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取代进化论的思想意义有哪些？

马克思与进化论的关系？~

马克思十分欣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认为，在由猿到人的进化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一般认为，人类是由古猿中的一支进化而来的，古猿早在3000多万年以前就已出现在地球上，体形较现代猿类小。考古学通常讲的“腊玛古猿”，大约生活在1400万一1000万年前，身高仅1米多一点，体重在15—20公斤左右。所谓的“南方古猿”，大约生活在距今500万—100万年以前。我们人类就是由南方古猿的一支演化而来的。大约200万—300万年前，南方古猿的一支脱离了古猿类，朝着人类的方向演化。根据化石发现，现在一般将人类脱离古猿后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猿人阶段，大约开始于距今200万—300万年以前，这时的猿人会制作一些粗糙的石器，脑量大约在630—700毫升，会狩猎。晚期猿人化石发现较多，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猿人（周口店），以及在坦桑尼亚发现的利基猿人，都是这个时期的化石代表。这时的猿人已经很接近现代人，打制的石器也比较多样化，有用于狩猎和劈裂兽骨的砍砸器，用来剖剥兽皮和切割兽肉的刮削器。最有进步意义的是，此时的猿人已经懂得了使用火，并知道如何长期保存火种。猿人阶段一般认为到大约30万年前结束。
第二阶段是占人阶段，或称早期智人阶段。我国已经发现的马坝人（广东）、资阳人（湖北）、丁村人（山西）也都是这一时期发掘的化石代表。古人的特征是脑量进一步增大，已经达到现代人的水平，脑结构比猿人复杂得多，其打制的石器也比猿人规整，有石球和各种尖状的石器，能人工生火，开始有埋葬的习俗，并且不知是为了遮羞还是为了保温，已经开始穿所谓的衣服，不再是赤身裸体。并且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古人的体质也开始了分化，出现明显差异。古人生活于大约20万一5万年前。
第三阶段为新人阶段，又称晚期智人阶段。大约开始于5万年以前，新人化石在体态上与现代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打制的石器相当精致，器形多样，各种石器在使用上已有分工，并且出现了骨器和角器。新人甚至已会制造装饰品，进行绘画、雕刻等艺术活动。大约在皿万年以前，已经出现了磨制石器。新人又称克鲁马努人，这是因为1868年，在法国西南部克鲁马努地区的山洞里发现了5具骨架，这些骨架与现代人已经很难区分，但比现代人高大。据分析，其生存年代大约在3．1万—4万年以前，被认为是新人的化石代表。我国发现的柳江人（广西）、山顶洞人（北京）化石也属于这个时期的代表。此后，人类便进入了现代人的发展阶段。
不可否认，这个进化体系的完善，许多科学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但如此，在维护生物进化论的过程中，不少社会学家，尤其是一些哲学家也作出了许多贡献。由于这些杰出人物的努力，生物进化论成了当今世界不可动摇的理论之一。
但是，无论有多少人来维护它，它始终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而且是世界众多假设中的一种，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一句话，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他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设。”既然是假设，那么就应该允许别人有探讨的余地，允许别人发表不同的观点。一味地用一种假设去排斥其他假设，这是不科学的，本身是对马克思精神的嘲笑。
那么，以上这套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共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体系，它真的牢固吗？

达尔文创建的整个人类进化学说，其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时气候的巨大变迁使森林大片消失，类人猿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从树上下到地面，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就从此开始了。如果这个条件不存在，那么整个人类进化体系就不能成立。
起源于东非大裂谷的南方古猿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露露”的化石就在此处发现。因此，东非大裂谷自然环境的变迁，成了支撑人类进化学说的关键。科学家称，500万—12万年之前，由于东非气候突然变冷，大片的热带雨林消失了，这就迫使人类的远祖——南方古猿从树上下到开阔的大草原，从四肢攀援到练习用两足行走，于是乎，古猿脱掉身上的兽毛，最后变成了人。
进化论的这个前提只是一个假设，当然许多人都希望这个假设可以成立，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起源问题。但是，最近一些科学家在东非地区的考察，却使达尔文的人类进化学说中环境变迁这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一下子变得不存在起来。
美国耶鲁大学金斯顿考古队对东非的地理、气候做了十分细致的考察研究。他们对肯尼亚大裂谷南端的图根山丘的碳化士壤进行了同位素检测，结果发现，自从1550万年以来，大裂谷地区的雨林和草原的混合就跟今天完全相同，根本不存在上述传统所说的气候大变化。要知道，东非古人类的考古化石最上限也不过400万年，也就是说，非洲的古猿竟然可以在虚拟的自然条件之下完成从兽类向人的进化，这是不是太荒唐了？这支考古队在最后的报告中写到：“人类的进化是相当复杂的过程。这（指东非大裂谷地区气候的考察结果）可能迫使我们要寻找其他的因素来解释人类下地行走的原因：为了食物和为了占领更加优越的生态环境；受到其他物种的竞争，等等。”如此说来，人们要想使自己的学说成立，非要迫使东非古猿下地行走不可，不论这些古猿是否愿意，非下来不行，即使不是真的自然环境变迁，我们也要虚拟出一个自然环境变迁的事实出来。看来，我们这套进化理论过分脆弱了，也过分霸道了。
不仅如此，考古学所发现的古化石，是支撑人猿同祖进化理论的主要证据，但正是在这方面，更显示出其脆弱的本性。
首先，现在我们考古中发现的人类化石量极少，越是往前，化石量就越少，考古学家往往根据几颗牙齿或一个、半个头盖骨化石为依据，进行洋洋洒洒地推论，明显证据不足。
1995年初，中国科学院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介绍中国古人类考古50年来的主要成绩。读着这篇文章，明显感觉证据不足。比如，著名的元谋猿人，也就发现了两颗内侧门牙，一左一右；蓝田猿人只有一个下颔骨；丁村人，只有三颗牙齿，一小块头盖骨；马坝人，只有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柳江人，只有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四个完整胸椎及五段肋骨；资阳人，只有一块头盖骨，一块完整的硬腭；山顶洞人略多一些，有三个完整的头盖骨，几十颗牙齿和一些脊椎骨。要知道，从元谋猿人到山顶洞人中间有150万年的时间，我们仅凭一点点资料竟然能勾画出人类150万年的发展史，真有些不可思议。你怎么能用一小块头骨就确定它是人还是猿，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无论如何，读着古人类学家给我们的结论，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
外国的古人类研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化石》杂志1995年第一期曾报道，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科学家展示了大约450万年前人类始祖的化石，命名为南方古猿，其证据：头城后部一小块，耳骨和牙齿的一些碎片。1856年，在德国迪赛尔多夫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山洞里，人们发现了一块不完整的头骨和几根腿骨化石，从此，尼安德特人竟然成了早期智人的代名词，虽然后来又有少量发现，但证据乃不充分。
事实上，关于人类进化体系中的化石不完整性，早在19世纪英国的郝胥黎就曾指出过，人类不能直接从猿进化而来，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化石空白区。至今的考古学也同样证实，所谓的新人之后有4万年的化石空白，这4万多年里，正在进化中的猿类跑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是跑到另外一颗星球去完成进化了吗？实际上，不但是人类，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没有进化中期的化石，为解决这种尴尬，科学家只有提出“突变学说”，即生物的进化不是逐渐完成的，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突然发生的。但这也是假设，而且更加没有证据。
其次，在考古测定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目前我们考古测定通常使用碳—14测定法，但碳—14很不稳定，年代越远，差距也就越大，在人类化石的测定方面，有的误差几万年或几十万年。比如，元谋猿人170万—100万年，相差了70万年，蓝田猿人115万—75万年，相差了40万年。
还有，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时间并不算长，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大约出现于4000多年以前，后来经过考古发现，把这个年代逐步高移1万年、2．5万，结果定为4万年。再往后，美国科学家提出了10万年说，现在又提出了450万年说，这种大动荡的本身也说明了一些问题，而且在这其中也伴随着相当大的学术争论。
因此，有不少人对这套进化模式持怀疑态度。尽管从猿到人的进化中有许多诸如考古等方面的证据，但仔细分析起来，其中仍不难发现许多问题，如猿人和古人之间的过渡类型是什么？古．人是如何向新人飞跃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变化的？为什么缺少中间类型的化石？
有人从进化的角度提出疑问：脊椎动物的四肢都着地，这样分散了脊椎骨的压力，这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是合理的。而人却是直立行走的，直立人的脊椎所承受的压力过分集中，反而不如四肢行走的脊椎动物合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进化呢？它是进化还是退化？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由于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外形上）就是人能直立行走，而动物则是爬行，因此我们总是想尽办法去解释这种区别，由于人比动物要先进得多，因此在解释时，我们总是首先确定这种区别的合理性，总是将这种区别看成是首尾相接的进化证据，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呢？大家都在讨论直立行走的好处，那是因为我们人就是直立行走的，为什么不去分析一下四肢行走的好处呢？
按照一般观念认为，人类手脚的分工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将古猿赶出丛林，从而使前肢进化为手臂。而东非大裂谷地区的考察已经证实，这个前提条件至少在东非是不存在的，那么促使猿人手脚分工的环境又在哪里呢？同时，我们发现，蓝田猿人和山顶洞人，他们生活的地区并不是大平原或草原，而是植物比较茂密的山区，世界其他地区的猿人生活环境也基本与此相类似。而在这种自然条件之下，用四肢行走难道不比只用后肢行走更为有利一些吗？怎么会发生手脚分化的进化呢？
再者，用血浆蛋白分子差异程度的定量测定发现，人与现在的大猿、黑猿最为接近，大约在4000万年以前，人与大猿、黑猿分手。可奇怪的是，经过4000万年漫长的岁月，大猿和黑猿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它们永远属于灵长类哺乳动物，照目前的进化程度看，它们再经过4000万年也不会进化成智人和现代人。如果进化论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应该适合所有生物的进化，既然已经有一支猿类进化为人，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正在进化的其他猿类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现其他猿类进化成人的趋势？为什么地球上只有人类的进化获得了如此速度？
如果从整个地球生物界来考虑，动物的进化虽然在体形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功能和特点上却是应该有同步进化的特点，看一看我们周围的动物吧！哺乳类动物中有许多特点和功能是相同的，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是沿着一条本质相同的轨迹在进化。而我们人类却是整个动物界的奇迹，我们进化的轨迹与它们根本不同，简直就是两回事，除了人以外，我们再也找不着直立行走的动物。如果说直立行走标志着动物的进化，那么这种进化就不应该单单反映在人类身上，而在其他动物之间也应该有类似的进化发生，这才符合整个地球动物进化的规律。然而在其他动物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点直立行走?

没有，马克思在写的时候只不过说了句这本书对全人类很重要，马克思主义包含的范围特别广，建议百度

1、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正却的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是现时代的智慧，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2、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人类思想智慧上的结晶。

3、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与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更积极有意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生活意义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自己生活学习工作中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指明了道路.因此在我们生活中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正确选择人生目标和发展道路,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具有极重要的导向作用。

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 但同时也导致了我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多变性和矛盾性,容易诱发自由主义,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因此,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找到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个人定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联系与发展,唯物辩证法等都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以这些理论作前提,来进行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可以避免走弯路、犯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培养我们思维创新的能力。启迪着人们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探索未知的能力。在理论思考和创新的过程中不能从主观臆断的想当然出发，而要从物质第一性出发，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辩证法部分为人们的思维创新提供了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它告诫人们在思维创新过程中应该坚持矛盾分析方法，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及其特点，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反对形而上学的均衡论和一点论。认识论部分，为思维创新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认识的主体。要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和思维创新能力，必须提高主体的自身条件，加深对认识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具有先进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理论品质。

　1859年11月，恩格斯将达尔文的著作推荐给马克思。这是马克思第一次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1860年12月，马克思首次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做出评价。他说“：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P131)这是人们将达尔文进化论视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基础的最主要证明。事实上，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基础，是指达尔文的学说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证明，而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进化论产生后才确立起来的。早在达尔文进化论发表之前，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都已经形成了。1861年1月，马克思在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信中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2](P574-575)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有力地打击了目的论，这具有重大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肯定，也主要是在以上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的学说不仅打击了宗教神学，打击了目的论，而且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证明。

　　应该说，马克思是十分了解达尔文学说意义的。他在1867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自己在“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3](P410)。这为人们将马克思与达尔文以及他们的理论相提并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

　　1883年马克思逝世。在他的葬礼上，恩格斯在悼词中将马克思与达尔文联系起来，这对后人定位两人的关系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4](P776)自此后，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与达尔文在各自的领域完成了相似的工作，他们的理论是互为平行、互为补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的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存在着很大不同。马克思在肯定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方面外，更多地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了批评。

　　二、马克思对与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

　　1862年，马克思重新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是这次，他说：“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5](P251-252)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达尔文的失误在于：1.他错误地运用了马尔萨斯理论。2.他没有认识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区别。

　　马克思不能接受达尔文进化论里面所包含的人类之间生存斗争的观点。他并不认为残酷的生存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1869年的信中说：“英国社会的生存斗争——普遍的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使达尔文发现残酷的生存斗争是‘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基本规律。但是达尔文主义与此相反，却认为这是证明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的决定论依据。”[6](P580)马克思主要是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而言的，他反对人类之间的生存斗争、社会上的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观点。

　　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容上来看，它是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更强调自然选择对物种改变的影响，并认为物种进化是在漫长的优胜劣汰中完成的。马克思对这种进化解释并不满意，他更赞同法国自然科学研究者比埃尔•特雷莫的进化观点。

　　特雷莫在分析生物起源和进化时，更注重分析地质构成等环境因素对生物进化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如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可能会造成人自身的改变。对此，马克思较为赞同，并认为这是比达尔文进化论进步的地方。他在1866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有一本很好的书，……这就是1865年巴黎出版的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起源和变异》。尽管我发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是以地球发展的各个时期为基础的。”[7](P250-251)尽管恩格斯对特雷莫的书评价很低，认为“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8](P258-259)，马克思还是坚持认为：“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燥，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历史文献方面的批评也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9](P534)可见，马克思不能认同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他有自己的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

　　三、马克思与达尔文论人性及人的发展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了他的另外一本代表作《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在该书中，达尔文在肯定人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动物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了人的意识、道德、宗教都是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指出，许多动物都具有社会本能，这种本能能够使动物群居，并相互合作。在达尔文看来，社会本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本能的动物群体才能在与其他群体，尤其是同类中那些不太合作的群体的竞争中胜出。人类的社会本能也是如此。为了生存斗争的需要，人类具有团结本能的因素发展下来，并成为道德。而道德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发展遵循着自然法则，人性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人类与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的生物结构。人性作为一种生物遗传，并不会因为经济或者社会的改变而发生明显变化。在达尔文观念中，人性在不断地延续中虽然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通过代代相传缓慢发生的。

　　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达尔文的观点很不相同，他更强调人的特殊性。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可以进行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可以制造工具，并利用技术来改造自然，而动物只能依赖于自然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0](P46)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可以进行有意识的活动。

　　在1845至1846年间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他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11](P81-82)在这里，马克思说明，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使人从一般动物中脱颖而出，开始人类自己的进化历程。在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中，这种观点被坚持下来。他认为人类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天生的社会性的动物，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的社会性与达尔文所讲的人的社会本能的概念近似，但他们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在达尔文看来，人的社会团结的本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社会性，即人的社会性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人的社会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能在人类社会中经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发生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性是可以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改变而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倾向于支持保守主义者的主张，那么，马克思的理论，毫无疑问是支持革命观点的。

　　马克思之所以更赞同特雷莫的进化论，也是因为特雷莫认为人性可以经常地发生变化。在特雷莫看来，如果人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理环境不同的地方，在短短几代人之后，他们就能够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新的环境，可以很快地出现进化或者退化。这与马克思的观点相近。马克思认为，如果人们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文化就会发生改变。

　　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进化的观点与达尔文的明显不同：达尔文从研究自然世界出发，更倾向于将人理解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人与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动物世界的自然延续和发展，人类的演进遵循着自然法则，其进化是通过漫长的自然选择的过程完成的；而马克思主要专注于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8研究，更强调人类存在的独特性，强调人类的能动性。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改变自然界，也能够通过改变他们的社会关系而改变自身，也就是说，人在其进化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

　　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虽然肯定了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意义，指出达尔文学说有力打击了宗教神学、破除了目的论，并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但他认为达尔文学说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他尤其不能认同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主义者在人类社会领域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反对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与生存斗争在人类社会领域的普遍有效性，他认为，人的存在具有特殊性，不能将自然法则直接搬用到人类社会中。

　　在对人的论述方面，马克思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具有重大不同：在达尔文学说中，人植根于动物世界，只是动物发展的自然延续，人类的进化只能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完成；马克思则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来改变自身。马克思对于人的这种分析，是他社会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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