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的人生经历
同意，小黄文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我是90后
有这么一代人，他们拥有张扬的个性，伟大的梦想。他们便是90后。
90后的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是一颗最求上进的种子，是世界成长的动力，是人类的进步的源泉。
90后是有着伟大的梦想：当上总统，做上百万富翁，或成为企业总裁……这些梦想看似荒诞无理，就像在做白日梦，可是，虽然有理想却不一定成功，但没有理想就一定不会成功。我们向着我们心中那宏伟的目标坚持着。
古代有岳飞，孔子；现代有孙中山，毛泽东。90后就是我们的时代。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的时代就该是去实现我们的梦想的时候，古时，岳飞少时在周老先生家学艺。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同门师兄弟皆赖在被窝里不肯出来。此时岳飞想到，练功就要，练三伏，练三九。于是一个鲤鱼打挺，从被窝里蹦了出来。周老先生也非常高兴，传了岳飞自己的祖传的剑法。林肯小时候流浪时，已经有了总统的梦想。我们的身体里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90后又怎能输给这些“同龄人”呢？
闪耀吧，辉煌吧，有着伟大的梦想的90后，我们也经历过挫折，磨难，我们也经受过风雨，但是我们还是为了梦想而奋斗。来吧，90后是该振兴中华了！
从1927年夏天首次进新疆起，到1966年冬天离开人世，39年间黄文弼四进新疆，总行程38300公里，可谓中国考古史上的长征。
近些年来，西部考古和西部探险掀起了一股热潮。黄文弼的名字还时常被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们挂在嘴边，他的“三记”、“两集”仍然是人们进入戈壁前的必读书。 黄文弼是中国解放前惟一到过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在读书和执教的年代里，他就对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一次又一次在我国边疆发掘、搜掠大量文物珍品，使之流散国外的行径感到十分气愤，立志要去边疆考古，为这一带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迹免遭破坏作出自己的贡献。
1901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北发现了“楼兰古城”，轰动世界。中外学者相信，楼兰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繁盛一时的古楼兰国目前被发现的最重要的历史遗迹，它对研究新疆以至中亚的古代史、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直到1927年，中国科学家才到楼兰考察。从此，楼兰地区的古代文明在中国学者的手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那一年春，斯文赫定率一个大型远征队第5次来华，准备去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并与北洋军阀政府达成了不平等协议：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采集品全部运往国外。消息传来，中国学术界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由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徐炳昶任团长，采集品全归中国所有的协议。
黄文弼作为北大学者，参加了考察团。这是他第一次赴内蒙、新疆考察，历时3年多，行程18830公里。尽管当时考察环境极其艰苦，但黄文弼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宝贵时间。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日记，大半是经一天艰苦跋涉后，晚上在蜡烛或月光下写成的，有些线路图甚至是在零下10多度时迎着风沙骑在骆驼背上绘就的。当他结束考察，带着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齿脱落”。他在楼兰城东北发掘遗址所获得的70多枚写有明确西汉纪年的汉文木简，至今仍是楼兰研究中的珍品。
在考察团与斯文赫定相处的日子里，他既热情地予以合作，也严肃地反对其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行。1930年去楼兰遗迹考察时，斯文赫定竟将瑞典的国旗插在沙丘上，黄文弼当场提出严正抗议：“这是中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他一边说着一边拔掉瑞典国旗，插上了中国国旗。斯文赫定在他日后出版的《长征记》中，称赞黄文弼是个“博大的学者”。
1934年，黄文弼风尘仆仆，第二次进新疆复查高昌、楼兰故地及天山南麓许多古址。 这两次考察是最为困难的。那时到新疆，不要说铁路，就连公路也没有，交通主要依靠骆驼和毛驴，通过沙漠戈壁还要带水、带粮食和燃料。黄文弼不畏艰难，每次外出身携用来装水的新疆土产葫芦和拓写碑文的笔墨纸张，这种习惯一直到1943年交通干线通了汽车仍保持着。l929年春，为了探寻埋藏在荒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文明和地理变迁，黄文弼用重金购置了10头骆驼，以1个月零3天的时间穿越了“日出沙深口冒烟，日落石冻马蹄脱”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此外，考察中政治恶劣和自然险阻给黄文弼带来的也是难以想象的困难。
1927年入疆时，新疆省长杨增新把考察团设在内蒙古额济纳河的气象仪器当做大炮，于是如临大敌，派出一个团的兵力防守在哈密一线。当他弄清考察团的团长不等于军队的团长时，才准许考察团有条件地进入新疆。
次年夏天，黄文弼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进行考察活动时，杨增新被刺杀了，新上台的金树仁对考察团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密令沿途道、县监视黄文弼的行动，阻挠他的考察。幸亏沿途的一些老于世故的道、县官僚要为自己留后路，所以金树仁的命令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考察团几经周折才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 1943年，黄文弼已年过半百，但他对考古事业、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丝毫没有减退。就在这一年，他第三次赴新疆。途中他感慨地对同伴说：“斯坦因和斯文赫定这两位外国人，面对浩瀚戈壁的恶劣气候，在死神的威胁下，在死去许多随从后，仍不放弃掠夺中国文化的野心，一再深入到新疆境内许多古代文明遗址。我们中国人难道无动于衷吗？小伙子，你还年轻，要为中国人争气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是斯坦因雇用印度人测绘的，我们身为中国人难道不引以为羞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新疆考古多做一些工作吗？”
这次实地考察使黄文弼考察到了斯坦因的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所没有测到的空白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黄文弼当年9月底转向南疆，翌年返回内地。这次较前两次有利的条件是，有汽车作交通工具了。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力争多做些工作，废寝忘食，不知倦怠。行程将转至巴里坤的时候，黄文弼患了严重的痢疾，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加上多年来受沙漠恶劣气候的折磨，人已瘦得不成样子。同车从事综合考察的专家们，都劝他在哈密稍事休息，养好病再前进。但他鼓足勇气仍坚持工作，带着一葫芦水和笔墨纸张到天山庙去拓印汉碑。他又利用考察的间隙，在乌鲁木齐给各族人民讲解新疆的历史地理知识。 1957年，年过花甲的黄文弼第四次进新疆。一年里，他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共调查了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并在焉营、库车做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
漫长岁月里，支撑着黄文弼在新疆考古的长征路上顽强跋涉的精神动力是对祖国深沉的爱。1960年2月，当获悉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合同”，企图以展览为名，大规模地掠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的消息，黄文弼万分愤怒。他与尹达、夏鼐、徐炳昶、郭宝钧等人共同发表抗议文章《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劫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揭露出美帝分子偷窃、盗买、巧立名目骗取我国文物的罪恶行径，并且警告“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无耻的盗劫行为”，并且严正声明：“这批文物无论运到哪里，势必追回！”
1966年，黄文弼已是风烛残年。早年在西北大沙漠中度过的时间太长，体力消耗太大，但他依然抱病执笔，想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心血，献给祖国文化事业。然而“文革”爆发后，禁闭、抄家、游斗、戴高帽子，使这位正直的老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12月18日，他与世长辞，终年73岁。据其子黄烈讲，老人家临终前还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继续他所未完的工作。
黄文弼的人生经历视频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