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侠存在的原因？有哪些代表人物？
在汉以后的岁月里，侠客们都是在天下纷乱时候露出峥嵘，而在太平的岁月里因为为了逃避朝廷的迫害而显得行为诡秘，加上官方不断地负面宣传，从而侠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改变了形象，从一种坎坷而潇洒的形象变成了破坏安宁，招灾惹祸的异端，人的心里不象战国时期那样充满对侠的向往和推崇，排斥和异视成了人们的主要态度。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正是这样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侠客们。自东周开始，天下大乱，列国纷起，对于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强，养士成为了一个政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侠客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砝码在社会地位上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作为秩序和威严象征的周王室每况愈下，也在另一个方面让社会空气更加自由。有本领的侠客们可以根据双向选择的办法来决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这使得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让那个年代的江湖充满了个性的光辉。正如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样，那个时代侠客们代表的尊严和信心也是后世所仿效的典范。
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认为养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侠，而养士的人则成为了最大卿相之侠，首推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以上可见，无论侠客产生于什么环境，在当时的社会中侠是相对自由的，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所以当时对侠客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生长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一方面，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当时那种自由的入仕风气，侠的江湖几乎成了卿士的后备基地，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纯粹义气化的江湖。
在战国，侠客的举动经常可以改变局部政治力量的对比，他们的勇力是养士者所借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行为准则，他们既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勇力和信心去报答知己并博取荣名的勇士。“专诸刺王僚，彗星击月”，专诸豪气，鱼肠锋芒，为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扫清了道路，学鱼的坚忍，面对王僚的冷静，一击必中舍生忘死的决心，令人读书至此常掩卷长叹。聂政杀侠累，不仅是一个刺杀复仇的过程，更是用生命去实践侠的精神的举动，“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史记。刺客列传》）简短的语言，直白的语气，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一个侠客最简单的信念，“父母在，不许友以死。”然后在众人中杀韩相侠累，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和严仲子，不惜“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这样一个勇士怎能不让人钦佩，更让人感叹的是他姐姐，“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产生了这样简单而真实的人，也让人之间的感情变的真实而简单，没有搀杂更多的利益和欺骗，一切都象侠客手中的剑，保护亲人和朋友，刺向危害亲人和朋友的人，没有口号没有标榜没有中伤，最直接也最有效。豫让不惜吞炭漆面，两刺赵襄子，“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句话更成为以后士和侠客行为的经典准则；而赵襄子也可以放过豫让第一次，而杀他于第二次，并让他死前击衣完志，“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 “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正是在一个人因为能力而被充分尊重的年代，才产生了这样的人物，自由的人格，独特的准则，基本的道义让一个个人物熠熠生辉，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也使得那个年代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中国人说起那个年代时候常怀着就是骄傲而光荣的感情，用的词也是那么质朴而深情--“古人之风”。
造成游侠这种特殊人群是那时期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首先周王室的衰微带来的社会法制礼制崩溃，在不断的战乱中最值得信赖的最能保护自己的是个人最具有的能力，这种涵盖了信心勇气武力判断力的综合能力在那个年代备受推崇，这就为侠客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数百年逐鹿中原的权力战争，模糊了原来森严的等级界限，随着王室--诸侯--大夫这样的权力等级的被打破，崛起了一批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原有的政治势力挑战，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迫切需要人才，于是侠客们有了走上权力舞台的机会，而正是这样一种双向选择让侠客有了更多的自由，这样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形成，也使得侠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价值理论和行为规则。由于对人才的需求，也由于力量需要用于与争锋的敌人抗衡中，在那个时期正统容忍了这种异己，并在一定程度上扶助了其发展。所以只有在那个时期才能出现信陵君立马待侯生，折节下毛公薛公之事。“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史记。魏公子列传》）也正是因为这种待士之道让魏无忌堪称战国四公子中最杰出的一个。那个时代，士子可以傲公卿，游侠可以蔑帝王，一切都凭借自己的能力，让人充满自信和朝气。其三，学术上处于百家争鸣时期，在思想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排他的中心，社会对新的思想有能力的个人是容纳并欣赏的，儒家有侠，墨家有侠，道家有侠，这使得侠客们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一个方向受挫可以转向另一个，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力，所以我们看到的侠客们经常表现出那种最原始也最强力的生命力。其四，那个时期由于战乱而造成的闭塞，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经常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传递者，一个混乱现状的终结者，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救世主，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侠客的希望。我们现在说每个男人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说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无拘无束的憧憬；而在那个时代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代表了生存的保证，也代表了相对公平的生活环境，更是可以保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能力，正是缘于这种向往，也让古人对侠充满了推崇和梦想，所以才有了王夫之先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的感慨，才在西汉初年形成了游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侠“武断于乡曲”和“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局面，民众心中有大侠而无大官，以游侠为主形成的江湖社会。从以上可知，正是因为处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战乱最纷起，思想最动荡的时期，侠客凭借自己的能力造就一个不同于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是非标准，侠客得到了普遍地尊重和信任，侠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成为社会默认的一种被推崇的精神，所以我们才看到了韩信这段话，“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这不再是一个臣子对君王的忠诚，更象是一个侠客对知己的承诺。韩信这种发自内心感叹正表明了在那个时代侠的精神融入了每个人的精神，在骨子里改变了中国延续下来的等级尊卑观念，所以可以说春秋战国是中国侠客发展的最高峰，其后历史在这里拐弯了。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它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强的又是悲剧英雄人物。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他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英雄豪杰，也曾经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
《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此外《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的同时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人物形象是：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的一面，耳跟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的一面，他爱面子，要的是尊严，缺少政治头脑，没有远见，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复仇的角度上去反秦的，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并没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同时，项羽有是一个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太史公评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为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他听了曹无伤的告密，马上大怒，要出兵刘邦，因为他冒犯了自己的尊严；而严伯一对他说刘邦的好话，他又允许“善待”刘邦。项羽自持兵力强大，骄傲轻敌，没戒心，在刘邦委曲求全时不下狠心，不听劝告，终于放他回去。也因为项羽出身名门比刘邦更讲信誉，给了刘邦可乘之机，而项羽的最大弱点又是缺乏战略，刚愎自用，虽然称雄一时，但最终给刘邦灭了而失去天下。与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相比教而言，《史记》中刘邦人物形象是市井之徒，贪财好色，在攻取咸阳之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想收买人心而夺天下，错误的采取“距关，毋内诸侯”的策略，导致与项羽冲突。但在张良的诘问下又能承认错误，接受意见，面对有用的人就巴结，面对劲敌就机智的办法解决，不是硬拼。司马迁在《史记》中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对本朝的开过皇帝刘邦无赖嘴脸，以及狡诈精明，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做全面表现，使人物形象十分丰满。
《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就算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在叙述时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在最后表现出自己的看法，为充分叙述提供广阔空间。而在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在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活动中的对比，寄托叙述者的感情倾向。在《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里，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司马迁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又是有显明的表示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历史人物时也非常注重运用历史环境来刻画人物，
他最善于从历史人物陈迹旧事材料中略取数事，甚至一二事，就恰到好处地概见其人。如在《项羽本纪》中写到的：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
一、游侠的起源
游侠的兴起，是正值古代奴隶社会的崩溃时期。随着春秋战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秩序的变革使国君的权力削弱，许多贵族豪强竞相养士，“陵夷至於战国，合众连联衡，力政争彊，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在这种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各种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人才、门客的重视和盛养，对游侠的产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列国争雄的乱世下，弄潮儿们需要一些武艺高超，轻生死、重气节的侠士来为自己服务。像严仲子就屡次求见聂政请他刺杀韩相侠累；专诸也是在得到伍子胥的赏识后推荐给公子光的，早有刺杀吴王僚想法的公子光如获至宝，对专诸“善客待之”，专诸倍受感动决心以死相报，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登上王位。在战乱的年代，社会对于重气节而薄生死的侠义之士的需求以及社会形成的尚武风气滋养了游侠生长的土壤。
二、游侠的演变
（一）游侠转变成豪强旺族
游离于王权控制之外的游侠，在王权的支配下向权利靠拢，一部分成为权力体系的一员，同时随着豪强旺族势力的形成，一些游侠失去独立存在的基础，为了自身势力的发展及延续转而依附豪族，纳入豪族秩序之中，成为豪族势力的重要力量。游侠的来源广泛而复杂，一些游侠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财富逐渐膨胀，转化成豪族强宗。《汉书.循吏传.黄霸传》师古注曰“：身为豪族而役使乡里人也。”黄霸的身份是豪杰，曾被徙云陵，后入钱买官，逐渐与权利结合，使其家族日益兴盛，黄氏家族由豪侠变成了豪族官僚世家。
（二）大部分游侠走向消亡
在封建王权统治的正统思想下，秩序支配的多元化就会削弱或分解王权的统治秩序，这是王权所不允许的。按照王权控制的原则，任何人都只能在王权支配体系下获得人身支配权，而不能超越王权。在王权控制的社会中，王权不允许任何其他威胁王权秩序和力量的出现。因而游侠以崛起于民间的力量来维护社会公道，保障社会秩序，就触犯了王权的权威。所以，游侠阶层除了与权力体系结合，大部分走向消亡的历史命运。
不过作为个体，侠客仍然存在着。比如晚唐的辛谠，太原尹辛云京之孙，父早亡，由叔父辛史晦养成。辛谠通诗文，身材瘦小，有神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好行侠仗义，隐居不仕，与泗州刺史杜慆交游。咸通九年（868年）十月，徐州庞勋自桂州擅还，又派遣刘佶以精兵数千人协助吴迥攻打泗州。辛谠自愿出城至淮浙向杜审权求援，遂与死士十人，手执长柯斧，大破敌寨而出。又与四百壮士从扬州、润州取得粮草。后以风痹症卒。追封为金城郡王。
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认为养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侠，而养士的人则成为了最大卿相之侠，首推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以上可见，无论侠客产生于什么环境，在当时的社会中侠是相对自由的，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所以当时对侠客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生长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一方面，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当时那种自由的入仕风气，侠的江湖几乎成了卿士的后备基地，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纯粹义气化的江湖。
<史记>依次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
关于此传的传旨，在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只谈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不为二心”，专诸、聂政、荆轲之事不及一语。显然，这不是此传的全部传旨。
细味全传，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传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
这个可以参考《史记·游侠列传》
存在原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此外，古时墨家在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其中一支就转化为了秦汉社会的游侠。
游侠代表：刺客系——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侠客系——季布、季心、脔布、朱家、剧孟、郭解……
现在这些武侠小说哪能去信,都是瞎编的
看看古代小说-水浒传
那些好汉们都是有经济来源的,没钱的比如武松,一身本事不去赚钱就靠着别人接济(柴进等)
像孙二娘开黑店也算是个谋生的职业,李逵敲诈犯人,沅家兄弟大渔,后来跟着晁盖去抢官银,再不济的林冲也算是个公务员拿着国家薪水,这些江湖人都交代了经济来源
所以说,现在的武侠小说一点都不写实
最后,古代未必真有游侠这一职业,肯定也没有武功,多数闯荡江湖的人都是市井混混,混出了名堂就成大侠了,比如汉朝著名的游侠郭解
自己愿意当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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