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功过是非是什么？

曾国藩的功过~

　　历史人物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的问题上的分歧更显得突出。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增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然而也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离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之所以出现这些片面的评价，很大原因是人们以自己的眼光去评价曾国藩，而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曾国藩的立场。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 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
　　“同治中兴”局面中，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在学术道德文章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超越前人？哪此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所以，只有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对在这个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的争议人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辨别。
　　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色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
　　下面，按照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进行活动的顺序，分析曾国藩在一下几个重大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
　　一、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
　　言罪者说：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所以，曾国藩罪莫大焉。
　　言功者则说：“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应当肯定。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
　　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
　　我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1)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
　　(2)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1865年，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
　　(3)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4)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
　　(5)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曾有人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可见曾国藩在后人心中的地位。

　　李鸿章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曾国藩的功过是非：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晚清四大名臣之首 、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扩展资料：

综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

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连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因此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

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浑包融之人。所以，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 而是做大事

一 创办洋务运动与“革新”

素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的魏源曾提出：“学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魏源“友天下士”所“谋”之“救时方”，是其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思想的延伸，他认为：“师夷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以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而是一整套近代化工业体系。曾国藩依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之主张，故曾国藩实乃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付诸实践第一人。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开启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在之先河，使国人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萌生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基础。

本“剿发捻”“勤远略”，本“自强御侮”，曾国藩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其于洋务运动中主要功业有五：一，率先筹设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工厂以手工和现有物质条件制造近代船炮，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此轮船制造不甚得法，但它宣告中国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二，向西方直接购办机器。1863年，曾国藩选派留美学生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三，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乃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之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 [②]。由该厂带动、示范、支援，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教育之近代化。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贡献，且对近代思想界影响颇大。江南制造局另附设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河。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序幕。此举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教育近代化，及新式知识分子初步队伍形成。五，促进我国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近代海军尚未形成，但近代海军发展壮大，其谋划之功不可没。曾国藩之于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形成发展及中国军事近代化。

当代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并未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洋务运动系一次革新，正因其欲“革”，打破了国人所崇尚的“一团和气”；更因此“革”非简单的除旧后代以一性质相类之物，而是欲代旧以“新”，又从根本上冲击国人之“守旧”观念。革新乃曾国藩思想之精髓。身处风雨飘摇之大清王朝，为臣者欲使王朝中兴，或固守先祖遗训，或匡救时弊以至“离经叛道”。曾国藩于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然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一面又宁肯背负“离经叛道”的骂名，于一片质疑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所受顽固守旧势力之冲击自不必说，虽清统治者最终还算认定了诸洋务是功而非过，曾公本人亦算得善终，然对于诸功业皆取法“夷”这一事实仍是如鲠在喉，不很痛快。恐怕这也是为何后世学者有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之原因。毕竟洋务运动只是使清朝回光返照（也许在一些学者眼中尚算不得）似的“同光中兴”了一把，奠定的近代化军工业基础亦未使得中国真正富强，国人的排外心理终于有了发泄的理由，曾国藩的功绩不过尔尔，洋务运动也根本就是卖国让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罢了。建国以后，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曾国藩办洋务，评价不宜过高。其主要目的毕竟是为“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腐朽封建统治。好在当下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洋务运动的“虽败犹荣”与曾国藩的良苦用心。而当今中学教科书中曾国藩其人仍是“疑似”反面人物，亦不容忽视。可见国人崇尚纯粹的“自力更生”远胜于恰当的“拿来主义”（毕竟农民起义乃“自力更生”，历来评价较高是自然了），民族自尊心由此可见一斑。

再论洋务运动的失败。（近来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历史运动[③]，可以一揆，在此仍按旧论。）洋务运动失败之根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及洋务派均未认识到清朝之腐朽乃根源于封建制度之濒临崩溃。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离群索居脱离社会而存在，故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这里所言之“制约”并非只指思想层面，其实窃以为更多是行为层面的。曾国藩身处帝制时代，况位极人臣，圣眷隆重，从人性角度而言也不会起兵造反，其思维自然是改良。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深谙中庸之道，思想方面有革新开放的光芒却并无本质性突破。举一不甚恰当的例子，王莽、王安石之改革虽亦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改革的指导思想已大有资本主义改革成分。他们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故非他们囿于时代，而是时代束缚了他们的行动，扼杀了行动所应引起的效用。这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概而论之。当然，思想的突破乃可遇不可求之事，不可因王安石有突破就要求曾国藩亦如是，其功绩仍值得肯定。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且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 镇压太平天国与“立功”

之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言罪者云：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故曾国藩罪莫大焉。言功者则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④]，故应当肯定。

从“功过之争”中可知，评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需明晰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

窃以为太平天国运动功绩有三：一，极大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二，太平天国虽形式上未超出旧式农民起义之桎梏，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代表为洪仁歼提出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政新篇》。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之外国侵略者，一百余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这些功绩必须肯定，不可抹杀。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太平天国亦有其过失，主要有四：一，太平天国未解放农民，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二，太平天国亦未使农民得到政治自由，未建立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其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三，太平天国亦未代表或建立新生产关系。不论有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其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不良影响。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一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之绰号以形容其杀人如剃头之残忍严酷。这一点确系事实。曾国藩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亦深有感慨，其致子曾纪泽信中有云：“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然这一切若以当时清廷角度看则全然相反——剿灭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乃清朝“救命恩人”是也。或许于清廷看来，剿灭太平天国乃曾国藩一生功绩之首，胜过办洋务之成绩。的确，无论古今中外，颠覆政权一事皆是统治者（皇帝或政党）最难以容忍之事，而对于叛乱者几全欲斩草除根而后快。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太平天国运动确因清廷腐朽而致，系农民起义，有其正义性，但不可因此认为清廷不应对其予以镇压，此乃政府职责。曾国藩作为朝廷重臣，为朝廷镇压农民起义乃为臣之义务，不能苛求其走向反叛道路，更何况太平天国并不值得全力支持以致助其建立所谓“太平天国”，一个封建神权的专制统治。曾国藩于镇压过程中的残酷血腥的确值得批判，其作为清政府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镇压农民军是否需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但这些要另当别论。盖国人生性同情弱者，而农民自古至今一向以弱者面目出现，故农民起义一直评价甚高。而农民起义绝大部分均以失败告终，这更赚取了善良国人的情感倾向。其实细细忖度，不难发现，农民起义军多很盲目，盲目这中包括首领。而因其自身诸多条件所限，建立政权后腐化速度可谓神速。故对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 “洋务运动”间的内在关联。故若历数曾国藩一生功业，镇压太平天国理应算在其间。

三 处理外事问题与“卖国”

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历来亦争论甚大。
借夷兵助剿——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以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且他于书札中表示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一揆其对“媚夷”者痛恨之情。故其认为：“借洋兵以助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可以说，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故该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激烈反对，他致信总理衙门，“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又强调：“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经曾国藩等人强烈反对，清政府只好遣散舰队，“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之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干预之功。
天津教案——1870年，因天津望海楼法国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孩、开枪伤害中国公民之属，激起民愤，爆发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此事，最后以中国的屈辱而告终。有学者认为，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之卖国行径与汉奸面目，暴露十分充分。据《曾国藩奏稿》、《曾国藩书札》等记载，当他受命处理教案之初，即认为“此次各国既伤多命，断难再认理屈”，表示出偏袒洋人的基本态度；而一到天津，即定下所谓“严拿凶手”、“以慰各国”之媚外卖国方针。且不顾舆论反对，送天津府县至刑部治罪，以讨好洋人。但窃以为，以天津教案指责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罪有过当：一，曾国藩处理时，虽有向法、英妥协之处，但亦作过有力抗争。如：在其执意坚持下，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使天津府县免作刀下之鬼。同当时其他教案相比，天津教案使清政府蒙受的屈辱最小。二，天津教案作为一次屈辱外交，主要是因清政府国力衰弱，无法同法、英抗衡所致，而非曾国藩甘心情愿如是做。其致信他人时曾感叹：“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准备”。三，天津教案中，一意妥协投隆者乃以慈禧为首之清廷，如：清廷派出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为取悦洋人，不听曾国藩建议，将天津府县从重遣戍。权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是功大于过。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之结局。

汉语中比“鬼子”一词更遭人恨者便是“汉奸”（或“卖国贼”），但将一人认定为“汉奸”之过程往往仓促缺乏理性分析。故历史人物中之“汉奸”，是否该为其一一重新认定一番？

总之，曾国藩以上奏激怒咸丰帝为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入一新阶段。历史之步履无论何其艰难，但历史并非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使中国得一喘息之机，于一相对稳定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之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其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其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与爱国人物之中，且其重要性，于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一 创办洋务运动与“革新”

素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的魏源曾提出：“学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魏源“友天下士”所“谋”之“救时方”，是其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思想的延伸，他认为：“师夷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以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而是一整套近代化工业体系。曾国藩依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之主张，故曾国藩实乃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付诸实践第一人。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开启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在之先河，使国人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萌生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基础。

本“剿发捻”“勤远略”，本“自强御侮”，曾国藩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其于洋务运动中主要功业有五：一，率先筹设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工厂以手工和现有物质条件制造近代船炮，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此轮船制造不甚得法，但它宣告中国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二，向西方直接购办机器。1863年，曾国藩选派留美学生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三，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乃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之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 [②]。由该厂带动、示范、支援，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教育之近代化。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贡献，且对近代思想界影响颇大。江南制造局另附设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河。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序幕。此举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教育近代化，及新式知识分子初步队伍形成。五，促进我国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近代海军尚未形成，但近代海军发展壮大，其谋划之功不可没。曾国藩之于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形成发展及中国军事近代化。

当代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并未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洋务运动系一次革新，正因其欲“革”，打破了国人所崇尚的“一团和气”；更因此“革”非简单的除旧后代以一性质相类之物，而是欲代旧以“新”，又从根本上冲击国人之“守旧”观念。革新乃曾国藩思想之精髓。身处风雨飘摇之大清王朝，为臣者欲使王朝中兴，或固守先祖遗训，或匡救时弊以至“离经叛道”。曾国藩于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然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一面又宁肯背负“离经叛道”的骂名，于一片质疑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所受顽固守旧势力之冲击自不必说，虽清统治者最终还算认定了诸洋务是功而非过，曾公本人亦算得善终，然对于诸功业皆取法“夷”这一事实仍是如鲠在喉，不很痛快。恐怕这也是为何后世学者有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之原因。毕竟洋务运动只是使清朝回光返照（也许在一些学者眼中尚算不得）似的“同光中兴”了一把，奠定的近代化军工业基础亦未使得中国真正富强，国人的排外心理终于有了发泄的理由，曾国藩的功绩不过尔尔，洋务运动也根本就是卖国让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罢了。建国以后，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曾国藩办洋务，评价不宜过高。其主要目的毕竟是为“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腐朽封建统治。好在当下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洋务运动的“虽败犹荣”与曾国藩的良苦用心。而当今中学教科书中曾国藩其人仍是“疑似”反面人物，亦不容忽视。可见国人崇尚纯粹的“自力更生”远胜于恰当的“拿来主义”（毕竟农民起义乃“自力更生”，历来评价较高是自然了），民族自尊心由此可见一斑。

再论洋务运动的失败。（近来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历史运动[③]，可以一揆，在此仍按旧论。）洋务运动失败之根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及洋务派均未认识到清朝之腐朽乃根源于封建制度之濒临崩溃。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离群索居脱离社会而存在，故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这里所言之“制约”并非只指思想层面，其实窃以为更多是行为层面的。曾国藩身处帝制时代，况位极人臣，圣眷隆重，从人性角度而言也不会起兵造反，其思维自然是改良。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深谙中庸之道，思想方面有革新开放的光芒却并无本质性突破。举一不甚恰当的例子，王莽、王安石之改革虽亦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改革的指导思想已大有资本主义改革成分。他们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故非他们囿于时代，而是时代束缚了他们的行动，扼杀了行动所应引起的效用。这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概而论之。当然，思想的突破乃可遇不可求之事，不可因王安石有突破就要求曾国藩亦如是，其功绩仍值得肯定。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且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 镇压太平天国与“立功”

之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言罪者云：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故曾国藩罪莫大焉。言功者则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④]，故应当肯定。

从“功过之争”中可知，评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需明晰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

窃以为太平天国运动功绩有三：一，极大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二，太平天国虽形式上未超出旧式农民起义之桎梏，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代表为洪仁歼提出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政新篇》。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之外国侵略者，一百余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这些功绩必须肯定，不可抹杀。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太平天国亦有其过失，主要有四：一，太平天国未解放农民，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二，太平天国亦未使农民得到政治自由，未建立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其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三，太平天国亦未代表或建立新生产关系。不论有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其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不良影响。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一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之绰号以形容其杀人如剃头之残忍严酷。这一点确系事实。曾国藩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亦深有感慨，其致子曾纪泽信中有云：“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然这一切若以当时清廷角度看则全然相反——剿灭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乃清朝“救命恩人”是也。或许于清廷看来，剿灭太平天国乃曾国藩一生功绩之首，胜过办洋务之成绩。的确，无论古今中外，颠覆政权一事皆是统治者（皇帝或政党）最难以容忍之事，而对于叛乱者几全欲斩草除根而后快。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太平天国运动确因清廷腐朽而致，系农民起义，有其正义性，但不可因此认为清廷不应对其予以镇压，此乃政府职责。曾国藩作为朝廷重臣，为朝廷镇压农民起义乃为臣之义务，不能苛求其走向反叛道路，更何况太平天国并不值得全力支持以致助其建立所谓“太平天国”，一个封建神权的专制统治。曾国藩于镇压过程中的残酷血腥的确值得批判，其作为清政府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镇压农民军是否需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但这些要另当别论。盖国人生性同情弱者，而农民自古至今一向以弱者面目出现，故农民起义一直评价甚高。而农民起义绝大部分均以失败告终，这更赚取了善良国人的情感倾向。其实细细忖度，不难发现，农民起义军多很盲目，盲目这中包括首领。而因其自身诸多条件所限，建立政权后腐化速度可谓神速。故对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 “洋务运动”间的内在关联。故若历数曾国藩一生功业，镇压太平天国理应算在其间。

三 处理外事问题与“卖国”

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历来亦争论甚大。
借夷兵助剿——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以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且他于书札中表示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一揆其对“媚夷”者痛恨之情。故其认为：“借洋兵以助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可以说，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故该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激烈反对，他致信总理衙门，“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又强调：“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经曾国藩等人强烈反对，清政府只好遣散舰队，“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之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干预之功。
天津教案——1870年，因天津望海楼法国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孩、开枪伤害中国公民之属，激起民愤，爆发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此事，最后以中国的屈辱而告终。有学者认为，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之卖国行径与汉奸面目，暴露十分充分。据《曾国藩奏稿》、《曾国藩书札》等记载，当他受命处理教案之初，即认为“此次各国既伤多命，断难再认理屈”，表示出偏袒洋人的基本态度；而一到天津，即定下所谓“严拿凶手”、“以慰各国”之媚外卖国方针。且不顾舆论反对，送天津府县至刑部治罪，以讨好洋人。但窃以为，以天津教案指责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罪有过当：一，曾国藩处理时，虽有向法、英妥协之处，但亦作过有力抗争。如：在其执意坚持下，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使天津府县免作刀下之鬼。同当时其他教案相比，天津教案使清政府蒙受的屈辱最小。二，天津教案作为一次屈辱外交，主要是因清政府国力衰弱，无法同法、英抗衡所致，而非曾国藩甘心情愿如是做。其致信他人时曾感叹：“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准备”。三，天津教案中，一意妥协投隆者乃以慈禧为首之清廷，如：清廷派出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为取悦洋人，不听曾国藩建议，将天津府县从重遣戍。权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是功大于过。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之结局。

汉语中比“鬼子”一词更遭人恨者便是“汉奸”（或“卖国贼”），但将一人认定为“汉奸”之过程往往仓促缺乏理性分析。故历史人物中之“汉奸”，是否该为其一一重新认定一番？

总之，曾国藩以上奏激怒咸丰帝为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入一新阶段。历史之步履无论何其艰难，但历史并非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使中国得一喘息之机，于一相对稳定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之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其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其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与爱国人物之中，且其重要性，于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本“剿发捻”“勤远略”，本“自强御侮”，曾国藩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其于洋务运动中主要功业有五：一，率先筹设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工厂以手工和现有物质条件制造近代船炮，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此轮船制造不甚得法，但它宣告中国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二，向西方直接购办机器。1863年，曾国藩选派留美学生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三，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乃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之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 [②]。由该厂带动、示范、支援，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教育之近代化。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贡献，且对近代思想界影响颇大。江南制造局另附设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河。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序幕。此举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教育近代化，及新式知识分子初步队伍形成。五，促进我国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近代海军尚未形成，但近代海军发展壮大，其谋划之功不可没。曾国藩之于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形成发展及中国军事近代化。

当代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并未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洋务运动系一次革新，正因其欲“革”，打破了国人所崇尚的“一团和气”；更因此“革”非简单的除旧后代以一性质相类之物，而是欲代旧以“新”，又从根本上冲击国人之“守旧”观念。革新乃曾国藩思想之精髓。身处风雨飘摇之大清王朝，为臣者欲使王朝中兴，或固守先祖遗训，或匡救时弊以至“离经叛道”。曾国藩于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然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一面又宁肯背负“离经叛道”的骂名，于一片质疑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

侩子手，汉奸，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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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功过是非是什么？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