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是什么

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经过三年艰苦奋斗，国民经济已基本恢复。这就要求国家社会形态应摆脱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过渡性质，而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它们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这就需要国家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在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彻底解决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矛盾。
最后，这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又包含了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总体来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它们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相反，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则是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有益的补充，居于次要的地位。总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社会发展大势所趋。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切实可行的，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方面因素决定的。第一、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受追逐高额利润本能的驱使，经常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干出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还是拥护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也愿意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这就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可能，即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正确的政策，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积极的方面，克服其消极的一面，最终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二、最关键的因素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需要他们制定正确的改造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实现的，这也使民族资产阶级最终接受了和平赎买。根据材料可以知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精神是：对他们的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改造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稳步前进；不能急于求成，要有对他们进行长期改造的耐心；树立改造必定成功，社会主义一定实现的信心。

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改造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训练干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和过渡作用的集中体现是：其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向前迈进一步就是社会主义；其二，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最能够接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而且也是工人阶级可以参与资本家企业管理的最有效形式。其三，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是民族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它可以让民族资产阶级和平地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使中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步骤
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9月，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道路。
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则在国家掌握一切重要货源的情况下，通过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业务的方式向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转变。

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加强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这时，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最后地断绝了资本主义和农村的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已达到99%，私营商业达到85%，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对民族工商业者的选举权、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民族工商业者在不太勉强的情况下接受社会主义，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浪潮中，也存在着过急、过快和过粗的问题。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顺利地开展和完成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政治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决定因素。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只在本质意义上、最终意义上体现，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可能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意义。20世纪50年代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点上。当时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凯歌高奏，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从它的种种危机、诸多社会矛盾以及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历史上惨遭各个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和愤恨，不会赞成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突出成就，又极大地增强了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既然确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认定搞资本主义没有前途，加上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援助，中国不能骑墙走第三条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动力，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现实情况看，新中国的政权基础很不巩固，国际上西方国家虎视眈眈，国内在土地改革后的两极分化已经出现，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有日益扩大之势，危及新生共和国政权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必然对危及政权统治基础的私有制进行限制甚至消灭。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思考。苏联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是战争的迫切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新生的苏俄政权来说是必要的、合理的，但事实证明它是暂时的、救急的政策。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环境与苏俄相比具有某些相似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其次，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要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合理的、必然的，则要说明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计划经济的创始人列宁曾主持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于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是苏联第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斯大林把计划经济理论化、系统化，并从1927年开始通过制定国民经济的五年发展规划，把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纳入到计划经济的轨道。计划经济在苏联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只用两个五年发展计划，其经济实力就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国解放初期，由于受国际局势的影响，经济建设环境相对封闭，物资严重匮乏，形成短缺经济时代，国家必须大量投资搞建设。同时，国民经济生活比较简单，推行计划经济，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规划，进行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时代是相适应的。事实上，计划经济在国也产生了奇效。50年代国仿效苏联模式推行计划经济，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基础，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而推行计划经济必然要求把私营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整体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
　　第三，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主观动因。1840年以后处于全面衰退的中国，又惨遭西方列强的侵略，连年战争，赔款割地，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已穷困不堪。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对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渴望更加强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愿望。为了迅速地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然要求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其制度保障就是计划经济，其可行途径就是对私营企业的改造，使其能迅速地为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
　　总之，从巩固政权的客观需要，到国家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人民赶超西方国家、建设强大祖国的主观意志，必然要做出对私营经济进行改造的正确选择。

（1）从政治方面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政治保证。
（2）从经济方面看，国营经济的力量已经相对强大，并在迅速发展，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3）从实践经验方面看，已经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经验，也积累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经验。
（4）从国际环境看，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军事上威胁、经济上严密封锁的政策，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又很不景气，而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活力，并给予中国建设事业以援助，促使中国迅速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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