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渊源流变是什么？

~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渊源流变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一个在世代累积基础上建构的学术命题。其内涵远自金元发端, 于明清始丰富, 至近代王国维而集大成。一般认为元代的罗宗信首创了这一观点。事实上, 据钱钟书先生考证, 金代刘祁才是其发轫者:“(论者列词曲) 引静安语为解。惜其不知《归潜志》、《雕菰集》, 已发此先说也。”(《谈艺录·诗乐离合文体递变》)《雕菰集》是焦循的另一著述,《归潜志》却是金代刘祁所作。刘祁说:“唐以前诗在诗, 至宋则多在长短句, 今之诗在俗间俚曲。”(《归潜志》卷十三) 其表述中已有将时代与所擅长之文学体式联系的意识。到了元代, 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则明确提出:“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 诚哉。”可见在他所生活的时代, 唐诗、宋词、元曲已为世人共称。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即专以韵文立论, 对其他时代的代表性文学体裁重视不够。同一时代的虞集则把视野由韵文扩展到整个文学, 增加了“汉之文章”:“一代之兴, 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 汉之文章, 唐之律诗, 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 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 相形之下, 他提出了一代必有一代绝艺的命题, 这是新的发展。美中不足的是他把宋代之词换以道学,自是传统偏见, 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复杂性。
“一代文学论”之所以出现于金元时代, 绝非偶然。因为对时代与其代表性文学的总结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是: 文学发展需一定的时间跨度, 而且文学体裁相对完备。我国古代的文体序列至于元代已基本齐备。站在这一时代, 回顾和总结前代的文学发展概况, 既具备了文学各体裁需一定时间发展的条件, 也符合中国古代文体序列的实际。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在明代虽然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 但在具体的内容指向上也表现出了更多的争议。明初的曹安说:“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谰言长语》卷上) 其论基本上接续了虞集的观点, 而无多少创见。茅一相认为:“夫一代之兴, 必生妙才; 一代之才, 必有绝艺: 春秋之辞命, 战国之纵横, 以至汉之文, 晋之字, 唐之诗, 宋之词, 元之曲, 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 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题词评曲藻后》) 与前人相比, 他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溯到先秦, 表现出了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 但同时他把“晋之字”与其他时代的代表性文学体裁并立, 虽然表现了中国古代风行的杂文学观念, 但今天看来却有其局限性。稍后的叶子奇虽然也指出:“传世之盛, 汉以文, 晋以字, 唐以诗, 宋以理学。元之可传, 独北乐府耳。”(《草木子·谈薮篇》) 但是这一观点并无新见, 而且将文学、艺术、学术三大门类的体裁并列, 表现出了更大的局限。在王国维之前, 真正专就文学立论, 最符合今人之文学观念的提法来自王骥德。他在《古杂剧序》中说:“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 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 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 后律而有宋之词也, 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 亦代相降也, 至曲而降斯极矣。”虽然他专就韵文而言, 但是增加了诗经、楚辞、古诗, 文体序列最为完备, 而且把文体演变中的代降说与代胜论相结合, 可谓是总结、集成之言。后来, 陈继儒也曾说:“先秦两汉诗文具备, 晋人清谈书法, 六朝人四六, 唐人诗小说, 宋人诗余, 元人画与南北剧, 皆自独立一代。”(《太平清话》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论说中表现出了对成熟于唐代的小说的重视。但其缺陷是把清谈、书法、绘画杂糅于文体序列之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一代有一代之胜的观念在晚明体现出了时代精神的内涵, 这从王思任和卓人月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王思任认为:“一代之言, 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 则言不传。汉之策, 晋之玄, 唐之诗, 宋之学, 元之曲, 明之小题, 皆必传之言也。”(《王季重十种·杂序》) 晚明是一个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 所以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小品文也空前兴盛。王思任标举“小题”为有明一代之胜, 识见敏锐而精到。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 词让宋, 曲让元, 庶几吴歌
《挂枝儿》、《罗江怨》、《打枣杆》、《银铰丝》之类, 为我明一绝耳。”(陈宏绪《寒夜录》) 卓人月把一向为士大夫所不齿的民歌作为与唐诗、宋词、元曲鼎立而列的一代文学, 虽然与王思任所见不一, 但同样表现出了先进的文艺思想。而且作为晚明时人, 他们都在前人基础上增加了“明之一绝”(或为小题, 或为吴歌) , 这本身就是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丰富和
发展。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在清代继续得以丰富和完善。尤侗说:“或谓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 此后又何加焉。余笑曰: 只有明朝烂时文耳。”(《艮斋杂说》卷三) 可以看出, 除了把晋字与文学体裁并列外, 尤侗的观点其实比较完备了。大约同时的李渔说:“文章者, 心之花也。花之种类不一, 而其盛也亦各以时。时即运也, 桃李之运在春, 芙蕖之运正在夏, 梅菊之运在秋冬。文之为运也亦然, 经莫盛于上古, 是上古为六经之运; 史莫盛于汉, 是汉为史之运; 诗莫盛于唐,
是唐为诗之运; 曲莫盛于元, 是元为曲之运。运行至斯, 而斯文遂盛。”(《名词选胜·序》) 顾彩:“一代之兴, 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 如木火金水之递旺, 于四序不可得兼也。古文莫盛于汉, 骈俪莫盛于晋, 诗律莫盛于唐, 词莫盛于宋, 曲莫盛于元。昌黎所谓以鸟鸣春, 以雷鸣夏, 以虫鸣秋, 以风鸣冬者, 其是之谓乎。”(《清词词序》) 与前代相比, 李、顾二人并没有在时代及其代表性文体上提出什么创见, 但他们或以花喻, 或以鸟比, 阐析“文之为运”, 表现出了对形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象原因的思考和探讨。虽然探讨的角度和深度存在一定问题, 但毕竟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意识自觉。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经历了金、元、明、清四朝的沿袭流变, 但对王国维直接有启发和影响的当属焦循:“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 都是一代之所胜。”(《易余 录》卷十五) 其实焦循基本上继承了尤侗的观点。不同的是, 他是从作品选本来看待每一时代代表性文体的, 所以他的文学观念相对来说更为成熟、清晰, 而且直接启发了王国维。
后来王国维在1912 年发表的《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 汉之赋, 六代之骈语, 唐之诗,宋之词, 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以看出, 王国维正是接续了焦循的观念, 并作出修正和完善, 以此为基础, 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非王国维一人一时独创, 而是由金、元、明、清及近代多人累积形成的学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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