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掀起“中国热”在什么时期
我们都知道在18世纪的欧洲是极为喜欢中国文化的，在当时的欧洲的大街小巷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而且在那个时候，但凡是一些富贵人家，家中就要放着一些中国运来的瓷器以及茶叶。而且欧洲人喜欢喝茶的习惯也是因为喜欢中国的茶叶而养成的。
在当时的中国热，在欧洲已经热到了但凡是当时的一些贵族在出门时候就只乘中国的轿子。并且但凡在街头上面出现一点来自中国的物品，它的价格便很快会被抬到很高，并且不久就会被抢购一空。当时在欧洲越是高层的精英，越是有钱的富豪，便越是喜欢花钱在中国的物品上面。
就是连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粉丝。他甚至把孔子的画像挂在了家中，每天向孔子朝拜，并且在伏尔泰的认识中，儒家所信仰的儒家五义：仁义礼智信，便是他所追求的那种平等自由。因此伏尔泰他还把中国人称为最有理智的种族。
而当时中国的瓷器也在欧洲风靡的很，中国的英文单词China便是瓷器的意思。在欧洲人眼里，中国便是一个瓷器大国。当年从欧洲出发到中国的传教士们，首要的任务便是去学习中国的瓷器技术以及农业技术，还有茶叶栽培技术。
但是可惜的是，中国当时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而不去学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技术，这就导致中国的国力开始下降，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热后来在欧洲渐渐的衰退了。
“中国热”其实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欧洲后吹出来的,他在书中将当时的中国描述成遍地黄金.而当时的欧洲各国又都在经历工业革命,生产力的提升极大地增加了对流通货币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多的贵重金属,各国派出探险家从陆路海路或向东或向西去寻找新的贸易国家和开发殖民地,美洲,亚洲,非洲都是对象,只不过美洲和非洲贫穷落后,空有自然资源,对他们只需暴力夺取即可,而亚洲的中国此时正处于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欧洲只能需求伙伴贸易,在贸易过程中了解到中国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东西,特别是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因为当时的欧洲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人民的文化素质大幅提升,许多人开始关心参与政治活动,民主之风盛行,中国的科举本来就是给没有门道的底层人民一条改变自己阶级宿命的渠道,这和西方当时渴望平等民主,争取个人权利,有些许相似.而儒家思想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这一点更加让西方统治者感兴趣.“中国热”的星期也就不那么奇怪了,至于后来的鸦片战争和殖民侵略战争,无非就是贸易中中国赚多了,西方不满了就开战了,说到底,利益驱使.我的个人见解,你做参考吧.
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的时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们要用理性的权威代替对上帝的崇拜，他们发扬反神学的精神，反对传统的旧宗教文化。正在这时，在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儒家学说介绍到了欧洲。利马窦等人本想依据儒学经典说明中国的孔子学说与基督教教义是一致的；而其反对者龙华民等人严厉指责利马窦等人竟然把儒学中实际是指自然的“天”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并一再论证孔子哲学是无神论。罗马教会则干脆把中国的儒学宣布为“异端邪说”。当时正是这种“异端”的儒学受到了欧洲进步人士，如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等人的热烈欢迎，并且成为他们反对神学、攻击教会的精神武器。在中国的《孟子》中有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述，这与基督教声称人是生来就带有原罪的，只有信奉基督教才能得以解救的教义大相径庭。人性本善说传到欧洲后，很受启蒙思想家的青睐，因为只有人性本善，世界才能和谐，才能追求美好的理想社会。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42年一篇题为“中国文明”的演讲中曾说：“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
关于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传教士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和利马窦的《天主实义》中都是作为唯物主义流毒加以批判的，在龙华民等人的著作中更是将其论证为无神论。罗马教会当然把宋明理学也视为“异端邪说”。于是，作为“异端”的朱子学说，也如孔子学说那样，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和欢迎，同样成为宣扬无神论新潮的精神武器。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亲自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是一篇讲述从春秋战国到明朝末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的释文，其中就有对于宋明理学的介绍。
传教士们译介中国经典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可以想象，欧洲的读者们更是难以读懂这些译著，他们分不清楚孔子、孟子和朱子，就把这些学说都一股脑儿称为“孔子学说”或“中国哲学”。经传教士们的报道和宣染，在欧洲人眼里，孔孟之道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中国是一个令人想往的“理想国度”，孔子更是一位受人崇敬的思想领袖。在欧洲学者中掀起了“中国热”和“孔子热”，以谈论中国、谈论孔子为时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君为轻”等格言在欧洲广为流传。一位哲人波维尔在1769年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 在法国的流行歌曲中有过这样的歌词：“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
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科举制度介绍到欧洲，例如，在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中，就专有一章非常详细和生动地叙述了中国的考试制度，使欧洲人耳目一新。在欧洲，政府官职一般是世袭的，而中国用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的办法来遴选官员，而且任何平民百姓都可以报考，这样的先进制度怎能不受到伏尔泰等人的绝口称赞呢！据说，后来在法国和英国曾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来挑选文职官员。
在德国的启蒙运动史中曾发生过著名的沃尔夫事件。沃尔夫原是数学家，非常崇敬莱布尼茨，后来研究哲学，也十分热衷于中国文化。沃尔夫作过两次关于中国的著名演讲，他对中国和孔子的大力赞扬收到了极为轰动的效果，吸引了成千名学生来听讲。然而他却遭到了一位神学教授的控告：因为北京政府是无神论者，沃尔夫夸赞北京的哲学，所以沃尔夫就是无神论者。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听说沃尔夫不信神，而且他所宣扬的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学说可能不容许政府处罚逃役者，于是在1723年公然宣布：沃尔夫反对圣经，不准在普鲁士继续教学；并且，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国境，否则处以死罪。沃尔夫受到如此严重之迫害，引起全欧洲学界的震惊，然而这使他获得了更多人的爱戴，声望日益提高，成为德国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科学家、“自然神论”者，在许多哲学家们看来，已经接近无神论了。因为“自然神论”虽然肯定上帝是世界的最初原因，但上帝做了“第一推动”之后，世界万物就按其本身的规律而运动变化，不再受上帝的干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神论”是在当时条件下摆脱神学而宣扬唯物主义的一种方便途径，并可把它看作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虽然莱布尼茨竭力主张新教和旧教的联合，以实现宗教的大统一，但他平时并不重视宗教，从来不进教堂，以至获得了一个出名的绰号：Lövenix，即什么都不信的人。既然他什么都不信，当然也不信神，所以他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而他又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赞扬中国，莱布尼茨因之列入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阵营。
根据传教士们关于儒教无神论和中国状况的一再宣传和报道，法国哲学家培尔（1647―1706）说：“不仅仅一个无神论的社会是可能的，而且它已经存在了。这个社会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中国，确实无误。” 传教士们发现了无神论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美好的国度，意味着基督教并不重要。所以，中国的存在就是对传统的基督教义的一个致命打击！
以上这一段历史，诚如研究西方汉学的我国学者阎宗临所说：“当一国的知识或思想被介绍到另一个国家时，时常变成一种批判的工具，耶稣会介绍中国文化到欧洲，亦不例外。18世纪的思想家利用他们的方献反转来攻击教会，这是当时耶稣会所想不到的。”
历史由来已久，最初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启发的
继而出现了一系列来东方的淘金者（比如利玛窦）
十六世纪后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步把目光都自然而然的投向了东方，这是历史上所谓的“中国热”（可能谈不上，因为那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带着掠夺和殖民的心思来抢占中国的）
现代中国热以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时为起点。主要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化合作多了，人家不想和你交往也不行啊，特别是欧洲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更须和其他国家谋求合作以使本国经济繁荣起来。目光又自然而然的投向了中国
应该是十八世纪
17 18世纪
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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