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道家是何区别

道家与佛家有何异同？~

佛教和道教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对待生和死的态度。可以说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佛教追求的目标是“涅磐”，脱离生死轮回。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生是苦，死是苦。而且这种苦是没有尽头的是在一个循环往复、不到头的生死轮回中。只有实现涅磐，才能脱离生死轮回。
佛教与道家有相似相通处，佛教进入中国得益于道家的接引，佛教教义的中国化与道家、道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佛道相争相融的结果。佛教的“空”借用了老子的“无”诠释了佛教的“空”。
春秋时期，老子 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道家完成系统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对中华哲学、文学、科技、艺术、音乐、养生、宗教等等影响深远。
李约瑟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

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佛教和道教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对待生和死的态度。可以说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佛教追求的目标是“涅磐”，脱离生死轮回。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生是苦，死是苦。而且这种苦是没有尽头的，是在一个循环往复、不到头的生死轮回中。只有实现涅磐，才能脱离生死轮回。
那么怎样实现涅磐呢？就是人要“觉悟”。佛者，觉也。说到底，就是对人生是苦的觉悟。佛教认为，当你真正认识到人生是苦的时候，你就“觉悟”了。佛教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
道教对人生总的来说持积极的、正面的态度。这是道教与佛教乃至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之处。比如，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人生下来就要赎罪，佛教认为人生是苦。
那么，道教是如何解决死的问题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通过修炼达到不死，长生不老。
道教修行秘诀中有一句话，“顺成人，逆成仙，全在阴阳颠倒颠”，就是道教对如何取得长生不老的方法。这句话是源自中国的五行理论，而五行理论又是中医的基础理论。
解读这句话需要一些中医的知识。我概要地介绍一下：
中医认为，人的内脏对应五行，比如，肝属木，肾属水等等。而中医施治的原理是根据平衡的原理，而不是就病而治病。因此，根据五行平衡的原理，很可能肝有病是肾虚而使五行不平衡，医生会治肾而不去管肝。这是西医与中医的区别。
道家继承了中医的这个思想，顺便说一下，著名的道家都是名医，道家认为人的五脏分布位置按五行分析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所谓不合理主要就是“水”在下而“火”在上，这团生命之火在水上是燃烧不久的。所以，人会得病，人会死。但人体已经是这样了，常人只能顺着自然的安排，活着。这就是“顺成人”的意思。
道教认为，如果改变了人的五脏的这种五行关系，使“火”在下，就是水和火颠倒一下，生命之火就有根基，人就可以长生了。颠倒就是所谓“逆成仙”的基本思路。
后半句讲的是方法，“全在阴阳颠倒颠”。因为人的五脏已经是这样了，道教也没有办法把五脏移位，重新安排位置。方法是采用阴阳颠倒的办法改变五脏的五行属性。比如，让肾原来属水而改成属火。这不是仅仅改个名词，属性的改变包括某些特征也要改变。
以上就是佛教和道教在对生死问题上的观念的区别，以及各自的解决方法。

佛教与道家有相似相通处，佛教进入中国得益于道家的接引，佛教教义的中国化与道家、道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佛道相争相融的结果。佛教的“空”借用了老子的“无”，老子的“无”诠释了佛教的“空”。所以，朱熹道：“疑得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卷126，P.3008）。具体来说，“如远、肇法师之徒，只是谈庄老，后来人亦多以庄老助禅”（卷126，P.3025），佛“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卷126，P.3038）。晋宋时的佛教教义、慧远和僧肇等人的著作，以及后起的禅宗皆与老子及庄、列的学说血肉相连。禅宗的流行超越了《老子》的影响力，也使道教“黯然失色”，朱熹将其归功于达磨（摩）：“……达磨遂脱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静见理。此说一行，前面许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难为抗衡了”（卷126，P.3010）。其实，达磨只是带来新的禅法，其“藉教悟宗”（道宣《菩提达摩传》，转引自潘桂明著：《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P.5），指其依附于四卷本《楞伽经》立论，“所谓禅宗一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歪曲。至少在达摩时代，没有离开‘教’，从而也不可能离开‘文字’”（同上书，P.6-7）。道教反过来援用过佛教理论，或者说，佛教也“反哺”过道教。朱熹举例道：《清静经》偷取佛家“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而提炼为“无无亦无”（参卷126，P.3008）；道教仿释氏“三身”而有“三清”。

道教说道理，佛教讲真理。
道教告诉信众，人生道路从何而来；但佛教做了更微细的研究，不只指明人从何而来，亦说出去何去向。
道教告诉信众，人应该要怎么走在人生之路上；但佛教不只研究做人要怎么做？还深入探究过去之所生与未来之所往，这是真理，也称为真谛，这是佛教与道教不同之处。

道教和佛教的基本区别:
道教是中国汉民族中的土生教，它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文化综合体，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医学等的发展有过重大的影响。佛教则是外来教，它是在吸收中华民族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在中国扎根并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宗教。两教有相容的方面，但差异是基本的，其基本区别在于：道教主张以生为真实，追求延年养生、肉体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住宅，要长生不死，必须形神并养，即有"内修""外养"的工夫。与道教相反，佛教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一切来说都是苦海。对现实，人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只能忍受。要忍受，必须放弃各种欲望，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要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而进入涅般木（无苦的极乐世界）。可见，道教主张对现实生活的追求，而佛教则主张舍弃对现实物质的追求，注重的是精神的修持和对来世的向往。

“佛”是无量诸佛的通义，是广义的。我试将“佛”的定义如下： 　　“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让我重复一遍：“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这里请注意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要为“佛”下一个定义，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地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觉者”由梵语音译为浮屠，佛陀等，佛是佛陀的简称。　也许更明确一点，应该说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 还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普遍地为一般人所接受，就是说：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宗教，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得道成
仙、救济世人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主要经典。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现代世界也有着一定影响性。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但直到汉朝之后才有教团产生，其个别派系为奉老子为道德天尊，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包括道家、术士等）被认为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一、佛家：

佛祖释迦牟尼当年证道后，叹曰：奇哉！人人皆有如来智慧德能，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放下执著了，但还有妄想分别，就成阿罗汉；放下执著和分别，但还有妄想，是菩萨的境界；妄想分别执著全都放下了，就成佛了。

世间圣人少，凡夫多，就因为凡夫妄想心、执著心多，所以苦多乐少。佛法没别的“放下”而已。放下的越多，你就会越快乐，等到你全部“放下”了，就到了金刚经“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境界，就是“空”了。为什么空啊，都放下了还不空了嘛。

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众生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过于执着往昔的想念，今日的焦虑，未来的担忧。。。

二、道家：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与佛教的：“如来说是世界，即非世界；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也”一样。大道无形，无可名之，强为之名曰“道”。大道无处不在，佛法讲：“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一样。

法藏比丘尼在向六祖慧能大师请教时，说你不识字，怎么能理解经文？慧能对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法藏乃大异之。

佛祖讲经49年，竟问：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又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者，即非佛法也。

三、儒家：

孔子曰：述而不作。孔子说他自己只是在重复讲述圣人说的话，没有一点发明创造。佛法讲“自性、真如、法身。。。。。。”，基督教说终极真理，柏拉图说真理就在你心中。一切法由心想生，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真理是真心中流露出来，不是要通过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得到的。

大道法而如是，从没离开我们的真心。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就是众生都有的光明德性，也称佛性。明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己真心，就达到了“至善”，佛法讲成佛了，彻底解脱了。

圣人心同，凡夫心异。

总体讲，在你还没有接触教义之前，谈不上“信”，不能说哪个更好。但有一点，自近代以来，无论我国的政治人物还是大学问家，无不以佛教为最终信仰。

佛祖当年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后人集结经典为三藏十二部，教理圆满，所谓浩若烟海。

虽然历史曾有过此消彼长，但总体来说，因为佛教义理严密，逻辑性最强，佛祖亲口宣说的经典数量多达三藏十二部，浩若烟海。晋代王弼看完老子道德经后说：尽善矣，未尽美矣。就是说道德经虽然境界很高，但毕竟文字太少，大道之理，阐述得不能圆满究竟彻底，只有圣人能真正看懂悟透。而佛经就连中等根性的人也可循序渐进，渐悟入道。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或由儒入佛，或由道入佛者，不可胜数。明代王阳明就是学佛后借助佛理参透孔孟学说，才发现圣人之境界大致相同，把中国儒学发展到最高峰，也把孔孟心性之学推到极致，为中国文化保存了真骨血。

所以，道不胜佛，自然之理也。

儒家呢，更注重于日常伦理，所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佛家求渡众生，佛度有缘人，讲入世
道家求的自身逍遥自在，远离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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