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朝,宋明以及明清时期的发展状况怎么样？

概述儒家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发展进程~

创立：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将奴隶制度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发展为“礼”，强调等级尊卑，致力于等级重建。
继承：战国时期，孟子发展“仁政”学说，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礼法并施，王霸兼用。
重创：秦朝，焚书坑儒。
正统：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冲击：东汉以后，佛教，道教的冲击。
融合：唐宋时期，三教开始走向融合。
理学：宋明时期，儒学在迎接佛教和道教的挑战时逐渐吸纳其思想，形成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
批判继承：明清时期，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

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1]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2]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末，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3]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4]，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性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

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6]。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7]。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春秋：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孔子晚年整理和编订的《诗经》《尚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五经”.
战国：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特点： 此时期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 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的治国原则；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新兴地主阶级冷遇.
（二）儒学惨遭摧残——秦朝
秦朝虽已一统天下,但当时私学兴盛,百家争鸣,许多儒生、游士评议国政,造谣惑众,极不利于当时的国家一统、中央集权,秦始皇为了压制原来战国分裂割据时遗留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影响,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进一步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秦政权.
特点：因为儒学不能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统治者用政治权力强制干预和控制思想,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
（三）儒学独尊地位——汉代
西汉：董仲舒成功地改造儒学,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建立起新儒学,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三纲五常”.这时的儒家思想“内法外儒”,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欣然接受董仲舒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传播,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特点： 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相互结合,互相渗透. 儒家思想宗教化、经学化、政治制度化.
（四）儒学新的发展——宋明理学
两宋：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新儒学的正统.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明朝：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说明理学由客观唯心向主观唯心演变,也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特点：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是儒学第二期发展的象征.它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哲学化,使儒学服务统治的政治作用和修养身心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
（五）儒学发展变异——明清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朝代的激烈更替,随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在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对晚清民主思想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异端”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六）儒学遭受打击：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思想领域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天平天国虽然在开始时把西方宗教平等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却把儒学经典贬斥为“妖”,扫荡封建传统文化,否定原有的封建道德秩序.辛亥革命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政府规定学校不读四书五经,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
（七）儒学重新泛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出于复辟封建帝制的政治目的,废除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利用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浓厚残余,在社会上掀起反动的尊孔复古逆流,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专制统治的护身符.
（八）儒学统治地位动摇——新文化运动前期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九）儒学统治地位彻底动摇：——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十）儒学焕发新春——文革结束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
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历程（二）
1．“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从“无为”到“有为”：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黜.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它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驰的局势十分有利,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3）儒学成为正统：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宋明理学
（1）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2）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3）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
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1）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2）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程朱理学诞生于宋而鼎盛于元，到了明朝前期，虽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发展，却落后于时代的脚步，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变得保守与僵化，儒学如何才能重现出应有的强大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呢？

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与大多数陈陈相因、谨守朱子门户的科举士子不同，王阳明在年少时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丰富的阅历和不辍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

大型人文纪录片《王阳明》剧照

阳明心学的要旨以“心即理”为根本观点，提倡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知行合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智慧”，最终以“致良知”来完成阳明哲学的构建。可以说，阳明心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也是东北亚文明圈的宝贵精神遗产。

王阳明一生狂狷不羁、坎坷传奇，阳明心学的完整构建，标志着儒家思想又一次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而得以重构体系、重新发展，使得儒学的认同基石更加宽广。

王阳明，无疑也是一位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儒家圣者。

心学大师王阳明

秦、汉、隋、唐、宋、明，六大朝代在国家治理制度上的探索与贡献

中华民族的延续能做到连绵不断，重要的因素是在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中国传统思想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同时，还能与法，释、道等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不断演变。海纳百川的传统思想不仅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甚至还直接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

• 秦朝

公元前361年，急于称霸图强的秦孝公重用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在秦国实施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使秦国成功崛起。

商鞅变法，为秦横扫六合打下坚实基础

在商鞅变法138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建立了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并没有与时俱进，随即更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短短15年的王朝兴衰，向世人昭示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的道理。

• 汉朝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了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亡覆辙的危机边缘。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过错，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并宣布“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新国策。

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

“汉承秦制”，汉延续了400年，这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们该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 隋唐

例如北魏所颁行的均田制可以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在隋唐就得到了继承与延续；隋朝所确立的三省六部制，因其中央官制组织严密而一直被后世所沿用；隋朝还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

脍炙人口的《隋唐演义》写于明末清初

到了唐朝，在完善的制度、辈出的人才和更具效益的生产力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成就了“大唐盛世”这个我国古代史上公认的文明巅峰。

• 宋朝

然而，强大的唐王朝国祚289年后，朝代频繁更迭的乱世再次降临。在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割据的大分裂局面维持了近百年，最后由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建立起基本统一的宋王朝。

宋太祖赵匡胤

为了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历史的轮回宿命，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制度层面上有效遏制武夫悍将的权力，宋太祖提拔一大批文臣使其身居要职；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使整个国家重新走向稳定。

赵匡胤所显示出来的帝王风范，预示着一个全新的伟大王朝的开启，而中国传统的朝堂制度也在实践探索的前行中，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

• 明朝

从宋到元再到明，每个朝代的末期都会出现一个政治顽疾，那就是官员对平民的盘剥。明朝开国时期惩治贪官污吏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这是一个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博弈过程。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朱元璋在成功建立明朝后，便采取了高压态势反腐。洪武15年有一千三百多名官员因涉及“空印案”而受到处置；三年后，户部盗卖官粮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两侍郎以下至地方官员，被判处死刑者多达三万余人。

尽管明太祖倾尽一生都在为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到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面对最后时刻来临时，还是用血衣遗诏表达了切肤之痛：”……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

明末代皇帝朱由检

武王伐纣，重塑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

每一场重要的战役，不仅是对指挥者的考验，更是对战胜方开天辟地、重塑秩序决心的考验。

在夏商周时期，凡有重大活动无不占卜以探知天命鬼神之旨意。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但龟兆不吉，联军到达牧野时更是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的异常恶劣，似乎表达着上天的极度不满，但周武王果断作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决定，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

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牧野之战

从此，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逐渐取代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令中国人在除了笃信天命鬼神的世界观外，又有了多样的价值观选择。

所以说，武王伐纣是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在军事行动中的成功运用，流血漂杵的牧野大战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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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朝,宋明以及明清时期的发展状况怎么样？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