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不到七十米的碣石山，为何先后吸引了九个帝王登临？
碣石山
位于昌黎县城北，距避暑胜地北戴河约30公里。有关碣石出处有两说，一说在河北昌黎。另一说在辽宁兴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孟姜女庙(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内)附近的孟姜女坟发掘出一些古代物品，证实这里是碣石真正的所在地。
孟姜庙对面4公里外的大海上，有两块突出海面的巨石，高者如碑，低者如坟，当地人称之为孟姜女坟。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秦汉时期大型高台观海建筑遗址----石碑地和小黑山头，出土的草云纹瓦当，经专家鉴定炎秦汉时期的建筑遗物。从而推断出石碑地是秦皇东巡入海求仙的；汉武帝在公元前110年时“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在仙台顶筑有汉武台；魏武帝曹操在207年征伐乌桓于柳城(今朝阳)回军途中，东临碣石。写下流千古诗篇《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儋儋，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光灿烂，若出其里。辛甚事哉，歌以咏志。”唐太宗李世民出临榆关(今山海关)征辽曾几次临观沧海至碣石，并多有诗篇与群臣唱和。
碣石山主峰为仙台顶，海拔695米。山中有古刹“水岩寺”。悬崖峭壁上现仍留存着古人镌刻的“碣石”两字。登临仙台顶，山海奇观尽入眼帘。
“碣石道”一词，见於《隋书·炀帝纪》。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正月，隋炀帝亲自统兵出征高丽，遣二十四军分道并出，其中“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蹋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在《隋书·地理志》中仅北平郡统县卢龙一条记“有碣石”，此中“第九军”所“可”的“碣石道”，当为通往隋朝时卢龙县境内的碣石山（即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或穿越碣石山的通道。碣石道早在隋朝以前就有了。当年秦始皇、汉武帝巡幸碣石山，走的无疑是这条通道，只不过当时没有这样称谓，或虽有之而史书尚未如此记载罢了。曹操东伐乌桓，去程没有走碣石道，回程却由此而归。司马懿在曹操东征乌桓31年後，即公元238年，率领大军奔赴辽东征伐公孙渊，走的就是碣石道。《晋书·宣帝纪》明确载有：“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裏，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於辽水。”《晋书》的记载说明，“碣石道”为由西向东，经过孤竹国旧地（今卢龙一带），穿越碣石山，去辽河流域之路。无疑，北魏文称帝东巡平州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北齐文宣帝亲征契丹，归来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在隋朝之後，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也是如此。後来，碣石道一直沿用下来，成为内地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途径。明朝时，碣石道为北京至山海关的主要通道；清朝时，碣石道为北京与盛京（今沈阳）这“两京”之间的御道的重要路段。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完全修通，碣石道才渐渐冷落，交通中心转移到碣石山前的铁路一线（除有铁路外，沿线辟有与铁路相伴的公路）。
碣石道穿越的是碣石山的北部，在由兔耳山（海拔571米，在抚宁县境）、平台山（海拔501米，在抚宁县境）、东城子（海拔489.4米，在卢龙县境）等山峰构成的一道天然屏障，与城山（海拔241.2米，在抚宁县境）、黑峰山（海拔238米，在抚宁县境）、截山岭（海拔188.8米，在卢龙、抚宁交界处）等山岭之间，为一条长长的峡谷。其地西通卢龙，东连抚宁，系交通要隘。如今，那一带为102国道的重要路段，为北京至秦皇岛的电气化铁路的穿越之地。
碣石道为古代边塞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有著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为由内地进军东北地区的必经之路。这也是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魏武帝、晋宣帝、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以至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莅临碣石山的原因之一。他们或以碣石山为巡幸目标，或发兵东北路经此处，或班师顺路登高观海览胜抒怀，等等。倘若碣石山不地当冲要，就很可能不会有一些帝王专程光临，更不会有这麽多帝王在这裏相继留下游踪。由内地去东北地区，不光有碣石道这一条通途，还有卢龙道。卢龙道是顺古代的卢龙塞（在今潘家口一带），穿越燕山的山脊，由山地前往。比较起来，当然是碣石道易行多了。碣石道除碣石山一带有较窄的峡谷外，多为平川之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多走碣石道，极少走卢龙道。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夏五月，曹操率领大军“至无终”，准备出击乌桓，没有走碣石道，而是上徐无山（古山名，在今河北省遵化市一带），“出卢龙，堑山堙谷五百裏”（《水经注·辽水》），经白檀（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滦平县东北），历平刚（古县名，为西汉时右北平郡治所，故治在今河北省平泉县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交界一带），“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在白狼山（古山名，今名白鹿山，在今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部）与乌桓交战，一举斩杀辽西乌桓首领蹋顿，大获全胜。这裏说的“出卢龙，堑山堙谷五百裏”，指的就是卢龙道，大概是因曹操经由此道出兵杀死了蹋顿，後来此道又被称为“蹋顿道”。隋炀帝於大业八年春正月遣二十四军分道出征高丽时，右第七军出的就是“蹋顿道”。曹操当年出征时为何不走碣石道，而走卢龙道呢？这是因为，在那一年夏天“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臯”（曹操《步出夏门行·艳》），“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三国志·魏书·田畴传》）。也就是说，是夏连降暴雨，江河涨溢，沿海各河道洪水泛滥，极难行军，乃至“秋七月”依然是“大水，傍海道不通”，其“云行雨步”之况，已经“超越”了“九江之臯”（南方的沼泽地带）。当时，被“请为乡导”的无终隐士田畴指出：“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於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之首可不战而擒也。”（《三国志·魏书·田畴传》）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不得不听从田畴的劝告，引军上徐无山，出卢龙塞，走“道绝不通”的塞外，堑山堙谷五百余裏，顺山地而行，直扑蹋顿的大本营。待两个月後，曹操於“九月”间“引兵自柳城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时，沿海地区不仅已无乌桓的部队“遮守蹊要”，道路也不那麽“泞滞不通”，大军班师主任要取碣石道而归了。去之不易，回之顺心，“登高必赋”的曹操在秋九月时站在高高的碣石山上俯瞰气象万千的沧海风光，怎麽会不引吭高歌呢！
那麽，曹操路过碣石山时，是由哪裏下的碣石道，又是由哪裏登上的碣石山绝顶呢？这也是一个很有意趣的问题。毫无疑问，想从历史记载之中找到答案是很难的，必须到实地考察，从而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状况的推测。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碣石山的整个地质构造。碣石山的山体主要由质地坚硬的花岗巖构成。这些巖石，为中生代燕山造山运动时形成的深成侵入巖，原在离地表很深的部位，後来随著地壳的褶皱运动，顶掉被风化剥蚀的表层巖石，露出地表。与此同时，有些部位的巖层发生破碎和折断，从而形成了今日碣石山奇险的形貌。碣石山主峰仙台顶的前後两坡极不对称，其前坡（南坡）短而陡，後坡（北坡）长而缓。前坡的上坡为大体呈西南至东北走向，长达1000余米，壁面高达2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峭壁的壁面角度在七八十度之间，似直上直下，如刀劈斧切一般；古人形容其为“万仞绝壁，形如甕鼓，黧沫溅溜，神娲难炼，鬼斧莫凿”。其峭壁根本不能登攀，只有顺壁面之间交错的石缝攀援而上。仙台顶的後坡的坡面比较平整，坡体呈长方形，南北长达1500多米，东西宽约500米有余，海拔在500米以上，坡上有顶岭，曰“石锅岭”，海拔577米。後坡往北与鹰不落（海拔435米）等山峰颠连，西北角为大棒槌山的峰顶（海拔560米左右），顶下不远即“小碣石”天桥柱；其东西两侧为坡岭，下坡的坡度较小，东北和西北各有一条山沟通向山下的河谷之地，一名“长峪谷”，一名“马莲峪”。长峪谷为仙台顶後坡东侧主要的河谷名称，其上有沟两条，南沟名“铁匠沟”，北沟名“冰淩峪”，两沟均为长峪谷直通仙台顶後坡的山谷。此外，长峪谷的南端还直通仙台顶东部的缓坡欢喜岭。长峪谷向东北方向一直伸延到仙台顶东北偏北3公裏外的长峪山村（为碣石山深处的一个片村，包括散落在一条长达三四裏地的河谷裏的十几个自然村），长峪山村经後明山村（也为碣石山深处散落在河谷地裏的一个片村，位於抚宁县境）东拐直达昌黎至抚宁公路线上的较大村镇——马家峪。马家峪北偏东距离抚宁县城不到10公裏。马莲峪长约3公裏，直通仙台顶西偏北3 公裏外的西山场村（即“葡萄沟”所在地），西山场村西南2公裏处即碣石山西部的支脉——凤凰山（海拔204米）口，出山口不远即昌（黎）卢（龙）公路上的十八裏碑，西北去卢龙城约30公裏。笔者在参加地名普查工作时，曾到这两个山谷作过勘察。长峪谷确实是沟长谷深，坡度较缓，山谷中也比较宽敞，只是布满乱石，不便行走；不然的话，略加修整，汽车可顺沟谷驶往山顶。据当地人介绍，在八九十年长峪谷中还不是这个样子，那时沟内的沙土平平展展，中间有一条长年流水的溪流，人们在夏季常赶著牛群到仙台顶後坡上的果老院一带放牧。这条山谷之所以变成如今这个样子，是因几十年来，沟两旁坡岭上的山林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山巖裸露，被山洪冲下，遍布沟中。当地人还介绍，古时候常有人由这裏顺山谷策马驰往仙台顶，清朝末年还有人上去过。马莲峪的情况与长峪谷差不多，也因谷中冲入一些乱石变得坎坷难行了。据此，笔者推测这两条山谷就是曹操当年上、下仙台顶之路。1790多年前一个深秋时节，曹操一行人班师东来，在抚宁县城一带下碣石道，由马家峪进通往碣石山主峰的河谷，顺长峪谷策马直驱欢喜岭，由东坡上碣石山主峰顶峰，立足碣石峰首指点江山，尽览碣石山下宽阔深远的沧海桑田风光和山岛对峙之景，吟诗抒怀，高谈阔论，踌躇满志，开怀畅笑；之後，到长而宽的後坡上稍事休憩，或安营扎寨住上一夜，然後顺马莲峪下山，到西山场一带或就道南出凤凰山口，或转往东行数裏攀上大棒槌山，观赏“小碣石”天桥柱的奇特风光，再返身出凤凰山口，顺山麓向西北去卢龙县城一带归入碣石道，继续西返。这是笔者的试想，未必不就是当年的真实情景。从实地勘测看，这是很有可能，也是完全可能出现过的情景。当然，其他帝王是如何登临的碣石山，尚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般都不会由南坡登山。这是因为，一来前坡实在陡险，难上也难下；二来从前坡登山骑不得马，必须步行，而帝王们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也不会付出这样的辛苦的。再者，由後坡下碣石山的主峰，由“大碣石”（指仙台顶）去“小碣石”（指天桥柱）就很方便了，不必由碣石山南麓绕道而行。当然，由仙台顶的前坡也不是不能上去，需要绕行仙台顶两旁的沟谷，其东的沟谷名“黑鹰峪”，谷中峭壁林立，草木丛生，溪流潺潺，有“削壁流泉”等瀑布飞泻，景色异常壮美。
碣石山，位于山东省无棣县城北30公里处的大山村北，海拔63.4米，方圆0.39平方公里。
碣石山只是一个海拔不到七十米的低山，这里没有太突出的旖旎风光，为什么从秦汉至隋唐不到一千年的时间中，先后吸引了七个帝王登临碣石山？
七个帝王中包括了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四个政治家：秦始皇、汉武帝、魏武帝和唐太宗，另外三个是秦二世、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如果算上晋宣帝司马懿和隋炀帝杨广，就一共有九个帝王登临或跨越碣石山，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其中有几次与军事活动有关：
如魏武帝曹操北征乌桓班师途中“东临碣石有遗篇”；
司马懿是奉命讨伐公孙渊“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
隋炀帝是东征高丽分兵进军而“碣石道”；
唐太宗则是东征新罗时“旌旗逶迤碣石间”。
但除了这四次外，还有五个帝王登临碣石山与军事行动无关，如果纯粹是为了观赏“洪波涌起”的沧海奇观，那么有的是比碣石更好的观海胜地，为什么偏偏让碣石山出尽了风头？也许碣石山另有神秘诱人之处？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有这样一段话：战国后期“燕人宋毋忌、羡门子高之徒称有仙道、形解销化之术，燕齐迂怪之上皆争传习之。自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燕人宋毋忌、羡门子高之徒是什么人呢？据说，宋毋忌是《道经》里的月中仙人，羡门子高之徒是居住在碣石山上的仙人。所以，碣石仙山就吸引着后来中国历史上最雄才大略而又喜好神仙的两个皇帝：秦始皇和汉武帝来慕名登山求仙了。
秦始皇痴迷于长生不老，他命令徐福到东海寻仙，求长生不死之药，自己在宫中耐不住性子，干脆直接到碣石山，指名访求羡门、高誓诛仙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秦始皇在碣石山找不到仙人，就派方士卢生下海去找，有趣的是当年卢生从海上归来，居然带回了仙人赐予的信息，那就是“亡秦者胡也”的预言。于是就有了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统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的壮举。后来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指出，这个“胡”不是指匈奴，而是指秦始皇的宝贝儿子胡亥，也就是被赵高指鹿为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秦二世。
汉武帝也是一个迷恋“仙术”的皇帝。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之后打算亲自浮海去蓬莱仙山，求得长生不老之药。结果由于东方朔的劝告，最后没有去成，不过还是从海上北至碣石山，又是筑台，又是祈仙，搞得不亦乐乎，于是便有了流传至今的“汉武台”。
由于秦皇汉武的碣石求仙，极大地提高了碣石山的知名度，增强了碣石山的神秘感，其连锁反应就是随后的许多帝王争相效仿。他们企望在登临碣石山的过程中有幸碰见“仙人”或沾上一些“仙气”，从而达到益寿延年以至长生不死的目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帝王不远千里风尘仆仆、朝拜碣石山的缘故吧。到唐代出现八仙传说之后，更加使碣石山充满了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氛，极大地刺激了皇帝的登临兴趣。
（碣石山火上土壤）
碣石山形成于大约73万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属岩浆中心式喷发形成的圆锥状火山穹丘。山体不对称但分层明显，岩性为暗褐色霞石苦橄岩。
海拔不到七十米的碣石山，为何先后吸引了九个帝王登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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