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帮大亨结局谁最悲惨

当年上海滩三大亨结局如何？~

民国时期的上海，可以说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各路人物在这里粉墨登场，而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由于这三人都出身于青帮，因此也称作上海青帮三大亨。
不过，事实上这三位大亨在成名后，都不怎么愿提及自己的青帮身份。倒不是说他们想和黑帮划清界限，而是他们在青帮中的辈分实在不太好意思跟人说起。
三大亨中资历最老的当属黄金荣，他早年当过裱画匠，也在衙门里干过捕快，反正都是些不起眼的小角色。后来因机缘巧合，成为了法租界的巡捕。黄金荣用“黑吃黑”、“自导自演”等方法，破获了法租界中的一些大案，他也因此迅速在巡捕房中崛起，后来被任命为督察长，这也是法租界中唯一一个华人督察长。
黄金荣经常以青帮大佬的身份自居，但事实上，他却并没有在青帮中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属于非正式成员，青帮内部称这类人叫“空子”。不过，由于黄金荣势力很大，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说自己是青帮中的一员，也算是给青帮争光了，所以没人在意他“空子”的身份。
当时青帮在上海共分“大、通、悟、学”四个辈分，其中以“大”字辈的级别最高。而当别人问及黄金荣是什么辈分的时候，他却称自己是“天”字辈。由此也可见黄金荣当时在上海滩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了。
三大亨中名气最大的要属后来居上的杜月笙。杜月笙早年不过是一个水果摊上的小贩，后来拜青帮“通”字辈的陈世昌为老头子，所以杜月笙在青帮中的辈分是“悟”字辈。在陈世昌的介绍下，杜月笙成为了黄金荣的手下。杜月笙为人机敏，做事有魄力，而且不贪小便宜，所以得到了黄金荣的重用，地位不断提升。
1925年，杜月笙创办了“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鸦片提运。杜月笙虽然出身贫寒，但他格局却很大，加上非常善于结交各行各业的人物。短短几年之后，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地位已盖过了他当年的老板黄金荣，成为当之无愧的上海滩第一大亨。
第三位大亨是张啸林。跟黄金荣、杜月笙比起来，张啸林的知名度显然要低很多。张啸林早年就是个混混，后来拜青帮“大”字辈的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
张啸林是杜月笙早年创业时期的重要伙伴，两人多次一起出生入死。相比杜月笙的谨慎处事，张啸林则是心狠手辣、胆大妄为。张啸林虽然名气不及黄金荣、杜月笙，但实力却并不比两人逊色。因此，才能和黄、杜二人并称为三大亨。
这三位大亨都是靠黑帮起家，自然是干了许多坏事。那他们的结局都如何呢？
1949年后，黄金荣选择留在了上海。起初一段时间，他的日子过的和以前没多大区别，每日躲在家里抽大烟、搓麻将。1951年起，民间要求严惩黄金荣的呼声很高，黄金荣迫于压力，在报刊上登出了《自白书》，随后又响应改造号召，前去扫大街。不过，考虑到黄金荣当时已经80多岁了，所以扫大街只是象征性的做了几次，并没有持续下去。1953年，黄金荣在家中病逝，终年85岁。
杜月笙在1949年后选择了流亡香港。但由于心情抑郁，加上哮喘病时时发作，杜月笙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比黄金荣还早走了两年。
上海三大亨中最名誉扫地的就是张啸林。因为他早在抗战时期就选择了另一条路：投靠日本人，成为了汉奸。由于其他人都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张啸林就一家独大，混的风生水起。不过，汉奸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1940年，张啸林在家中被抗日义士林怀部枪杀，终年63岁。

相信看过电视剧《上海滩》的朋友对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在那个年代，中华大地还处于动荡的时期。各地军阀四起，龙蛇混杂，混战不断。但也正是因为“乱世出英雄”，一时间也诞生了很多人物，其中自然包括了黑帮老大。在当时的上海滩，他们几乎就是呼风唤雨的人物。无人敢招惹。

杜月笙
对于杜月笙想必大家都不会太陌生，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江苏川沙，14岁便自身一人来上海打拼，机缘巧合之下拜入了青帮，后来因为做事踏实且机灵能干，很快便被提拔成为了黄金荣的亲信。但是杜月笙此人虽然看起来一副书生之气，却极其具有手腕。
凭借自己的交际手段很快便上位青帮的老大。杜月笙很会做人，对待黑道有黑道的一套方法，对待百道有白道的一套方法。比如说当时在杜月笙赌场挑事的三合会，最后因惹恼了杜月笙，便从此在上海滩除名了。大半都被绑了投于黄浦江喂了鱼。

而与此同时杜月笙又是出了名的爱国人士，曾经担任过多年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救治过很多战争期间受伤的百姓。后来自己也卷入了战乱，于是杜月笙举家从上海逃至香港避难。一直到1951在香港因病去世。杜月笙一生共有8个儿子两个女儿可以说是子孙满堂了。


张啸林
张啸林原名张小林，这个人就没有杜月笙一半会做人了，自小便游手好闲，滋事斗殴，可谓是坏事做尽，后结识张载阳。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门下，自此也是混的风生水起，在青帮的地位更是和杜月笙黄金荣齐名。
1931年寇发动八一三事变，上海被入侵之后，张啸林公开投敌，沦为汉奸，趁机大发国难财，并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后于1940年8月14日，被自己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击毙，可谓是罪有应得了。

黄金荣
熟悉杜月笙的朋友，对于黄金荣应该不会太陌生。黄金荣对于杜月笙来说可谓是有知遇之恩。黄金荣是浙江余姚人，早年在上海城隍庙裱画店当学徒，因为容受不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开始混迹于各种黑暗势力之中。

随着资历的增长也开始有了一些名气，后来因认识了第一任夫人林桂生相助逐渐组建起青帮势力，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黑帮头目，门徒一度达到了1000余人。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向主动袒露罪名，接受了劳动改造，曾在上海扫过大街。最后于1953年6月在上海黄公馆去世，结束了起伏一生。

希望对你有帮助：
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张啸林做了汉奸最可耻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
二 杜月笙：凄凉客死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9月3日，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使他颇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又有昔日长期反共拥蒋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加上孔祥熙对他的积极支持，杜月笙设想蒋介石理应把上海市长给他，他留在上海的门徒也大肆宣传他即将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可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达上海之前就宣布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此举令他倍感失望！更令他难堪的是，杜月笙到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而且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在上海北站还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车。下车时杜月笙得知，这一切竟是他的门生吴绍澍所主使。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因为得知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便急于摆脱同杜月笙的瓜葛。而杜月笙却仍然期待着吴绍澍能够前来拜见他这位昔日的恩师，但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却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只好强压怒气，他很清楚，如今已经是“虎落平阳”。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铁吾变相扣押了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他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已经辉煌不再！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当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军、警、特务来控制上海，无须黑社会的帮助，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然而，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后，逐渐缓过劲来。他一面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面，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辉煌。
首先，他通过在国民党上层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而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吴绍澍闻讯后多次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见他，当他请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怒斥说：“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最后他请求戴笠对他法外施仁，准许他到重庆亲自打点，也被戴笠严词拒绝，并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不久严办的电令下达，先是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吴开先继任。这使杜月笙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所以，1946年当他得知戴笠的死讯时，他如丧考妣，一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家人大声喊他，他才如梦方醒，放声大哭，热泪滂沱，这是他平生最伤心悲痛的一次号啕！哭过之后便继之急喘和剧烈的咳嗽，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涨得绛紫，不停地急喘与剧咳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其次，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他在上海的权势，其门徒特意组织了“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延请上海一些有权势者担任筹备委员。在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大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嘉乐延年”，两边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寿联、寿幛。第一个前来祝寿的便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随之而来的有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孙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十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
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连续在其非法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感到他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
其实，他此行既是为了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后的出路。他在香港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曾看望过杜月笙，并向他讲明中共对他的希望。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中共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并表示“杜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吴开先也告诫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决定脱离政治旋涡，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
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坚尼地18号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而且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人朝里看，可谓一目了然。正房只有3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把走廊空隙隔出来的。杜月笙此时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心情萧索，早已失去创办实业、养家糊口、做其他打算的雄心。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两万以上港币的医药费，使经济上更加拮据。光坚尼地一处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币，有时姚玉兰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贴。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良在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是出卖杜美路那座豪宅，卖给美国领事馆获得45万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万。杜月笙为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经朋友介绍，投资四川的蚕丝，结果由于“两航”起义，蚕丝无法运出，又损失了10万美元。杜月笙最后就靠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道路，于1951年8月16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
三 张啸林：暴毙军统枪口
抗战时期，张啸林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的生意越做越大，大发国难财，于是被军统和杜月笙的弟子们锁定，要将他除掉。1939年秋，他从莫干山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月笙的一批弟子奉命惩奸除害，正在上海滩大开杀戒，他的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使他暗自着慌。尤其是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刺伤，据传军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从此他便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只是每天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1939年1月15日，张啸林应俞叶封的邀请，前往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捧场。台上正唱得热闹，突然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俞叶封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张啸林恰好临时有事，才躲过了一劫。经过了这一次有惊无险的刺杀事件，张啸林更是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敢去了。同时加强了警戒，雇用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
1941年夏天，军统关于铲除张啸林的命令下达上海后，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第一次出动。虽然情报相当准确，就连张啸林几时几分要坐汽车外出，经过哪些十字路口，在哪一分哪一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都计算得十分准确。可是，枪手却偏偏早了半秒钟，枪响后，司机猛踩油门，飞也似的闯过了路口，张啸林又躲过了一劫。此后，张啸林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坚定了当汉奸的决心。不久，军统局又发来电报，督促他们迅速杀掉张啸林。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默针对张啸林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觉得必须改变方法。于是用5万块银元和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到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林怀部是山东大汉，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红心。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亲信阿四的推荐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成为张啸林的贴身保镖。
1940年8月上旬，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会将他安排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捕办。8月14日，张啸林正和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华格臬路公馆三层楼上商量事情，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他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保镖林怀部正在同一名司机互相辱骂。张啸林的脾气一向毛焦火躁，见此情景大发雷霆，便把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厉声喝骂：“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统统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也将他枪杀。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外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也闻讯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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