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骂秦始皇：固然他有暴虐的一面，但是仅仅暴虐何以统一六国？
乍然看来，很容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秦始皇是靠着“虎狼之心”夺取天下，又凭借“荒淫暴戾”来维系统治的。就连秦始皇的重要辅臣李斯等人也都属于“卑鄙猥琐”的小人。
诚然，秦始皇的政治人格有其荒淫暴戾的一面，李斯等人也有卑鄙猥琐的行为 。然而就是这些特定的人创造了那个时代的宏大功业。且不说“千古一帝”的评语，如果把秦始皇的班子和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的班子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秦始皇的班子在政治谋略、军事才干、内部协调以及政治、军事、外交业绩等方面，不仅毫无逊色之处，而且在某些方而略胜一筹。
试想一下： 如果秦国的制度比东方六国的制度更残酷，秦国的统治比东方六国的统治更暴虐，秦国的统治集团比东方六国的统治集团更猥琐，秦始皇能够扫灭群雄实现一统，享御称尊吗?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得出结论：只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更合理一些，才有可能跃居并长期保持首强的地位：只有君臣关系比较协调，君民关系比较稳定，一个国家才能日益强大：只有统治集团的政治智慧更高明一些，才有可能在伐谋、伐交、伐兵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战胜对手。
与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不同的是，秦始皇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业已崩溃的王朝，所扫灭的也不是一批乱世英雄，而是一个个经营了数百年的强大国家，其难度或多或少要大一些。而只要读一读《史记》就会发现： 秦始皇指挥的统一六国战争的过程是多么流畅，流畅得几乎波澜不惊，以致没有太多的曲折故事可供史家述说，没有太多的胜败得失留给后人咀嚼。
除了灭楚的军事布置出过一些差错(最初有点轻敌)以外，秦始皇的指挥与调度几乎无可挑剔。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君王和才智高强的谋士运筹于庙堂之上，秦国大军能够屡屡决胜于千里之外面儿乎没有闪失吗?这是“荒淫暴戾”、“卑鄙猥琐”所能概括的吗? 惟非常之才，方能建非常之功，“荒淫暴戾”、“卑鄙猥琐”只能得一时之逞，不能创博大功业。
总体而言，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秦始皇的政治才干可以归入佼佼者一类。他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精通法家的“无为之术”，善于选任贤能，驾驭群臣。二是注重制度、法规建设，善于运用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手段，治理国家，运作政治。
秦始皇天资聪明，自幼受到系统的文化教育和军政训练。 从他的许多言行和政绩来看，这个人学识广博，有很高的军政、文化素质，勇于决断大事，善于运用权术，否则他很难做到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战争，而指挥若定。他曾阅读《韩非子》并赞誉之，又勤于政务，每日批阅大量公文。光凭政治阅历，没有很好的智能、必要的知识也是无法做到的。
才高功大的人很容易走向自贤自圣。 秦始皇便是一例。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恃才恃功自傲，“以为自古莫及己”。在各地纪功刻石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圣”与“功”。在朝堂议政中，喜听歌功颂德之词，甚至以废谥号、烧诗书、禁止以古非今等方式禁绝批评。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走向自己的反面。
翻检战国秦汉时期的 历史 文献就不难发现：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许多人敢想、敢说、敢干，进取、务实、机变，善于谋略，勇于任事，敢于搏击，甚至不耻于“自荐”、“自街”。卧薪尝胆、变法改制、胡服骑射、纵横捭阖、悬梁刺血、毛遂自荐、慷慨悲歌、对策朝堂、立功疆场的故事不绝于史。于是胸怀大志、积极进取、注重功利、勇于创新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与 社会 大变迁、政治大变革、国家大较量、军事大搏杀、族群大比拼、个人大竞争的 历史 背景相一致。
作为产生于这个时代的政治英雄，秦始皇是开拓进取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 他雄才大略，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开疆拓土，然后北筑长城，南修灵渠，开辟驰道于四方，又厚今薄古，不惮变革，定法律，创制度，行郡县。他的许多作为前无古人，他的许多工程举世无双。
从存留至今为数不多的秦朝文物遗迹看，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壮，可谓空前绝后。无论万里长城的宏伟，阿房宫的壮丽，秦皇陵的气势，还是俑坑兵马的阵容，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 没有一种强烈的进取之心、功名之心，不要说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完成这一系列功业，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积极进取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变成好大喜功。秦始皇一发奇想，便举大事，兴大役，甚至派遣大量人众去寻找虚无飘渺的仙山灵药。好大喜功，轻用民力，劳民伤财，成为史家对秦朝政治的定评，这又是一种 历史 性的现象。
如若不信，就请看一看汉武帝，他“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同样筑长城，同样修大墓，同样寻仙药，同样突发奇想，便举大事，兴大役。 这位信奉儒家仁政的皇帝堪称第二位秦始皇、数百年后又出了一位隋炀帝，同样是既有造福万代之举，又有为祸一世之行。他们的积极进取为中华民族书写了世界古代史上绚丽的一页，他们的好大喜功又为平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他们的功业令人叹为观止，他们的暴虐又令人发指。
秦始皇躬操政事，是 历史 上著名的勤政君主之一，因此又难免“贪于权势”之讥。据说，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自程 决事，日县石之一。”秦代的公文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秦始皇事必躬亲，所以每天必须阅读大量表笺奏请。他命人每天秤取需要批阅的各种文书一石(一百二十斤)，亲自处理完毕，才去休息。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十年之间，五次出巡，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在土石道路、驷马一车的时代，是相当辛苦的事情。
勤于政务与贪于权势的确有密切的关系。 勤于政务是国务“一日万机”的实际需要，它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旨在避免太阿倒持，大权旁落。勤于政务也好，贪于权势也好，只要善于运用君主御臣的无为之术，就会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秦始皇统治的前期，就属于这种状况。 可是死死抓住大权不放，“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难免走向“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勤政到这种程度，就只能算是贪于权势了。秦始皇统治的后期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战国策》等现存史料中，常常可以见到“秦王大怒”、“始皇大怒”、“乐以刑杀为威”等记载，秦始皇“突向前，其性悍勇”，“刚毅戾深”，他的外表和性格都像一个刚烈乃至粗暴的人。 秦始皇处事果决，“刚烈”是其人格的基本特质、核心特质。
卢生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这种说法出自恶意攻击有夸大之嫌。天 性“刚戾”者未必“自用”。秦始皇在位数十年，大部分时间他“刚戾”而不“自用”。他善于兼听，崇尚独断、常常借助群臣的智慧谋略决断大事，多有尊师听教、集思广益、肯于纳谏之举。
凡重大政治决策，他都交由朝议或大臣、谋士商议，在“兼听”的基础上，实施“独断”。在一定条件下，果断刚决又很容易导向负面效应，即刚愎自用。 成为始皇帝之后的嬴政常常显露这种心态，导致“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各种战国秦汉文献偏爱用“虎狼”形容秦国、秦人、秦军。这的确是一个尚武善战、政严令行的国度和人群。无论本性如此，还是制度使然，秦始皇的性格也被定性为“少恩而虎狼心”。 大量事实表明，说秦始皇本性如“虎狼”是缺乏依据的。他能把一批能臣战将笼络在自己身边，这是“少恩而虎狼心”所无法做到的。这个人还是颇得“恩威兼施”之术的要诀的。评说者论证“少恩”的主要依据是“专任狱吏”、“刑杀为威”、“久者不赦”。由此可见，“刻削毋仁恩和义”主要与法制及法治政治模式有关。
“事皆决于法”势必剔除伦理化政治模式的温情脉脉成分，颇有“法不容情”的味道。
这正是秦朝政治的优点。然而“刚毅戾深”的性格、水德阴杀的统治方略、“事皆决于法”的治术和志满意得的心态结合在一起，势必走向法治政治的反面。一旦“急法”而另立苛刑，甚至滥杀无辜，就必然导致“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秦朝的法制大厦就是这样崩塌的。
秦始皇很懂得恩威兼施，有些行为甚至可以用“仁”来评价，而其骨子中有 眶 眦必报的性格。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亲赴邯郸将仇家全部坑杀。其实这与其说秦始皇有“虎狼心”，不如说是 社会 风俗和帝王权势结合的产物。
应当指出的是：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复仇报恩盛行，“怨惠必酬”是一种 社会 风气。当时的史书中记载了一大批 历史 名人报仇雪恨的心态和事迹。伍子胥鞭打楚平王之尸，以报父兄之仇；张良求客刺秦皇，以报 宗国 之仇。
史称秦相范雎为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栾布个性“尝有德，厚报之；有怨，必以法灭之”。《史记·游侠列传》的有关记载也从个角度反映了这种世风。秦始皇幼年所生长的三晋一带，盛行“报仇过直”的风俗。
形成这种世风的原因很多，或来自远古的血亲复仇观念和习惯；或来自获得 社会 大众广泛认同的对家邦、主君、父兄、朋友、知己的忠孝节义；或来自任侠仗义的 时尚 。强烈的复仇报恩意识又是和强烈的自尊意识相辅相成的。当时的人们多有强烈的自尊意识，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义不受辱的事例很多。
人们普遍不能接受家邦、主君、父母、兄弟、朋友和自身被轻慢、受屈辱、蒙冤屈，为此甚至不惜以自残的方式“杀身自明”或摆脱侮辱。奋起报仇者、待机报仇者自然也大有人在。在当时，复仇雪耻是一种风俗 时尚 ，对 社会 大众的意识、行为有深刻的影响，于是为宗国报仇、为主君报仇、为父母报仇、为亲朋报仇、为子女报仇以及向辱己者报仇的事情不绝于史册。
秦始皇倚仗战胜者的气势和君临者的权势，坑杀仇家，乃至眦必报，显然不属于宽宏大量之举，然而这又与世风民俗有关。分析其个性时不能不考虑当时的 社会 历史 背景和文化习俗，而简单地认定他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 从秦始皇处理与李斯、尉缭、王剪等王霸之佐的方式和驾御群臣的手腕看，他在政治上还是颇有胸襟器量的。不如此也不足以称其为一代枭雄。
有人说秦始皇礼贤下士，有人说秦始皇工于权谋。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亢礼尉缭、师事王翦、信用李斯、宠爱蒙恬等。 其实这本不足为怪。作为一种统治术，礼贤下士及相关的方略本身就有权术的成分。许多论者喜欢引用王翦的一个评价证明秦始皇本性多疑，从来不信任群臣，即“夫秦王恒而不信人“。实际上当时秦始皇的心态可能很复杂，既有礼贤下士的成分，又有工于权谋的成分。刚烈果决又善用柔弱之术，有所疑忌又敢于任用，工于心计又不失大体，这才是枭雄。否则秦始皇就不是“秦始皇”，而成了“秦二世”。
比较而言，还是尉缭动态性的人格分析更准确：秦始皇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出人下”说明他刚中有柔，粗中有细，猛中有宽，很善于调控自己的刚烈性格，很会玩弄权术，是一位多谋善断之人。
“轻食人”表明在得意之后，特别是得意忘形之后，容易无所顾忌，使“刚戾自用”的本性暴露无遗。
与许多帝王一样，秦始皇的政治心态有明显的变化曲线。统一天下以后，他志得意满，日益骄奢，于是天资聪明变成自贤自圣，性情刚烈变成骄横跋扈，明察秋毫变成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滥施淫威，锐意进取变成好大喜功。
他不可一世，滥用权力，任何人不得违背他的意志。不仅普通臣民不得拂逆君王，就连神明得罪了他，也要遭殃。特别是听信术士之言而迷恋神仙道之后，他隐居深宫，心态日益迷乱，因而骄奢、暴虐之行比比皆是。
许多学者依据秦始皇童年历经苦难、少年饱受屈辱，断定这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其实不然。在中国古代史上，曾经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蒙受屈辱的帝王大多是成功之主，汉高祖、汉宣帝、汉光武帝、隋文帝、明太祖等都是例证。这些人更懂得君臣关系的微妙之处，因此也就更精通为君之道。
君主政治，翻云覆雨，它要求统治者必须具备复杂的性格、枭雄的气质。然而君主政治的本质是暴虐的，因此专横跋扈、骄奢淫逸、武断固执、猜忌多疑、酷虐残忍等，都是帝王群体中常见的政治人格特征。古代正统史家称具有这类人格特征的帝王为“荒淫无道”。
可见即使依照古代通行的价值标准，这类人格也属异常。然而这种异常又是如此地经常发生，诸如秦始皇的跋扈、汉武帝的骄奢、北齐文宣帝的残忍、隋炀帝的偏执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雄才大略的帝王都有这类行为倾向，而这又往往与其本人早年的性格有较大的反差。这种人格特质与其说是心理变态造成的，不如说是君主政治生态铸造成的。
（正文完）
别再骂秦始皇：固然他有暴虐的一面，但是仅仅暴虐何以统一六国？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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