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毕业论文了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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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大魅力的艺术迷宫——不靠误会取巧,不靠诞妄情节——借用某种模式,又不落入某种模式——善于设置悬念,借转折提出悬念——复式悬念,环环相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奇峰突转,敢用险笔——出人意外,在人意中——《西游记》和卡夫卡《变形记》的启示。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很多,神魔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尔也用《射鹏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例,《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①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那么,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人,抓住人,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也就是说,他靠的是艺术本身。

金庸确实是设计情节的好手。他的小说情节有以下长处和特点:

一曰跳出模式,不拘一格

一般武侠小说总有一套模式化的东西: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正义的英雄,满身正气,另一类则是邪恶的化身,阴险好邪;而总体模式是“邪不压正”:恶人虽有武功很高的,但最后总要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这种小说看多了,是会倒胃口,使人厌倦的。金庸小说突破了这一种框子。(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中,那个武艺高强、大义凛然的英雄胡一刀,恰恰中了小人暗算,冤枉地把性命丢在被涂了毒的刀上;而那个最缺德的田归农,偏偏生就了一副英俊的外貌,害得亩人风的妻子为他着迷,跟着他私奔。《射鹏英雄传》里那个邪恶狠毒的欧阳锋,并没有被代表正义方面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所战胜,反而使计重伤了洪七公,直到最后第二次华山比武中,还以反常、怪异的武功,打得供七公、黄药师无法对付。书里其他一些重要的坏人,像欧阳克、杨康;也都不是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而是死于坏人们自己手中——欧阳克死在杨康之手,而杨康又死在欧阳锋之手。郭靖的师父们——仗义行侠、非常正派的江南七怪,反而七人中有六人全都被坏人所杀害。这都是小说审美观念不一般化的地方。作者把故事镶嵌在历史的大背景上来写,写出历史有它非常严酷的一面——并不按照任何善良人的善良愿望去发展。成吉思汗穷兵黩武,常常残暴地整城整城地屠杀百姓;他还逼郭靖去攻打来朝,迫使郭靖的母亲当场自杀。可就是这样一位并不代表正义方面的成吉思汗,毕竟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而郭靖这样的平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挽救大局。同样,完颜洪烈狡诈狠毒,却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得势。这些都增强了《射雕英雄传》、《神鹏侠侣》的曲折性与悲壮性,使小说带上了一种悲剧气氛。

金庸是注意研究小说的情节模式的。但他研究模式是为了跳出模式,推陈出新。模式毕竟只是外在的现成形式,金庸更看重的是内在的生活情理。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过:“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②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有它自己的叙事模式。最常见的是“复仇模式”和“抢宝模式”。所谓“复仇模式”,就是正派人物突然遇上一场灭门惨祸,然后遗孤刻苦学艺,掌握高强武功之后寻访仇人,实现报仇雪恨的愿望。曲折一点的,又加上报仇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仇人的儿女或徒弟。所谓“抢宝模式”,这“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极厉害的兵器或武学典籍,还可能是灵丹妙药之类。另外再有“伏魔”或“争雄”模式:武林中一股邪恶势力崛起,屡屡残害正派人物,大有称霸江湖之势,英雄主人公充当盟主,率领群雄与邪派决战取胜。还有一种是“抗暴模式”,即主持正义,抵抗暴政,反对侵凌弱小。金庸小说里,大体上这几种模式都有。像《碧血剑》,就是写袁承志为他父亲袁崇焕复仇,还隐伏着金蛇郎君复仇的副线。像《连城诀》和《倚天屠龙记》,就以“抢宝模式”为主。像《笑做江湖》,近于“伏魔模式”。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以反异族统治为背景,接近“抗暴模式”。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某种模式,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他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例如“情变模式”)用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即使早年写的《射雕英雄传》,也是综合了多种模式,兼取不同的长处。像郭啸天、杨铁心两家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郭靖、杨康长大了要报仇,应该算“复仇模式”吧。但中间插入郭靖、杨康分别由江南七怪和长春子丘处机教习武功,约定十八年后比武决胜,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又展现了各帮各派武林人物的神奇功夫以及他们之间为争夺《武穆遗书》和《九明真经》展开的斗争。这就突破了“复仇模式”,又像是“争雄”、“抗暴”和“抢宝”了。至于“江南七怪”六人遭害之谜的揭破,更有点侦探推理小说的味道。《神雕侠侣》集中写杨过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与小龙女之间誓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却也贯穿了争夺所谓《玉女心经》、《九阳真经》之类武功秘籍的情节,而且放在抗元抗暴的背景上,也是多种模式都有。作者真正注意的不是模式,而是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和情节焦点,都是从人物性格着眼来设置的。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③因而,这些情节在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坚实,经得住推敲。而且越到后来,小说情节的设计也越加严整和圆熟~~~~~~

射雕,神雕,倚天,鹿鼎记。都与历史、民族有很大的切合性。讨论一下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什么的吧, 很不错的话题。
蒙古的壮大,蒙古的入侵,大元朝对中国的统一,却因为统治不当比较短暂。而同样为少数民族的清朝在一开始的严重压迫后却因为开始了多项亲汉制度开创了辉煌的盛世 。 想想吧 题材不错。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很多,神魔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尔也用《射鹏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例,《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①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那么,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人,抓住人,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也就是说,他靠的是艺术本身。
  金庸确实是设计情节的好手。他的小说情节有以下长处和特点:

  一曰跳出模式,不拘一格
  一般武侠小说总有一套模式化的东西: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正义的英雄,满身正气,另一类则是邪恶的化身,阴险好邪;而总体模式是“邪不压正”:恶人虽有武功很高的,但最后总要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这种小说看多了,是会倒胃口,使人厌倦的。金庸小说突破了这一种框子。(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中,那个武艺高强、大义凛然的英雄胡一刀,恰恰中了小人暗算,冤枉地把性命丢在被涂了毒的刀上;而那个最缺德的田归农,偏偏生就了一副英俊的外貌,害得亩人风的妻子为他着迷,跟着他私奔。《射鹏英雄传》里那个邪恶狠毒的欧阳锋,并没有被代表正义方面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所战胜,反而使计重伤了洪七公,直到最后第二次华山比武中,还以反常、怪异的武功,打得供七公、黄药师无法对付。书里其他一些重要的坏人,像欧阳克、杨康;也都不是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而是死于坏人们自己手中——欧阳克死在杨康之手,而杨康又死在欧阳锋之手。郭靖的师父们——仗义行侠、非常正派的江南七怪,反而七人中有六人全都被坏人所杀害。这都是小说审美观念不一般化的地方。作者把故事镶嵌在历史的大背景上来写,写出历史有它非常严酷的一面——并不按照任何善良人的善良愿望去发展。成吉思汗穷兵黩武,常常残暴地整城整城地屠杀百姓;他还逼郭靖去攻打来朝,迫使郭靖的母亲当场自杀。可就是这样一位并不代表正义方面的成吉思汗,毕竟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而郭靖这样的平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挽救大局。同样,完颜洪烈狡诈狠毒,却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得势。这些都增强了《射雕英雄传》、《神鹏侠侣》的曲折性与悲壮性,使小说带上了一种悲剧气氛。
  金庸是注意研究小说的情节模式的。但他研究模式是为了跳出模式,推陈出新。模式毕竟只是外在的现成形式,金庸更看重的是内在的生活情理。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过:“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②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有它自己的叙事模式。最常见的是“复仇模式”和“抢宝模式”。所谓“复仇模式”,就是正派人物突然遇上一场灭门惨祸,然后遗孤刻苦学艺,掌握高强武功之后寻访仇人,实现报仇雪恨的愿望。曲折一点的,又加上报仇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仇人的儿女或徒弟。所谓“抢宝模式”,这“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极厉害的兵器或武学典籍,还可能是灵丹妙药之类。另外再有“伏魔”或“争雄”模式:武林中一股邪恶势力崛起,屡屡残害正派人物,大有称霸江湖之势,英雄主人公充当盟主,率领群雄与邪派决战取胜。还有一种是“抗暴模式”,即主持正义,抵抗暴政,反对侵凌弱小。金庸小说里,大体上这几种模式都有。像《碧血剑》,就是写袁承志为他父亲袁崇焕复仇,还隐伏着金蛇郎君复仇的副线。像《连城诀》和《倚天屠龙记》,就以“抢宝模式”为主。像《笑做江湖》,近于“伏魔模式”。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以反异族统治为背景,接近“抗暴模式”。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某种模式,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他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例如“情变模式”)用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即使早年写的《射雕英雄传》,也是综合了多种模式,兼取不同的长处。像郭啸天、杨铁心两家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郭靖、杨康长大了要报仇,应该算“复仇模式”吧。但中间插入郭靖、杨康分别由江南七怪和长春子丘处机教习武功,约定十八年后比武决胜,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又展现了各帮各派武林人物的神奇功夫以及他们之间为争夺《武穆遗书》和《九明真经》展开的斗争。这就突破了“复仇模式”,又像是“争雄”、“抗暴”和“抢宝”了。至于“江南七怪”六人遭害之谜的揭破,更有点侦探推理小说的味道。《神雕侠侣》集中写杨过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与小龙女之间誓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却也贯穿了争夺所谓《玉女心经》、《九阳真经》之类武功秘籍的情节,而且放在抗元抗暴的背景上,也是多种模式都有。作者真正注意的不是模式,而是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和情节焦点,都是从人物性格着眼来设置的。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③因而,这些情节在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坚实,经得住推敲。而且越到后来,小说情节的设计也越加严整和圆熟。

  二曰复式悬念,环环相套
  小说,尤其以故事擅长的武侠侦探类小说,都要设置和利用悬念。然而其间成就的高低上下,却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古典小说常用悬念,担较多用在两回之间或故事中间,这与说书人吊听众胃口有关。金庸的悬念是近代小说家的用法:不仅用在故事中间,更用在小说开头。《侠客行》、《天龙八部》都是一开头就进入矛盾,令人关切。《笑傲江湖》更是一上来就有异常紧张的场面:福威嫖局的少爷林平之与人斗殴,在被迫无奈杀死一个姓余的四川人之后,当夜,漂局里就不断死人,一个个嫖师被人杀死,而且全身没有一点伤痕。全嫖局竟接连死了二十多人。敌人在地上写血字:“出门十步者死!”一片恐怖气氛。总嫖头林震南解剖死者尸体,才发现对手原来是青城派高手,使用了很厉害的“摧心掌”:能在不伤皮肤外表的情况下,把心脏震成许多碎片。林震南夫妇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弃家外逃,很快就被青城派抓了起来,只剩下少爷林平之被人救出后逃走。小说第一章就摆出了一大堆悬念:林家嫖局这种悲惨局面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林平之逃走以后结果又怎样?他能够在将来练就武功,报仇雪很吗?——这一些悬念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想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原有的悬念尚未完全解开,小说作者又制造和安排了一连串新的悬念:大名鼎鼎的衡山派高手刘正风金盆洗手,想摆脱江湖上的是非,却受到嵩山派等五岳剑派的坚决阻拦,甚至刘正风全家都会被杀,这到底因为什么?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救了遇难的小尼姑,自己身受重伤,几乎性命不保,为什么还有人要中伤他?等等。这样一环紧扣一环,使读者不得不紧张地读下去。所以,善于设置悬念,是金庸小说在情节上的一大特点。有的作品直到结束,悬念还保留着。有读者问金庸:“《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究竟砍下去没有?”金庸笑笑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金庸似乎还特别善于通过突然转折来提出悬念。《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谢逊等历尽艰险,好不容易从海外乘船将归,一夜之间情况忽然变化:屠龙刀、倚天剑突然不见,赵敏与波斯船亦已亡散,张无忌、谢逊都变得虚弱无力。这是情节上突如其来的一次重大转折。究竟是谁盗去了屠龙刀、倚天剑?这件事跟赵敏或者波斯船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张无忌、谢逊又怎么会变得虚弱无力的?从此,小说进入了扑朔迷离的侦探破案的境界,令人欲罢而不能。
  金庸作品中的悬念,有时是以“谜”的方式存在的。谜,其实也属悬念,只是有时已经明朗有时未被挑明或未被读者意识到罢了。金庸小说中的谜往往是多重的:有暗有明,有大有小,相互结合,环环相套。以《侠客行》为例,就是大谜中套着小谜。侠客岛石壁上那首《侠客行》诗和《太玄经》图谱中包含着一套绝顶武功,无人能够破译,这是大谜。这个谜又产生一个副谜:由于侠客岛主每年都要派人惩恶劝善,几年一次请各帮派的帮主到岛上喝腊人粥,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因而在武林各帮派中引起恐慌,谁都害怕当帮主丢了性命,长乐帮就在这种情况下英名其妙的抢了个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当帮主。再下面还套着一个谜:长乐帮为什么要抢这小乞丐来当帮主呢?原来他长得和以前失踪的那个帮主石中玉非常相像。这石中玉原本是个花花公子,他被人捧做帮主以后,正好得其所哉,猎取女色。他在失踪前已经阁下很多祸乱,其恶果就让和他面貌十分相像的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承担了,弄出许多尴尬的事。而这小乞丐又有自己的身世之谜,这谜慢慢牵出石清、闽柔夫妇年轻时的三角恋爱矛盾,白自在、史婆婆夫妇的爱情矛盾,等等。情节如此复杂,可又层层剥笋似的,组织得十分紧凑、严整。直到结尾,采取的是半开放的结局:由于小乞丐养母梅芳姑的自杀,谜底已经清楚,但作者并未站出来点破。
  《天龙八部》的情节构成方法相似而又有不同。这里三位主人公,就有三个身世之谜。它们是三个环,互相构成三个连环套。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到处留情,以致段誉接连碰到几个喜欢的姑娘后来发现却都是他的妹妹,这是一个大谜。其中又包容着一些小谜,像段正淳妻子刀白凤为了报复丈夫,怨愤中与段延庆发生关系,这就解答了段誉的身世之谜。乔峰的身世之谜及其带来的悲剧结局,最为动人,包含着宋辽矛盾尖锐时期的许多社会内容。它是通过段誉与乔峰的结拜,段誉的异母妹阿朱、阿紫与乔峰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段正淳与马夫人康敏的关系,而和前一个大谜套联在一起的,它本身又包含着阿朱、阿紫等若干较小的谜。第三个大谜虚竹的身世又是通过其结拜兄长乔峰之谜逐渐解开而得到揭示的,所谓“无恶不作”的叶二娘的变态性格以及虚竹何以生下来就是和尚这时才得到交代;它又包联着天山童姥、西夏国公主等几个小谜。这样,全书最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散的结构,到后来认真回顾就觉得相当紧凑,而且确实体现出比较深广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④。一部小说而能具有如此复杂的情节结构,这也许真是只有金庸才能实现的出色创造,是其他武侠小说家所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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