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体制改革方案的试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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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时候实行省管县?~

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还没有准确的时间。

  三)“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三种基本模式

  按照我省市(州)、县发展现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应分为下列三种模式。

  (1)“中心城市+卫星县”模式

  全省经济发展态势好、后劲足、财源丰沛的市(州)有长沙、衡阳、岳阳、常德,而株洲、湘潭虽发展稍弱,但在湖南省“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战略下,仍应归入中心城市范畴。中心城市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其作用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应支持建设一批功能互补、特点鲜明的卫星城,加强其集聚和辐射效应,做优做活大城市群,以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增长极作用。

  (2)“弱市(州)+两极县”模式

  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弱市(州)而言,一般有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相对较弱的市+相对较强的县”模式,如邵阳市与邵东县、娄底市与冷水江市。在这种模式中,地级市的存在已经束缚了县(市)的发展空间,阻碍了一批强县的崛起,县(市)急欲“破茧而出”,应对其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并采用鼓励财政收入大县(市)抓收入、上台阶的如超收返还、以奖促增等激励政策,以培育一批县域经济增长点。一种是“相对较弱的市+相对较弱的县”,如张家界与桑植县、湘西自治州与古丈县等。在这种模式中,因为“市”与“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实力较弱,双方较易陷入低效竞争和博弈困境中,应对其施“省直管县”体制,同时辅以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鼓励经济欠发达市、县(市)增收节支保平衡的财政政策,在确保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和完成消化历年累计赤字任务的前提下,将省财政的体制补助和奖励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相挂钩。

  (3)“中等市(州)+中等县”模式

  对于前两种情况之外的部分市县,是否实施“省直管县”,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应充分发挥下级财政自主管理、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力,鼓励他们突破路径依赖而获得创新效率。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审慎对待,除对改革市(县)进行正常的业务指导外,还要加强监管,尽量避免省直管县初期发生的管理缺位和无效状态。

  三、创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使省对市、市对县的两层博弈改成为省直接一对多的博弈,将改变两级财力积累进程和利益均衡结构,进而影响省、市、县财政的理性行为,必须统筹协调、创新保障机制、完善配套措施,才能形成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合力,放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正效应”,实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软着陆”。

  1.应重新定位省、市、县财政职责。省级财政的主要职责应该包括:确定市县财政体制、转移支付及专项资金补助的拨付、资金调度及财政结算、工作部署和检查等;市级财政在省县之间仍将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业务指导职责、报表汇总职责、发展县(市)域经济职责;“省直管县”后,县(市)在谋求自身发展中将有更大的自主权,将有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应充分利用省财政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激发县乡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2.应建立省对县的监督管理机制,避免省级财政管理半径激增造成的“管理真空”问题。具体来说,实行省对县财政预算审查制度,从源头上加强对县级财政的指导、管理和监督,全面掌握县级财政基本情况,指导县财政管理与改革工作,促进县级财政科学、合理安排预算;建立科学合理的省对县考核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县级财政运行情况和努力程度;建立合理的省对县激励性财政机制,采取超收返还、以奖促增、以奖代补等多种激励方式,激发各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内在动力。

  3.创新省、市、县财政联席会议制,调节跨层级、跨区域的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经济管理等矛盾,以自主协商的方式实现责任分担、利益共享。

  4.建立省财政派出专员制,通过派出专员了解掌握县(市)乡财政情况,准确及时传达上级政策信息,指导县(市)财政管理和改革工作,建立省与县顺畅的信息通道。

  5.创新风险预警和应急制,设置应急准备金和应急程序,提高新体制的应变能力和风险化解能力。

  6.尝试市、县财政、地税合署办公的组织机构安排,即财政与地税合并为一个党组、两套班子(财政、税务)、两块牌子,各市(州)、县(市)财政局长兼任地税局长。这样的组织机构具有精简高效的特点,并有利于“省直管县”中的权、责、利的清晰定位和高效运作,是省直管县体制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总之就是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连接,跳过市财政。

  江苏和辽宁是中国推行“市管县”体制的最早受益者,也是试行“省管县”体制变革的先行者。 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51号文件,提出地市合一,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实行“市管县”体制,江苏和辽宁一并成为这场改革的先行者。20多年过去,江苏成为此次改革的最初受益者,也成为改革推进后“制度变形”诟病的承受者。农业发展滞后,城乡摩擦频繁,地级市和县之间的离心力加大,成为江苏省决策层无法忽略的现实。与此同时,县域经济高度发达、在中国经济十强县中包揽6席的江苏,如何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的活力,则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关于制定《实施省管县体制改革方案》的议案
  一. 我国目前的行政运行体制弊多利小。

  我国目前的运行体制是五级政府框架:中央政府一省一地级市一县、区一乡镇。这一行政层次模式曾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等改革的推进,我国层级过多,行政成本过大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如何减少行政成本,破解我国行政层次过多的矛盾?已成为中央政府应该研究的问题。而可减去的中间层次只有地级市。从经济意义上看,每个地级市一年运行的成本都在数亿元以上;从行政效率来看,地级市已成为阻碍行政效率的焦点层级。地级市管县的取消更有利于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有一级政府的设置,相应就有一级权力机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对口设置,形成一支庞大的“吃皇粮大军”,运行成本巨大。同时,也就造成了人浮于世、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工作效力低下等诸多弊端。

  有资料提供,福建省南平市是规模较小的地级市,供养人口11295人,一年支配财力4亿元,除教育和离退休人员5470人的工资外,其它支付都是用于维持一个地级市的正常运转。有时公务员工资发放都困难。正因为地级市财力十分紧张,还要应付名目繁多的接待等支出,只好变着法子上下截留各种资金。比如,东兴市只是广西防城港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2003年国家民委给东兴市民委80万元的项目资金,但到了防城港市被截留了30万元。2003年上面拨给东兴市的各种专项资金有3000万元,都要经过防城港市才能转到东兴市的财政账户上。东兴市还得跑防城港市要钱,到年底被截留了900万元。另外,东兴市是对越南经贸口岸,口岸对到越南的游客每人收旅游服务费145元。防城港市盯住这笔收入,下令全部收费权划归防城港市,以权夺财使东兴市受极大损失。另有资料报道,一些地级市权力用得“十分充分”。如福建省晋江市隶属于泉州市,为建一个化工储罐区,报计划办手续,天天要跑泉洲市。工程建完了,营业证办不下来,只好“试运行”,就是这样晋江市还得每年向泉洲市港务局上交50万元“货物港务费”。另,武夷山风景区一直由武夷山市管理,隶属于南平市,南平市对武夷山收入颇丰的旅游费看“不舒服”,两年前收归南平市成立了“南平市武夷山风景区工作委员会”,南平市一位副市长任第一书记,将原来的武夷山风景区管委会的人事权上收,这位第一书记的副市长平时不来只在决策时来拍板,钱全拿走。严重损害了武夷山的经济发展。

  从效率角度地级市弊端太大。有材料报道,晋江市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700多家,办“自动进口许可证”要先由晋江市审核拿泉州市外经部门审核盖章,再到省里办理。泉洲市不知情,不验货、只是盖个章,还得在“研究”中跑几趟,企业办手续耽误了大量时间。更让晋江市有关人员不理解的是,贷款办手续三番五次的跑泉洲,没有两个月时间根本办不下来。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基层干部抱怨说,近几年各地加快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一批审批事项越来越多地被取消,地级市行政职能事实上趋于“空心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但有人就得干点事,就生出很多检查和评比,县级党政领导报怨的说:至少用三分之一时间来接待地级市领导和各种部门的检查,什么部门都得罪不起。其实,现在的地级市一个很大职能是“上传下达”,在这一级“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成了最常用的执政办法。

  总之,目前的地级市管县已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减去这一环节实行省管县的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辽宁省已提出这一思路并在试点实施。但试点先从百强县作起的办法,本人不敢苟同。经济最需发展的穷县或欠发达的县则应该首先考虑。应该看到省管县是促进穷县进亚百强县的最有效措施。千万不能搞舍贫济富之路。

  二. 实行省管县会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

  降低分税制财政体制上缴中央的75%增值税和全额消费税的比例,增加县留成税收比例,将是促进县域经济大发展的最有力措施。2002年以后的几次调整都是增加财税向中央集中。而由于能使县域经济提升的营业税,所得税发展滞后,因此,县只是吃不饱财政状况很难改善。当然给省级财政也带来困惑。若能把原来省管地级市的模式改为省管县就会减少一层环节。省的财政政策和经费直接下拨到县,减去了中间“扒皮”的环节,对县域经济发展将是最有力的运作。

  实行省管县实质上是对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从根本上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后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增加,可使县集中财力发展各种事业。减少地级市层次,减低行政管理成本,从而减少农民负担。过去的经验可让我们清醒的看到,县域经济困难,农民收入上不去,城市经济发展也就受影响,诸多社会矛盾无法解决。

  浙江率先实现了经济转轨,与浙江省早就实行省管县的体制有关。这避免地级市对县财政的截留。促使浙江省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县域经济在浙江省GDP中占80%。

  省管县的最大受益者是农民,民营经济的发展占据了浙江经济的主体,它也给农民就业带来了生机,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其实发展县域经济就是发展民营经济。

  原来的地级市管县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主要是农村为城市服务,县的行政和经济收入都受地级市制约,剥夺了县和农村地区的利益。市刮县市里宽裕了、穷了县、乡(镇),成了“市压县、市卡县、市吃县”局面。而且县出于无奈只好转驾给乡镇。可以明显的说市管县体制束缚了县域经济发展。必须退出历史舞台。

  三. 省管县体制改革方案

  (一)实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目的

  1.学习外国政府架构的模式与国际接轨;

  2.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3.理顺政府管理体制。;

  4.减轻国家负担、减少吃皇粮人数、减轻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负责。

  (二)缩小省管辖范围

  1.将现有30个省(市、自治区)划分40个甚至50个省(市、自治区);

  2.将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中规模、实力较雄厚的城市提升几个为国家直辖市;其它副省级城市仍定为国家计划单列,国家管的二类国家城市;

  3.计划单列市纳入中央和/或省直接管理,实施减部门、减编制,中央和省要给予加大税收留成比例政策,使其有更大发展空间;

  4.中央对单列市要加大经费支持力度;而省按偏低比例进行税收提成;

  5.单列市人事权力由中央和省双重管理;

  6.中央对省上缴财政和税收要给予优惠,因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这部分经费支持。

  7.减少省级党、政、人大、政协和纪委副职配备指数,不搞党政副职交叉任职和党政同管一个部门。重在提高其执政能力。

  (三)地级市直接纳入省管

  1.减少职能部门,压缩编制;

  2.原涉农部门人员减编幅度要大;

  3.除按规定上缴省财政部分外,地级市原则上要自养自;

  4.对减编下来公务员进行分流,鼓励部分人员“下海”领办企业。

  5.减少五大班子副职指数,不搞党政同管一个部门的旧模式。

  (四)县(市)由省直接管辖

  1.人财物全部由省管辖;

  2.适当作编制调整;不搞党政交叉任职和一个部门多层管理;

  3.进行计划调整;

  4.合并乡(镇),进行大幅减编,减轻农民负担;

  5.省实施扶持县域经济发展优惠政策,给县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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