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木版年画的社会意义

木版年画的民俗含义有哪些特点?~

历史地看，木版年画的出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兴于唐，盛于宋。最初主要应用于佛教经书插图的制作上。渐渐地，民间木版印制的纸马开始流行。《东京梦华录》与《武林旧事》都记载着当时的开封已有了专事销售此类版画的纸马铺。这表明至迟在宋代，逢到岁时，以木版印刷的神灵乞求平安的习俗即已出现。但是，更完备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及其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也就是说雕版印刷———从刻版到印刷的技术早已成熟，却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大规模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姗姗到来。这一风俗的真正形成应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康乾之盛世，使得这五彩缤纷的风习得以普及到九州广大的乡野。尽管，明确的“年画”一词最早出现于道光年间的《乡言解颐》一书，但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康乾年间已是定不可移。一旦大众有了这样的民俗需要，具有巨大复制能力的木版印刷的年画便扬帆启程，并得以迅猛的发展。南北各个年画产地几乎是同时崛起，并齐头进入了辉煌期。就其本质而言，木版年画不是单纯的艺术。在民间的生活中，它更是一种风俗的需要，是年俗的方式与载体。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年心理便注入其间。年画自然也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绘画了。

人文的价值

首先进入年俗并成为一种雏形的木版年画的是作为神灵崇拜的纸马。已知宋代的纸马有“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数种。这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有人认为宋代画家刘松年那幅失传的《新年接喜》、苏汉臣的《开泰图》和李嵩的《岁朝图》这些节令画就是一种准年画，而且有一种祈福的含意。其实这种在过年时拿出来挂一挂的吉祥瑞庆的图画在史籍中记载得很多。虽然它还不是木版印刷品，更不是广大民间过年时使用的风俗用品，但这表明祈福是普遍存在的年心理。等到这些祈福的愿望真正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

面对年画，人们可以直观地看自己心中的想象。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家庭安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仕途得意、生意兴隆、人际和睦、天下太平、老人长寿、小儿无疾、诸事吉顺、出行平安等等，都在年画上。其中金钱的形象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山西临汾地区甚至有一种把金钱作为敬祀对象的纸马，更别提民间无处不在的财神了。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耕时代，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不管年画中有多么真切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但它所展示的却是普通大众理想主义的形象世界。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就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希冀；为年助兴就是为生活助兴。还有哪一种民间艺术能够如此充分地展示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的规范，谁也不能违抗。年画的张贴时间（比如灶王、财神、门神、各种纸马等都有各自的张贴时间）、地点（大门、影壁、房门、仓房、炕围、窗旁、水缸、钱柜、舱门、车厢、马厩、猪圈、牛棚等）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而在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不同，年画的需求不同，也就自然会产生出不同体裁的年画来。此中包含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分丰富的文化记忆。因此，这些内容也是本次中国木版年画普查的重点之一。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广大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所涉及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生产、建筑、风光、戏曲、自然、游戏、节庆和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在农耕时代，戏曲艺术的魅力不小于今天的电影电视，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出多不胜数，各地的戏曲年画所表现的又多是自己的地方戏，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此外，究竟还有多少小说与传说被搬到木版年画上？单说《白蛇传》和《天河配》，就被各个产地、各个时期以各种形式———单幅、多幅、成套的条屏以及连环画一遍又一遍地描绘过。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质，记录下大量的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是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一人一性，百鸟百音》，表达着农民对人的不同性格的一种宽容的心态，由此让我们了解到民间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追求。还有一幅《猪羊一刀菜》，描绘屠夫宰杀一头大猪后，小猪崽们到天上玉皇大帝那里去告状，玉皇大帝劝告小猪崽们要宽心，因为“猪羊活在世上，只是供给人们的‘一刀菜’罢了”。农民正是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来化解掉世间的弱肉强食带来的不平。这诙谐是不是也含着一种嘲讽与无奈？如此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何止这两幅，它们大量地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布在田野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其中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在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小教场、武强等产地都曾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问世。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细节非常逼真。在照相术尚未流行之时，这些木版年画成了当时社会的琳琅满目的写真。在这个层面上，其他哪一种民间美术能够与之相比？

数百年的木版年画的历史究竟创造了多少画面，无人能做出回答。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上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更别提各种人为的损坏与销毁。但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木版年画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既是深不见底，又是浩无际涯。

艺术的价值

木版年画另一个巨大的价值是艺术价值。它的艺术特色鲜明，表现手段纷繁，审美含量极高，自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审美系统。这里分做三方面，即特定性、乡土性和地域性加以论述：

首先，木版年画艺术的特性，来自于年俗的特定要求。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年心理的需要，其特色则是画面的饱满和内容的红火。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即使天空与地面也被各种形象充实与填满。画中所有人物大都面含笑意，这与年的禁忌———禁哭有关。画里的孩童个个健硕丰腴，人人新衣新裤，所有器物全是完美无缺，这都是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吉祥。为了努力表达这种渴求与热望，大量的吉祥图案（各种具有吉瑞喜庆含意的动物、花卉、瓜果、物品、暗八仙以及紫气祥云等等）便被一样样地添加在画面上。艺人们不怕这些蜂拥而至的吉祥物彼此无关，因为这种一再被强化的吉庆才是人们对年的愿望。艺人的高明则是把这些密集的形象用装饰手法和谐而优美地组合在一起。于是欢乐、祥瑞、红火、繁盛、饱满和装饰性是年画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年画美。

渲染着这种年画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年画大多是套版印刷。最多的套版也只有六色。所以颜色必须既简练又有表现力。木版年画为了顺应年心理的要求，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在各种颜色中以火热的大红为主，用得也最多。因为大红是年文化的主色。在色彩关系方面，多采用对比色，比如民间口诀说“红配绿，一块肉；黄配紫，不会死”（天津）。“红间黄，喜煞娘；红重紫，臭其屎”（山东）。这些经验都说明木版年画的色彩基调是相互对比而非谐调，以达到彼此强调的作用，使画面强烈又明快。年画的颜色多用植物和矿物原料直接制成原色，很少用调和色。为了使这简单的几种原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艺人采取色彩相互交错的方式，使得整个画面花花绿绿，斑驳响亮，简洁又丰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正是木版年画独有的色彩语言。

木版年画艺术的乡土性，是它价值之所在。这种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淳朴真率，乐观诙谐。艺人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作画。他们身在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与朝廷里的文字狱全然无关。整个中国木版年画史上，没有一幅年画由于抨击时弊而招来麻烦。它们是农民的自娱自乐，嬉笑怒骂，一任自由。于是画面上的人情物态，都是充分的农民的性格形态。农民作画没有多少理性的技术，除去一代代口传心授而积累下来的程式化的经验，便是各自的天性与自生自灭的才华。虽然他们笔下的形象时而简率，时而稚拙，却有一种朴直的、天真的、极其生动和一任天然的乡土美感。这种乡土美包含一种情感的自由与自然。

同时，这种农民们的艺术又是具有很高智慧的。最高超的表现手法便是谐音的图像。在农耕时代，农民识字有限或者干脆是文盲，他们巧妙地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词句可视地展现出来。谐音的图像分两种。一种为一个形象与一两个字的谐音（如鸡的形象与“吉”字；蝙蝠的形象与“福”字；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与“多子”等）；另一种为两三个形象的组合与一句成语的谐音（如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与成语“马上封侯”的谐音；一只喜鹊和一株梅树的组合与成语“喜上眉梢”的谐音；莲花和金鱼的组合与成语“连年有余”的谐音等）。谐音的文字与成语都是兆征幸福的吉祥词语，所以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图像又被称之为吉祥图案。奇妙的是，组合在一起的谐音的形象，在生活中本来是相互无关的，但在这里却意趣横生地组成并呈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农民真是聪明之极，他们巧妙地绕开不识字的缺憾，通过这些谐音的形象，让人去猜画中的寓意（成语）。而这成语人人皆知，谁都能通过画中的图像慢慢把藏在其中的成语找到。这样，一方面提高画面的趣味性，一方面使得观赏者在猜解画中的题旨时获得了欣赏的快感。同时，谐音形象本身的内涵也被奇妙地扩充了。

木版年画中的吉祥图像，除去谐音的，还有另一类不谐音的。不谐音的吉祥图像大多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象征与寓意的性质。比如蟠桃象征长寿，松竹梅（岁寒三友）寓意情义长在，鲤鱼跃龙门表示一种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等等。在年画中，这些大量的谐音与不谐音的图像与各种年画的画面相互搭配，组成一片浓烈丰盈、富丽华美又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这种奇特的绘画氛围与境界，只有在年画中才能见到。

另一个能够体现木版年画艺术非凡价值的，是它的地域性。木版年画几乎覆盖整个中国。除去青海、内蒙、宁夏、新疆和吉林之外，几乎全都有自己的木版年画产地。由于中国地域多元，民族多样，文化姿质有别，风俗各具特异，木版年画———从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制作方式又迥然不同，因而呈现出绚丽多姿之局面。

北方年画如杨家埠与武强之粗犷豪放，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之细腻柔媚，是一望而知的。然而，往细处瞧，单是北方各个产地的画风也相去甚远。比如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置身于林莽与乡野之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农民的气质最为醇厚；河南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雕版历史可上溯两宋，至今带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天津杨柳青地处京畿，为了顺应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崇尚精雅与华美。清代中晚期，一些都市的职业画家如钱慧安等介入其间，当地作坊又冒出高桐轩等一些丹青高手，木版年画出现一种主动靠近都市文人性质绘画的倾向，同时在构图和技法上又吸收外来的营养，故而手工彩绘日臻其妙，妆金饰银，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

再进一步看，皆以北方农民气质为其特色的杨家埠与武强年画，艺术个性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杨家埠的文化背景是齐鲁文化，雄强、阳刚、浑厚和乐观；武强的文化背景是燕赵文化，带着苍劲和辛辣的味道，在清末时期它曾引入过都市流行的“讽画”，冒出过许多揶揄、讥讽甚至怪异的图画来，将这块燕赵大地人们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杨家埠所没有的。

各地年画由于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差别太大，历史与民俗的传统各不相同，年画的题材与体裁都自持独有的特点。杨家埠冬天寒冷，墙体很厚，年画中便有专门贴在窗口的“窗顶”与“窗旁”；杨柳青乡间多在屋内置一水缸，贮备饮用水，故有半印半绘的粗路货“缸鱼”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之上的墙壁上，每每打开缸盖，大红大绿的鱼影即入缸中晃晃荡荡，如游其中；河北一带农村喜好灯彩，故武强的“灯方”是年画中的主项；山西风沙大，故在橱柜与门首垂挂一种年画，叫“拂尘纸”，一为装饰，一为遮尘。对这些百别千差的画儿，将在本图集各卷中尽述。

各个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制作经验和艺术与技术的特点，也创造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经久不衰的典型的年画形象。比如，杨柳青年画的《连年有余》、绵竹滇水脚的《门神》、朱仙镇的《大馗头》、桃花坞的《一团和气》、杨家埠的《深山猛虎》、武强的《六子争头》等等。到了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风靡了数百年的艺术形象已经成了这些产地、乃至中国民间文化最耀眼、最迷人的符号了。

中国木版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雕版方面。如前所述，木版年画肇始于唐宋以来的雕版。但是，宋代的雕版作坊主要是刻印经卷与图书，大规模制作年画的产地的形成要到明代中期以后。刻印图书属于典籍文化，印刷年画属于民间文化。前者多在都市，后者皆在乡间。从大的方面比较，刻印图书受文人审美的影响，崇尚典雅精致、含蓄和诗意；印制年画受大众审美和年俗的要求，追求鲜明强烈，热情洋溢。于是，刻版的手法、技巧、审美，完全是两种语言。许多年画产地的刻版刀法纯熟，刻技高超，称得上是木雕中的上品。但线条追求简练流畅，刀随情走，极其生动，富于张力；印出画来，版味十足。如果将明清时期徽派和金陵派经典的书版和皇家的殿版拿出来，与杨柳青、朱仙镇、武强、杨家埠的年画古版比较一下，一望而知全然是两个审美世界。木版年画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贡献是“另一半的江山”。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术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漫长而纵向的历史变迁，多元而横向的地域背景，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还有一代代才情并茂的艺人的创造，使年画发展成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高峰。峰顶之上，几近云天，灿烂迷人。

它最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最炽烈地展示了老百姓的心灵向往，最缤纷地表达了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全相。因此说：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

历史地看，木版年画的出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兴于唐，盛于宋。最初主要应用于佛教经书插图的制作上。渐渐地，民间木版印制的纸马开始流行。《东京梦华录》与《武林旧事》都记载着当时的开封已有了专事销售此类版画的纸马铺。这表明至迟在宋代，逢到岁时，以木版印刷的神灵乞求平安的习俗即已出现。但是，更完备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及其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也就是说雕版印刷———从刻版到印刷的技术早已成熟，却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大规模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姗姗到来。这一风俗的真正形成应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康乾之盛世，使得这五彩缤纷的风习得以普及到九州广大的乡野。尽管，明确的“年画”一词最早出现于道光年间的《乡言解颐》一书，但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康乾年间已是定不可移。一旦大众有了这样的民俗需要，具有巨大复制能力的木版印刷的年画便扬帆启程，并得以迅猛的发展。南北各个年画产地几乎是同时崛起，并齐头进入了辉煌期。就其本质而言，木版年画不是单纯的艺术。在民间的生活中，它更是一种风俗的需要，是年俗的方式与载体。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年心理便注入其间。年画自然也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绘画了。

人文的价值

首先进入年俗并成为一种雏形的木版年画的是作为神灵崇拜的纸马。已知宋代的纸马有“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数种。这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有人认为宋代画家刘松年那幅失传的《新年接喜》、苏汉臣的《开泰图》和李嵩的《岁朝图》这些节令画就是一种准年画，而且有一种祈福的含意。其实这种在过年时拿出来挂一挂的吉祥瑞庆的图画在史籍中记载得很多。虽然它还不是木版印刷品，更不是广大民间过年时使用的风俗用品，但这表明祈福是普遍存在的年心理。等到这些祈福的愿望真正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

面对年画，人们可以直观地看自己心中的想象。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家庭安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仕途得意、生意兴隆、人际和睦、天下太平、老人长寿、小儿无疾、诸事吉顺、出行平安等等，都在年画上。其中金钱的形象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山西临汾地区甚至有一种把金钱作为敬祀对象的纸马，更别提民间无处不在的财神了。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耕时代，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不管年画中有多么真切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但它所展示的却是普通大众理想主义的形象世界。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就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希冀；为年助兴就是为生活助兴。还有哪一种民间艺术能够如此充分地展示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的规范，谁也不能违抗。年画的张贴时间（比如灶王、财神、门神、各种纸马等都有各自的张贴时间）、地点（大门、影壁、房门、仓房、炕围、窗旁、水缸、钱柜、舱门、车厢、马厩、猪圈、牛棚等）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而在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不同，年画的需求不同，也就自然会产生出不同体裁的年画来。此中包含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分丰富的文化记忆。因此，这些内容也是本次中国木版年画普查的重点之一。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广大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所涉及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生产、建筑、风光、戏曲、自然、游戏、节庆和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在农耕时代，戏曲艺术的魅力不小于今天的电影电视，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出多不胜数，各地的戏曲年画所表现的又多是自己的地方戏，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此外，究竟还有多少小说与传说被搬到木版年画上？单说《白蛇传》和《天河配》，就被各个产地、各个时期以各种形式———单幅、多幅、成套的条屏以及连环画一遍又一遍地描绘过。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质，记录下大量的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是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一人一性，百鸟百音》，表达着农民对人的不同性格的一种宽容的心态，由此让我们了解到民间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追求。还有一幅《猪羊一刀菜》，描绘屠夫宰杀一头大猪后，小猪崽们到天上玉皇大帝那里去告状，玉皇大帝劝告小猪崽们要宽心，因为“猪羊活在世上，只是供给人们的‘一刀菜’罢了”。农民正是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来化解掉世间的弱肉强食带来的不平。这诙谐是不是也含着一种嘲讽与无奈？如此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何止这两幅，它们大量地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布在田野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其中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在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小教场、武强等产地都曾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问世。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细节非常逼真。在照相术尚未流行之时，这些木版年画成了当时社会的琳琅满目的写真。在这个层面上，其他哪一种民间美术能够与之相比？

数百年的木版年画的历史究竟创造了多少画面，无人能做出回答。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上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更别提各种人为的损坏与销毁。但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木版年画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既是深不见底，又是浩无际涯。

艺术的价值

木版年画另一个巨大的价值是艺术价值。它的艺术特色鲜明，表现手段纷繁，审美含量极高，自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审美系统。这里分做三方面，即特定性、乡土性和地域性加以论述：

首先，木版年画艺术的特性，来自于年俗的特定要求。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年心理的需要，其特色则是画面的饱满和内容的红火。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即使天空与地面也被各种形象充实与填满。画中所有人物大都面含笑意，这与年的禁忌———禁哭有关。画里的孩童个个健硕丰腴，人人新衣新裤，所有器物全是完美无缺，这都是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吉祥。为了努力表达这种渴求与热望，大量的吉祥图案（各种具有吉瑞喜庆含意的动物、花卉、瓜果、物品、暗八仙以及紫气祥云等等）便被一样样地添加在画面上。艺人们不怕这些蜂拥而至的吉祥物彼此无关，因为这种一再被强化的吉庆才是人们对年的愿望。艺人的高明则是把这些密集的形象用装饰手法和谐而优美地组合在一起。于是欢乐、祥瑞、红火、繁盛、饱满和装饰性是年画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年画美。

渲染着这种年画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年画大多是套版印刷。最多的套版也只有六色。所以颜色必须既简练又有表现力。木版年画为了顺应年心理的要求，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在各种颜色中以火热的大红为主，用得也最多。因为大红是年文化的主色。在色彩关系方面，多采用对比色，比如民间口诀说“红配绿，一块肉；黄配紫，不会死”（天津）。“红间黄，喜煞娘；红重紫，臭其屎”（山东）。这些经验都说明木版年画的色彩基调是相互对比而非谐调，以达到彼此强调的作用，使画面强烈又明快。年画的颜色多用植物和矿物原料直接制成原色，很少用调和色。为了使这简单的几种原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艺人采取色彩相互交错的方式，使得整个画面花花绿绿，斑驳响亮，简洁又丰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正是木版年画独有的色彩语言。

木版年画艺术的乡土性，是它价值之所在。这种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淳朴真率，乐观诙谐。艺人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作画。他们身在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与朝廷里的文字狱全然无关。整个中国木版年画史上，没有一幅年画由于抨击时弊而招来麻烦。它们是农民的自娱自乐，嬉笑怒骂，一任自由。于是画面上的人情物态，都是充分的农民的性格形态。农民作画没有多少理性的技术，除去一代代口传心授而积累下来的程式化的经验，便是各自的天性与自生自灭的才华。虽然他们笔下的形象时而简率，时而稚拙，却有一种朴直的、天真的、极其生动和一任天然的乡土美感。这种乡土美包含一种情感的自由与自然。

同时，这种农民们的艺术又是具有很高智慧的。最高超的表现手法便是谐音的图像。在农耕时代，农民识字有限或者干脆是文盲，他们巧妙地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词句可视地展现出来。谐音的图像分两种。一种为一个形象与一两个字的谐音（如鸡的形象与“吉”字；蝙蝠的形象与“福”字；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与“多子”等）；另一种为两三个形象的组合与一句成语的谐音（如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与成语“马上封侯”的谐音；一只喜鹊和一株梅树的组合与成语“喜上眉梢”的谐音；莲花和金鱼的组合与成语“连年有余”的谐音等）。谐音的文字与成语都是兆征幸福的吉祥词语，所以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图像又被称之为吉祥图案。奇妙的是，组合在一起的谐音的形象，在生活中本来是相互无关的，但在这里却意趣横生地组成并呈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农民真是聪明之极，他们巧妙地绕开不识字的缺憾，通过这些谐音的形象，让人去猜画中的寓意（成语）。而这成语人人皆知，谁都能通过画中的图像慢慢把藏在其中的成语找到。这样，一方面提高画面的趣味性，一方面使得观赏者在猜解画中的题旨时获得了欣赏的快感。同时，谐音形象本身的内涵也被奇妙地扩充了。

木版年画中的吉祥图像，除去谐音的，还有另一类不谐音的。不谐音的吉祥图像大多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象征与寓意的性质。比如蟠桃象征长寿，松竹梅（岁寒三友）寓意情义长在，鲤鱼跃龙门表示一种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等等。在年画中，这些大量的谐音与不谐音的图像与各种年画的画面相互搭配，组成一片浓烈丰盈、富丽华美又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这种奇特的绘画氛围与境界，只有在年画中才能见到。

另一个能够体现木版年画艺术非凡价值的，是它的地域性。木版年画几乎覆盖整个中国。除去青海、内蒙、宁夏、新疆和吉林之外，几乎全都有自己的木版年画产地。由于中国地域多元，民族多样，文化姿质有别，风俗各具特异，木版年画———从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制作方式又迥然不同，因而呈现出绚丽多姿之局面。

北方年画如杨家埠与武强之粗犷豪放，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之细腻柔媚，是一望而知的。然而，往细处瞧，单是北方各个产地的画风也相去甚远。比如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置身于林莽与乡野之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农民的气质最为醇厚；河南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雕版历史可上溯两宋，至今带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天津杨柳青地处京畿，为了顺应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崇尚精雅与华美。清代中晚期，一些都市的职业画家如钱慧安等介入其间，当地作坊又冒出高桐轩等一些丹青高手，木版年画出现一种主动靠近都市文人性质绘画的倾向，同时在构图和技法上又吸收外来的营养，故而手工彩绘日臻其妙，妆金饰银，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

再进一步看，皆以北方农民气质为其特色的杨家埠与武强年画，艺术个性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杨家埠的文化背景是齐鲁文化，雄强、阳刚、浑厚和乐观；武强的文化背景是燕赵文化，带着苍劲和辛辣的味道，在清末时期它曾引入过都市流行的“讽画”，冒出过许多揶揄、讥讽甚至怪异的图画来，将这块燕赵大地人们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杨家埠所没有的。

各地年画由于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差别太大，历史与民俗的传统各不相同，年画的题材与体裁都自持独有的特点。杨家埠冬天寒冷，墙体很厚，年画中便有专门贴在窗口的“窗顶”与“窗旁”；杨柳青乡间多在屋内置一水缸，贮备饮用水，故有半印半绘的粗路货“缸鱼”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之上的墙壁上，每每打开缸盖，大红大绿的鱼影即入缸中晃晃荡荡，如游其中；河北一带农村喜好灯彩，故武强的“灯方”是年画中的主项；山西风沙大，故在橱柜与门首垂挂一种年画，叫“拂尘纸”，一为装饰，一为遮尘。对这些百别千差的画儿，将在本图集各卷中尽述。

各个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制作经验和艺术与技术的特点，也创造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经久不衰的典型的年画形象。比如，杨柳青年画的《连年有余》、绵竹滇水脚的《门神》、朱仙镇的《大馗头》、桃花坞的《一团和气》、杨家埠的《深山猛虎》、武强的《六子争头》等等。到了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风靡了数百年的艺术形象已经成了这些产地、乃至中国民间文化最耀眼、最迷人的符号了。

中国木版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雕版方面。如前所述，木版年画肇始于唐宋以来的雕版。但是，宋代的雕版作坊主要是刻印经卷与图书，大规模制作年画的产地的形成要到明代中期以后。刻印图书属于典籍文化，印刷年画属于民间文化。前者多在都市，后者皆在乡间。从大的方面比较，刻印图书受文人审美的影响，崇尚典雅精致、含蓄和诗意；印制年画受大众审美和年俗的要求，追求鲜明强烈，热情洋溢。于是，刻版的手法、技巧、审美，完全是两种语言。许多年画产地的刻版刀法纯熟，刻技高超，称得上是木雕中的上品。但线条追求简练流畅，刀随情走，极其生动，富于张力；印出画来，版味十足。如果将明清时期徽派和金陵派经典的书版和皇家的殿版拿出来，与杨柳青、朱仙镇、武强、杨家埠的年画古版比较一下，一望而知全然是两个审美世界。木版年画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贡献是“另一半的江山”。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术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漫长而纵向的历史变迁，多元而横向的地域背景，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还有一代代才情并茂的艺人的创造，使年画发展成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高峰。峰顶之上，几近云天，灿烂迷人。

它最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最炽烈地展示了老百姓的心灵向往，最缤纷地表达了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全相。因此说：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

佛山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明清时期享誉岭南的剪纸、年画、金花、灯色、扎作、木雕、砖雕、石雕、灰塑等民间工艺，无不与当地民俗民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处处都反映了广府民俗事项、民俗心态，而体现得比较全面、深刻的，当数年画具有代表性。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其本身就是民俗事项的产物。它的形成发展与诸多民俗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受民俗文化的影响，佛山年画在题材方面或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取材于神灵崇拜，或取材于演义故事，或取材于现实生活，无不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反映出独特的民俗内涵和审美意识，形象地展示了岭南人的风尚习俗和人文精神。 佛山数百年绵延不绝，多姿多彩的民俗事项丰富了佛山年画题材，是名副其实的民俗风情与民间艺术的结合体。民俗活动借助年画的传播，不但赢得民间百姓喜爱，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们从一些年画上可感受昔日醇厚的民风，独具特色的民俗。
风筝古称“纸鹞”，是中国起源较早的民间游艺用品，放风筝是民间较为常见的游艺活动。古代佛山还有专门的民间组织“放鹞会”。《放纸鹞》这幅年画绘制了一群天真活泼的孩童在春和景明之日放纸鹞玩耍戏乐的情景。
佛山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明清时期武馆林立，习武者众，民间尚武之风悠久，不少年画艺人同时也是武术爱好者，他们创作以武术为题材的年画并不鲜见，是佛山本土民间艺术的一大特色。年画《比武》描绘了一对稚气的男童以棍戟交战，双方认真比试，难分胜负，这幅年画反映了当时盛行的习武风气。。 传统民间年画最能反映中国人的内心感情，最能表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对此，佛山年画也有充分的体现，它是民俗观念的形象反映。
神灵信仰
粤人自古俗鬼，根深蒂固的泛神灵信仰令神像画需求量非常大，每年销售多达十数万张，在佛山年画中占有很大比重。神像画多取自释道诸神及民间行业神：有水神北帝、天后、龙母、洪圣；财神有玄坛、财帛星君；辟邪镇宅有钟馗、关公、包公、主帅、紫薇、齐天大圣；纳福迎祥有太上老君、观音、宾公佛、释迦牟尼、八仙、和合二仙等；行业神有蚕姑、关公等。几乎包括中国民间的所有佛道神仙，是佛山年画的一大特色。随着历史的演变，神像画由原初驱邪禳灾的护佑功能逐渐发展为兼有纳福迎祥、招财进宝等多种功能的保护神，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广大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意愿和祈望，也反映了古代岭南民间神灵信仰习俗和广府文化的兼容性。
看重子嗣
看重子嗣是中国家族观念的产物。“榴开百子”、“莲生贵子”、“红梅多子”、“瓜瓞连绵”等吉祥图案象征人丁兴旺、子孙繁衍的形象，是民间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佛山年画的主要装饰纹样，它直接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崇拜。保护儿童无病无灾、健康成长的《护生图》、《孙悟空坐镇》、《镇宅神虎》等年画广受民间欢迎。这类年画表现了人们对子孙昌盛、家族兴旺的理想追求，这种以血缘系统为核心的文化心理，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习俗，同时也反映到民间年画的创作观念上来。
祈祥纳福
民间年画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之说，借助民间艺术品寄托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处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奴役和剥削下，老百姓长年累月困守于封闭的文化圈内，过着苦难贫困的生活，即使他们的生活异常艰难，甚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他们总是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在佛山年画中如《凤凰牡丹》、《龙凤呈样》、《福禄寿全》、《五谷丰登》等大量蕴涵吉祥如意、辟邪纳福题材的年画，伴随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装点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它代代相传，历久不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潜动力。
道德教化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是崇尚伦理道德的民族。佛山年画的题材不少含有教育人们为善戒恶、尊老爱幼、忠义节孝、家庭和睦等传统道德的观念。如《和合童子》、《和气生财》图中描绘的“和合二圣”是民间传说之爱神，是情深义重的象征，此类年画有“和谐好合”、“家庭和睦”的丰富含义，蕴含着中国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
《天赐黄金》年画则描绘了财神向人间赐予财宝，画面书有一行字“天财地宝终归善”，体现了中国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致富观念。民间年画遥接古代绘画“明劝诫，著升沉”这一优良传统宗旨，年画的宣传教化对遵守社会公德、强化道德修养、善化社会风气，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民俗活动离不开民间艺术，许多民俗活动都因为民间艺术而增加了色彩气氛。在漫长的岁月中，佛山年画是伴随着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而生存发展的。民间艺术之所以能长期传承在民间，完全是依赖人民不断地结合民俗活动和生活需求去进行再创造。它承载着劳动人民的良好愿望与希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息地，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新春佳节，—对对门神、一张张年画，带着百姓对来年美好的期盼走进千家万户。民间年画以喜庆的内容，吉祥的造型，浓烈的色彩，使新年的民俗活动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正月十五上元灯开灯宴、中秋佳节是佛山历史上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有买灯色、挂灯色的习俗。装饰其上的就是门神行印制的灯画。为传统的民间节日增添了喜庆热闹的气氛。
在日常生活中，大凡岁时节日、赶集庙会、祖师神诞、安家迁居、升官授职、酬师谢神、道场打醮、生子弥月等民俗活动都有年画点缀其盛，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佛山年画不以精巧细腻的工艺著称，不以富丽堂皇的装饰见长，甚至不入大雅之堂，倒是看起来有点“俗气”，带有醇厚质朴的乡土风味，这正是地方民间文化的特征和民俗文化的鲜明特点。民间工艺是民间艺人创作意识的物化，由于创作的出发点与观念意识相通，它真情地保留着从先民那里传承下来的岭南民俗文化元气，通过这些民间艺术品，人们可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地方民俗。
年画不仅是年节和民俗活动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这些特点，是其它画种难以比拟的，这意味着年画除了具有美术价值以外，还具有研究历史、政治、风俗和民众生活心态及思想追求等方面的形象数据价值，是认识过去人们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的一个参照系，所以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是研究广府民俗的重要资源。
首先，佛山年画是底层人民生活史多学科聚焦式画面的反映，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民俗民风，饱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题材内容、作品形式、使用材质等都是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因时势的变动和风俗而改变，凭借着民众的感情和想象而发展。某些民俗活动和民俗事项，不少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消失或失传了，比如，南狮传说起源于佛山，醒狮的扎作和表演历史悠久，由于属于一种民间自娱自乐、练武强身的游艺活动，史籍记载几乎是空白，更没有留下图像资料。南狮的形状、颜色、配置的敲击乐，醒狮的动作形态、活动场景等相关情况无从考究。在年画作品中，描绘醒狮的图像则为人们提供了形象的宝贵资料，对考证、研究佛山著名民间扎作工艺“狮头”以及醒狮活动及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例证。又如佛山年画中神像画相当大宗，不但品种繁杂，销量也相当惊人，其产生和发展与古代岭南民间信仰兼收并蓄和多神崇拜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探讨岭南民间信仰历史发展轨迹的珍贵资料。一些年画作品还反映了社会变革或人们经济活动中有意无意表现的时代风尚和社会风俗，如房屋建筑、家具摆设、生产用具、交通工具以及人物的服饰装束等，都给地方民俗研究留下了大量可贵形象资料。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佛山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府文化的中心地之一，传统的广府文化意识在佛山年画中都可以得到体现。
其次，中国民间年画和民俗研究起步较晚，民间社会的世风世情，过去在正史中比较少见，而年画是不同历史时期世俗民风的一面镜子，在过去没有录像、录音的情况下，无疑是民俗研究重要的图像资料。为人们研究广府地区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美学、考古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有形资料可补充民俗史的不足，亦足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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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木版年画的社会意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