罚得当，“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在梅尧臣看来，苏轼的这篇文章简直就是继承了孟子的思想，“有孟轲之风”，赶紧将好文分享给欧阳修。
欧阳修看到苏轼的文章之后，十分喜爱，“惊喜以为异人”，准备让这篇文章为第一，猛然间想到自己的爱徒曾巩也在参加考试，如果这篇文章是自己学生写的，又被自己点为第一，那些御史又要有话说，为了避嫌，将苏轼的文章点为第二。欧阳修估计忘了祁奚当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一事，更何况试卷被封掉了考生名字。小佛其实还有一个好奇，欧阳修难道不认识自己学生的字迹？
苏轼在通过例不考试之后，又参加复试，这一次他取得了第一名，紧接着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都考中进士。这时，苏轼不过二十二岁，欧阳修当初的顾忌让他有点感觉对不起苏轼，于是常常在同僚面前盛赞苏轼，并以国士之礼对待苏轼。
其实，欧阳修对苏轼赏识不仅仅是苏轼在考试时表露出来的治国理念与自己相同，更多的则是欧阳修喜欢苏轼的文风，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宋朝六人中排名第一，他本就一直有意推动诗文革新，尤其在出任主官之后，阅读学生的试卷时，特别强烈。宋初文人基本继承了五代那种浮夸的文风，宋仁宗也有意改变，希望整个文学界的风气能够恢复到朴实的境界，同时当时文学派别“太学体”也在流行，他们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以让人读不懂为傲。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朴实无华的文风自然被领导和提倡古文革新运动的欧阳修青睐。欧阳修希望苏轼能够参与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之中，毕竟苏轼的文风具有这样的特点，诚如苏轼自己所言：
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
苏轼没有让欧阳修失望，他的文学成就超过了欧阳修，同时也是诗文更新主要的推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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