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的内容

南明史的内容简介~

《南明史》一百二十卷，乃纪传体历史书，分本纪、志、表、列传等四部分。纪事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至永历三十七年止，其数十年间，虽偏隅一方，苟延残喘，然而人事错综，琐碎芜杂，千头万绪，历代治南明史者皆感其难，究其脉络，盖非易事；而钱海岳先生毕四十余年之精力，参阅3400余种图书文献，钩稽爬梳，细为条理，大凡政治、经济、人物、战争等等，事无巨细，一概收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钱海岳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编纂南明史料，40年代完成了百卷《南明史稿》的初稿。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的，就是柳亚子先生依照这个初稿抄录的。此后，钱海岳对初稿又进行了增删，增至120卷。1968年“文革”期间钱海岳遭受迫害而死，《南明史稿》也不知下落。钱海岳在生前是否将120卷本《南明史稿》完成，便成了一个谜。1971年，顾颉刚在《整理国史计划书》中提到该书时推测，它或许存于无锡或南京。钱海岳的后人也在四处寻访这部书稿的下落，竟奇迹般地发现了《南明史稿》的前96卷定稿和后24卷草稿，恰为120卷。遗憾的是，与前96卷的工整楷书相比，后24卷字迹潦草不堪，其中很多是用作者自己才看懂的字体写成的，文中夹杂的很多小条亦不知如何续接。尽管如此，由于钱海岳生前收藏装满一整卡车的南明史料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这部350万字的手稿中引用的3400余种史料，有些仅由这部《南明史稿》而得以保存，仅此便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由于点校方面的原因，该书始终未能出版。 作者：钱海岳。出版：中华书局。书籍类别：纪传体。

顾诚的《南明史》，《明季南略》，《国榷》，顾炎武《日知录》，谢国桢《南明史略》，徐世溥《江变纪略》，夏完淳《续幸存录》，

作为“顾诚著作系列”的第一本，也作为顾诚先生的代表作，《南明史》重版是众望所归。厚厚的一《南明史》变为上下两册，设计精美，版式考究，利于珍藏。
内容亮点：顾先生十几年学术冷板凳的扛鼎之作，引用方志达237部，引用书目达579种，几乎遍查南明义军所至的每一州县，可谓“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解开了许多历史死结。
竭泽而渔的治史方法，严谨求真的朴学精神，真实活现的历史情节，拨开反清复明运动的种种迷雾，重现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
《南明史》见识通达，文字精炼，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是一部上乘的历史佳作。曾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
学者称：“《南明史》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学术著作，但写得深入浅出，不仅为明史研究的同行所欣赏，而且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
重版特色
以“顾诚著作系列”方式呈现，近距离接触历史学家顾诚生平的所有著作，展示一代史学家一生的治史成果。每一本都是精品，有许多文章都是整理后的第一次出版。
重版后的《南明史》还全文收录顾先生生前撰写的《我与明史》，回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并附有顾先生的手迹。
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出此书？
顾诚先生的研究对于明清史学界、中国史乃至整个史学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顾先生去世已八年，其学术影响仍然十分显著，但顾先生已出版的著作在市面上早已断货。此次，由顾先生的家人、弟子与光明日报出版社一道，重新整理顾先生生平的所有著作、文章等，以“顾诚著作系列”的方式全景呈现出来，借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为广大历史研究者和读者奉上一套经典的历史研究著作。 《南明史》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剽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
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
“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南明史》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 《南明史》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尽如人意。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 也许有人在看了这《南明史》以后，会断言作者批判的锋芒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包括满洲贵族和汉族官绅中的拥清派），而对起自农民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则出于偏爱而处处掩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书中首先批评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和军事部署上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长期各自为战，未能在抗清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张献忠的非议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内已说得很清楚；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至众叛亲离，仓皇出降，《南明史》毫无回护之处。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南明史》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
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
《南明史》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讲必然性，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萎缩将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而定），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长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作出贡献。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国人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南明史》对史可法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史可法在定策拥立上犯了关键的错误，指责他是错误的“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这一方针导致弘光政权的覆灭。《南明史》强调指出，史可法除怀有门户之见外，缺乏雄才大略和果断魄力。这些批判，在主要精神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正确的。但如果认为史可法不顾民族大义，一味苟且偷安，或者只想利用四镇保住南京小朝廷，以保住自己督师大学士头衔，则似嫌过于激烈，并不符合史可法的实际。历史人物评价，向来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难点。
史可法是一个忠荩有余、才具平庸的人。这个才，不是指一般的办事能力，而是运筹决策、救时济变的能力，领导国家的能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理学的纲常名教的乳汁滋养成长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做“纯臣”，按纲常名教的规矩办事，实际上也受了理学的毒害。他的幕客彭士望、欧阳斌元曾力主他起用高杰、左良玉两军齐下南京清君侧，把大权夺回来，他听了骇然道：“君年少气锐，果尔，得为纯乎？”（注：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首，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在史可法看来，临以军威，震惊皇上，不得为纯臣。他因此也害怕和疏远了这两位提出如此夺权主张的幕客。这就是他体现其原则的素质。从他的素质看，他只是一名太平宰相的人选。这一点不是今人才发现的，同时代人对此已朗若日星。夏完淳这样一名小青年，就明确说过：“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 郑廉说得更具体：史可法“为人廉谨无大略，特治世之良臣，遇变则信国、叠山俦耳。其于驾驭笼络，应机济变，非其所长” 。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将史可法推到了权力中心、救国领袖的位置。他的个人素质与他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这是一个悲剧，既是南明的悲剧，也是史可法个人的悲剧。
南明的对手有两个：大顺农民军与清朝。孱弱的南明不能双拳并击是很明白的，不是联顺抗清，就是“联虏平寇”，二者必居其一。在当时条件下，作为南明决策人，倘若选择联顺抗清方针，显然非要具有高远眼光、过人勇略不可。实际上，真正采取行动实现联合农民军抗清，要等到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和南明更加削弱以后 。 在此以前要实现这种联合，存在传统观念上的障碍。史可法其人，特别在走错定策拥立这步棋以后，不能与饮“福禄酒”的大顺联合，导致战略方针的失误，应是很明显的。这就必然出现对清朝的态度缓和、退让。
作为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帅，既不能全权自如地指挥军队，又没有比较牢靠的后勤保障，史可法不能贸然北伐，也受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制约。由此可见，造成悲剧性灾难性的结局不纯粹是史可法个人的原因。这样说一点没有为史可法掩饰、开脱的意思，他所处的地位使他应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人们有权要求他少犯错误，冲破环境的桎梏，创造崭新的局面。我的说法只是想寻求对古人犯错误的根源的理解。史可法毕竟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曾成为民族的旗帜。《南明史》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说是实事求是，观点鲜明，态度平允的。认定凌駉的“异常表现”不是左右逢源，效忠二主，暗通南北，而是深受“联虏平寇”方针的影响；这就明确表现了作者的科学尺度。为了澄清史实，改变对史可法等人一味叫好的评价，发生一点矫枉过正之处，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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