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何以“为体” “西学”如何“为用”——浅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创新
“洋为中用”一直是很多学者所提倡的，这当然没错。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我们学习西方的优秀的文化和技术，并不代表要全套照搬。
我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他是中国近代士人阶级中比较具有先进思想的一类人。
所以，他才能够抛开“我泱泱中华，天朝上国，尔等只是蝼蚁之辈”的偏见，能够从客观角度认识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主张向西方学习，并主持过一些外国著作的翻译工作。
他的主张无疑是给中国加快了近代化的进程，也让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人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好奇心，所以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留洋学生。正是因为林则徐有这样彪炳史册的功绩，所他才会被世人牢记。
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中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别。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的中西方哲学就是典型的上层建筑，而决定他们的就是中西方几千年来的经济社会制度差异。
中国历经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再到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与西方的发展轨迹是大致相等的。但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制度却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哲学体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在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实行的都是封建主义制度。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比如说王阳明、二程、朱熹等等。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的本质进行了思考，但是因为条件的局限，所以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了限制。
而西方的哲学主要起源于古希腊时期，还有文艺复兴时期。中西方的经济制度差异是巨大的，所以，不能用西方模式来套中国哲学。
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国学：过渡性角色与国学热的现实要求
实际上，当下所说的“国学”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其名缘于“西学”，后因国势蹇滞而沉寂，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之崛起又重新喧腾。清末“国学”出场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于内而言有“复汉排满”之意，对外则为了保国、保种、保文化，通过整体形式上的中、西划界，拒斥作为“体”的西学。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学”渐渐遁入书斋，学院化的形式成为定局，国学研究被纳入到“分而治之”的学科体系当中，和大学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讲习或旧式学者的“单打独斗”，已成流风余韵，影响甚微。现代化的“国学”研究，基本上是用西学的眼界和方式来整理古代的典籍材料，即所谓“国故”之学。这种书斋化、典籍化、材料化的状况，已经与现实的生活脱钩，远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社会与文化水乳交融的情景。所以，单从学术形态的转换来讲，“国学”实际上扮演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化演进的中间角色，是旧学问向新学术过渡、中学向西学看齐的中介形式。
在新的学术形态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国学这一过渡性的中间环节当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出场”的特定历史背景已经消失了，它的含混性也不能适应当今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那么，眼下的“国学热”又为什么会出现呢？究其原因，略举大端：其一关涉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国学热”可以说是对以往数十年几代人蔑视传统、践踏传统之社会风气的强烈反弹。其二关涉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长期的“臣服”与“依傍”，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造成了严重的“失语”状态和创新能力的低下，这成为当代人的心病，故借“国学”之名以图范式之扭转。其三关涉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身份认同焦虑。既有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情绪的延续，也有文化同质化之挤压所带来的新的困顿，倡扬“国学”成为突显自身主体性的有效方式。所以，此时的“国学”之崛起，并非讲堂上的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和世界变幻的风云、时代发展的脉搏跃动在一起的。这就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所能涵盖的范围，比之学术化的中国哲学学科来讲，它的涵容度、复杂性和现实感，都要大得多。
中国哲学：现代学术与民族传统的冲突与融合
作为“新瓶装旧酒”的理论体系与文化形式，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隐含了两重意涵——现代学术与民族传统。就学科而言，“中国哲学”是模仿西方体系建构的，直接对应西方的哲学学科，所遵循的是西式的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深受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作为研究科目，它的价值立场是中立的，追求所谓“客观性”，不偏不倚，不带个人信仰之色彩，甚至不涉及现实的人生。但是，从研究的内容来讲，它的材料主要是儒、释、道经典，很难与西方的体系对应，在价值观上，也强烈地表现出了所谓“民族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中国哲学”的身份性被反复质询，原因就是研究范式的过分西化及其依傍性，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于这过分“冰冷”的研究，而强调“同情的理解”，试图将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生活实践植入到相关的理论当中。这样，“国学”的出场，似乎可以补偿原有的中国哲学研究之缺憾，强化民族文化的特征，这就部分地形成了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对峙局面。注重中国思想之民族特色，就会批评纯哲学的方式；而坚持中国哲学之现代性，就会强调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要求。
但国学研究并不能代替中国哲学研究，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从历史来讲，传统学术也是不断更新与变化的，思想与文化的进步靠的是突破与创造，而不是泥古与守旧。像宋儒之于汉儒，就是在经学革新的基础上，继承吸收以往的思想材料，加以创造发挥，建构或丰富了儒家的道体论、心本论，从而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空间。如果没有宋儒创造性的哲学诠释工作，很难想象中国思想的调适与发展，而儒、释、道的兼容并包与有序和谐之精神统一体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就现实而言，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形而下的器物世界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哪里没有西方的影子？任何剥离的想象都只能是事倍功半甚或徒劳无功的。重要的是寻找各自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交互为用，并行不悖，形成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合力。退一步来讲，国学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形态，从理念到方法，国学都不可能完全去除现代化的印记。而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典范的转移，更多地融入了传统的特点，与所谓“国学”的距离越来越近。
国学研究促进了中国哲学范式的转变，也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打开了新的空间，提供了理论学术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中介，同时也把更多的思想资源纳入到了学者们探讨的话题当中。国学的兴起是和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以儒、释、道之经典为载体，废弃经典等于斩断根脉，造成近代以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漂浮感。从学科分类来看，中国传统学术所承载的价值功能在现代学术中一定程度上为哲学所替代，因而要连接上传统的脉络，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就不能不认真地对待国学的价值指向。由此，国学义理的诠释比之文献整理的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讲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此一问题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学界早有详尽的考证和研究。然而，我们首先认为，“西学”之“体”并非什么民主自由政制和法律教育体系，而是决定西方文明面貌及走向的西方哲学；同样，“中学”之“体”亦并非什么儒家道统及君主政制，而是维系中国文明及社会数千年于一统的中国哲学。在这里，笔者尝试重返自严复至梁漱溟的传统研究视界，径直从中西之“学”这两者的思想及哲学内核的相互比照着手，进而重新阐述“中学”必须“为体”，“西学”应该“为用”的论题。当然，此一论题实在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涉及广泛的学术题目，没有数十万字以上的专著根本不可能全面地说清道明。因此，笔者这篇小文章肯定会挂一漏万，错失谬误所在多有，尚祈读者诸君抱持宽大为怀之念一览，更望有以教之。a
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成因
当前，人类所身处的这个以“经济一体化”及“社会信息化”为表征的全球化时代，并非偶然地在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中外学者指出，始于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运动拉开了“全球化”的历史帷幕。在此一运动之前，由于分隔着广袤的陆地及浩瀚的海洋，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各个人类古文明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直接交往，基本上是处于不相闻问、各自发展的独立状态。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由于巨大的地理障碍及科技水平的局限，始终无法展开连续的、全面的直接交流。而于中世纪时期兴起的阿拉伯文明由于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交汇点，通过经贸来往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设了一条狭窄的“海桥”，并打开了一扇小窗口。但发生于十二、十三世纪史无前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次“蒙古西征”却在无意之中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陆桥”，由此传入西方的中国古文明成果更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哥伦布在追求“东方财富”的利欲驱动下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刺激着后来者终于实现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开端。新大陆的发现与环球航行的成功及其所带来的丰厚成果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思想文化本身早已潜藏着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本质，因此，以“恢复”古希腊文明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强烈地冲击着封建贵族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推动着西方科技不断地向前发展。进入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时期，西方文明已经充满自信地以“世界主人”自居（如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进入复杂多变的二十世纪后，人类历史的发展却意外地呈现出混乱而又矛盾的面貌。
一方面，自黑格尔身后，西方哲学便不再产生能够建立形而上学经典体系的世界级大师。随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哀鸣，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界突然发现自己的终极信仰彻底破产，只好龟缩在分析哲学的“象牙塔”以及存在主义的“小贝壳”里自慰度日。而同样出自西方哲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颇有成为人类思想指导原则的发展前景，可惜的是同样无法突破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先天局限，由于其自身形上理论的阙如和意识形态的硬伤，使得西方人自己都无法全盘接受，反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外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就，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西方科技却仍然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一往无前地突飞猛进，推动着西方工业在短短一百年里连续跨越了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并已全面进入信息时代。在科学基础理论方面，西方各国大师辈出，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普郎克首倡的量子力学再到高能物理学领域的基本粒子学说，无一不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领先地位。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则推动着西方社会从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政府与财团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冷战结束后，更促使美国进入追求及维护单极全球霸权的帝国资本主义阶段。至此，所谓“全球化”进入了高潮的一幕。
二、西方文明无法突破时代困局的深层原因
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思想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现状竟然出现了侏儒和巨人同处一室的有趣场面。西方国家凭借其“巨人”般的科技基础建立了“令人生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意图以此主宰世界；但其“侏儒”般的思想理论却又每每无法调和世界范围之内的各种矛盾，甚至令其一再在世人面前出乖露丑。当前，已经取得全球霸权地位的美国自然毋庸置疑地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因此她本应利用自身庞大的国家实力秉持其一贯提倡的“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立国原则，推己及人地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以及人类发展规划，则不仅事事得心应手，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仰，更能为美国自身的长远发展奠定万世不易的坚实根基。然而美国的统治阶层不但意不及此，反而继续奉行等而下之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意图藉此建立“绝对安全”的绝对霸权。换言之，美国将自我吹捧为普世原则的，并依仗强大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的美式“民主自由”，其实质不过是推行其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而已。此一行径连基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都尚未达到，更遑论超越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身上，恰恰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优点及其致命缺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文明内部存在如此鲜明的优缺点兼具的特征呢？
我们认为，西方文明至今仍然无法突破自二次大战以来的发展“困局”，其深层根源不在于科技的高度发达，亦不在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而是渊源于西方哲学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核。众所周知，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蓬勃发展的西方古典哲学并非建立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之上，而是远奉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为祖。因此，成中英教授在《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里精辟地指出，“西方哲学可说是从一开始就有知识的取向，希腊人素来就对知识理性执著地追求。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连，于是就从求知导致对方法的寻求”。“从总体来看，西方哲学方法的核心是‘理性’的建构方法。理性本身是求分的，经常‘援理以释性’，往往知分而不知合”（1）。
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前期，哲学家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研究“世界本原”方面。但到了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观点后，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便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柏拉图继而提出了将追求心灵内在原则与德性的一般定义客观化的“理念论”，首次确立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世界观；又提出了注重“知性分析”的“辩证法”以及“至善的造物主创造世界”的“宇宙原型说”。而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第一推动者”的概念，并首次将“哲学”确立为一门研究“实体”（亦即‘世界的本质’）的独立学科，更建立了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等实证学科门类，为西方哲学打上了深刻的“科学”印记。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基本上决定了西方哲学既注重知识理性又固守唯心理念的发展路向和思想面貌，其实质就是从“人”自身的视角及立场观察和研究整个世界（自人观天）。注重“知识理性”的结果必然推动着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应用，亦潜藏了诱导实用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深层因素；固守“唯心理念”以及将“本体（神）”人格化的结果则必然导致宗教盛行及破坏自然（天人对立）。故此，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后的笛卡儿（心物二元）、康德（知识架构）、黑格尔（精神本质）这些能够自成系统的西方哲学家基本上都沿袭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方向，并构成了西方古典哲学的主要内容。但他们并未能突破及超越古希腊哲学在形而上学领域的先天局限，反而是在充实发展古希腊哲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又大为加强了西方哲学的这种先天局限，以致今天的西方哲学后继者陷于此一困局而无法自拔。
质言之，“西学”之“体”存在着方向性的错误，而“用”则得到了正确的发展。正是在西方哲学注重知识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戳破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世界观，导致了西方思想终极信仰的破产，并至今难以修复。因此，西方文明“体”“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今天西方科技高度发达而西方哲学却“萎靡不振”的时代特色。同时，盛行于西方社会里将“个性解放”推到极致的极端利己个人主义，其实质是放纵了人性的负面因素，大大加深了西方文明当前所遭遇到的时代危机。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定位
与西方文明主动追求“全球化”截然相反的是，中国文化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表明，历史的幸运女神其实是首先眷顾中国人的。可惜，谨守从“地大物博”之中孕育出来的中华道统的“天朝上国”极其“大方”地将这个历史机遇拱手让给了西方。“由于中国哲学在早期往往过分强调整体经验，乃往往陷于知合而不知分之弊，更由此疏于掌握部分，分析条理；并以为，只要抓住了整体，在整体的基础上不变不动，就可以求得安稳平衡。这显然就是一偏之见了”（2）。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采取强制手段意图将中国完全纳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一体化”体制之内，导致中国社会遭逢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种种生存危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地为中国文明寻找历史的出路。这种努力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一，从龚自珍、林则徐开始，到魏源写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再到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被写进光绪帝的“诏定国是”之中，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标志着传统的“中体西用”思想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其二，写出《天演论》的严复首倡“全盘西化”的先声，指出中国文化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后继的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明确号召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引入西方的 “民主”与“科学”；与此同时，辜鸿铭、梁漱溟两位“文化异人”却反“新文化”之道而行，认为应该是“唯器”的西方文化向“全道”的中国文化学习，加上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提出的“科学万能破产论”以及后来的“十教授书”派，此类学说均被冠以“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派”的帽子饱受各方批判。其三，走过一段因战争及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学术空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又提出了“西体中用”论，主张“把‘西体’‘用’到中国”，虽然其观点及理论仍然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和游移不定，但亦可算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新思路。
我们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上述思想主张，目的都是要为中国文明及社会的存亡接续探求一条合理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是，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检验，我们的反思不能再仅仅追循这些主张或争论本身的思路来进行，而应该重返“中”、“西”、“体”、“用”这几个基本概念，首先确认什么是“中学”的“体”和“用”？什么又是“西学”的“体”和“用”？
传统的“中体西用”论所要维护的“体”显然是指儒家纲常伦理及君主专制政体。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有云，“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因此，传统的“中体西用”论显然不能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以及满足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全盘西化”论以及“新文化运动”虽然适时地切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启蒙需要，亦对其后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其自身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及强烈的“矫枉过正”的文学功用，以致不仅无法为“中学”确定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体”，反而无意中将中国现代化发展引到了一个错误的历史路向。也许是有意修正并接续“全盘西化”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将“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日常生活、现代科技、政治体制、观念文化”等等全部塞进其所主张的“体”之中。如此一来，通过上述各个领域的简单类比，普罗大众当然是认为“中”不如“西”，因此，顺理成章地就可得出必须以“西学”为“体”而以“中学”为“用”的结论。笔者认为，李泽厚鱼目混珠地“以末充本”的“西体中用”论是以更为无理和野蛮的伪学术手段来推行“全盘西化”，尤其可悲的是，近十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却基本上是对此一理论的实践。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些曾经被打成是“逆天下潮流而动”的“腐儒之说”在今天看来竟有如“先知的预言”。精通九种外语的辜鸿铭在英国小说家毛姆面前指斥，“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故诸君（指西方人）当弃其错误之世界观，而采用中国之世界观”；他更以流畅明达的外文向西方国家译介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欧洲各国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被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早年学佛的梁漱溟却一折入儒，敏锐地从文化哲学角度指出了西方现代社会因物质生活导致精神异化所带来的困惑、苦恼、失落等情感问题，在国内学界一片打倒传统及拥抱西方的呐喊声中，振聋发聩地发出了“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3）的呼声。
然而，辜、梁等人虽然指出了“中学”高于“西学”的事实，但因其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将儒家学说定为“中学”之“体”则是错误的。质言之，同样由于时代局限的原因，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既未能正确地认识到“西学”之“体”，亦未能正确地探寻到“中学”之“体”。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学说才是“中学”之“体”呢？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道儒墨三家思想与易经哲学的有机综合，而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一个字——“道”！换言之，道家思想正是“中学”之“体”。
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建构
首先声明一点，将道家思想确立为高于“西学”的“中学”之“体”，绝非出于“狭隘民族感情”以及“文化本位意识”，而是笔者通过自身对中西哲学长期的学习、研究与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其次，不论古今中外，任何完备的哲学体系均以宇宙论及本体论为思想基础和核心理论，任何缺乏形而上学的哲学大厦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必然会产生倾斜甚至倒塌。而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惟有道家哲学具备最早的、也是最完善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这早已是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此外，以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哲学“主干”的观点，早有古代及现代学者提倡此一学说，当代学者则以原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陈鼓应先生鼓吹最力。
关于“道”作为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中外学术界早有大量的研究及阐述，在这里，笔者只想简明扼要地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对“道”作为宇宙本体的经典表述。过去，囿于科技水平所限，人类对宇宙及自然的哲学探索除了通过最基本的感性观察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借助抽象思维来进行或完成。因此，所有涉及宇宙本体及物质存在的“玄思”往往只能归于“各持己见”的结果，而无法进行有效的、令人信服的科学实证检验（当然，人们还是会根据一般经验选择那些最为大众所接受的理论作为指导原则）。然而，到了现当代，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西方科技在高能物理学以及高能天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大拓展了人类在宏观及微观两个世界里的视野。即使仅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惊奇地发现，当代最先进、最尖端的科学所遵循的原理及揭示的结果竟然是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相通及互证的！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系统论专家卡普拉（F·Capra）在1976年出版的《物理学之“道”》一书里指出，“在最近的阶段上，西方科学终于开始克服这种观念（指与东方哲学对立的传统观念）而返回早期希腊哲学和东方哲学的宇宙观上来。然而，这一次它已不仅依靠直觉，而且还依靠高度精确和复杂的实验，以及严格而一致的数学表达方式”。据刘笑敢的研究所得，老庄的“道”作为“宇宙本根”的“客观的实在”，是产生天地万物，并决定其存在及发展的世界“总根源”、“总根据”和“总规律”，因此具有“绝对性”、“永恒性”、“超越性”、“普遍性”、“无差别性”及“无目的性”（4）。而在现代高能物理学及高能天文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如波粒二象性、薛定谔方程、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哈勃红移、大爆炸宇宙模型理论、宇宙背景射线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在古今中外众多的宇宙本体及起源学说里，所有人格化的大小神祗、宗教化的造物主以及理念化的主客观“实体”都毋庸置疑地被否决，惟有早就超越宗教意识及人类意志的、最接近世界本原状态的“道体”学说，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上述科学原理及科技成果的实证检验（关于此一观点的详细论证，因本文体裁所限而无法展开，笔者将另行撰文专述）。
《易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前的人类文明成果表明，近百年来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器”、“用”）验证及扩充了二千多年前高度发达的中国哲学（“道”、“体”）。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缺陷导致西方文明偏重科学及知识的研究与应用，并促使西方科技发展到了今天的高度；而由于中国哲学里高度发达的“道体”学说使得中国文化偏重形而上学而压抑了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道儒两家均不提倡“智术”），导致两千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发展，以致后继学人无从依循有效途径去了解“道”的真义而不得不承袭原已得到极高成就的旧说。质言之，历史上的各家中国哲学流派囿于历史条件所限，故而一直无法正确理解中国哲学核心理论的真正面目以及功用；今天我们只有借助西方科技成果（“用”）才能有效地理解“道”（“体”）的本义（一个具有绝对整体性、无限包容性及自我创生能力的“道”），亦即只有“天人合一”的“道”才能包容、利用自命“人定胜天”的“器”（以道制器）。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今人类社会在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重大领域均遭遇到深重的发展危机。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危机，则必须利用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及现代哲学的理论工具建立一整套全新理念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而放眼全部人类文明体系，能够贯通中西文化、融会哲学科学的理论母体只能是——“道”。有言至此，相信读者亦能基本了解笔者所持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来龙去脉了。
我们认为，应该在道家宇宙论、本体论及认识论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出适应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道家人生观及方法论；亦应大力开展对蕴含丰富“对立与统一”唯物辩证法的儒家中庸思想的研究与应用，并将之提升至与孔孟仁学相齐的高度；墨家思想自秦末至今已中绝两千余年，自清朝毕沅及孙诒让相继为之作注始，后经梁启超、胡适两人的大力研究和呼吁，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墨学才在中国思想史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但对其学说理论的研究及应用远未达到与其学术思想价值相等的高度。而易经哲学的情况则较为特殊，《易经》经文的形成比道儒墨诸家学说都要早得多，其思想理论实质正是中华民族远祖先人与自然相处相争的生活、经验、价值和智慧的总结，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此后的道儒两家均对其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及应用（正因为如此才无法将易经哲学简单化地归并进道儒任何一家），甚至还以此发展出中国最具影响的本土宗教——道教。因此，笔者主张将易经哲学及其繁衍思想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思想）单列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以榷清中国哲学思想源流。
当然，确立了新式“中体西用”论的认识，我们仍未能认为就此可以完成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正是在大量研究、掌握及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对西方古典哲学作出历史的总结，并于此一基础上进而创造了推动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哲学及文化有必要在“中学为体”的认识基础上再进行一番“西学为用”的重建与创新。质言之，“以西方哲学来分析和批评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使中国哲学也能够去分析和批评西方哲学；使中国哲学能够接受西方哲学的挑战而作出反省和回应。这种转化不仅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再生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的哲学理性的再生和发展，并使人类面临的各种现实的问题（不论个人的、社会的、乃至全世界的；在文化上或科学上，价值上或知识上）都产生新的突破，同时，也使哲学在人类文化活动中扮演积极而重要的角色”（5）。经过如此一番解构及创建，中国哲学及文化即能以充满自信的、焕然一新的面貌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展开全面而广泛的交流，并于此一基础上创建一个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较大贡献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
结 语李慎之先生曾经提出，“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我们认为，只有在确立“中学为体”的认识基础上，中国才能真正地掌握及驾御“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以为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服务。衡诸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及当今实际，现代中国哲学不是饱受战乱及政治因素的阻碍就是深受盲目崇洋的困扰，而始终难以独立地、客观地进行思想以及理论建设。故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仍未完成，而且极有必要继续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下去。最后，我们仍以李慎之先生的一句话作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
“国学”何以“为体” “西学”如何“为用”——浅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创新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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