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是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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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评汉武帝
汉武帝是西汉时期很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时间长,约有五十四年(前140年—前87年)。在他执政时期,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的业绩令后人瞩目,同时他的过失也受到后人的多方评论。我们认为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他的过失。汉武帝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所作所为都要受到当时历史的时代影响和限制,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古人,每个个体都要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不能超越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认为汉武帝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他加速了历史的前进步伐,从而在他统治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辉煌的“西汉盛世”。汉武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诸多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治政态度,他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一方面取决于他的个人魄力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尽管这些改革措施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考察汉武帝,给他一个公允的评价。
一 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
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社会经济经过汉初几代君主的经营,到汉武帝时进入繁荣时期,而政治上的隐患依然存在。虽然经过文、景两帝的分化消弱,但从汉初以来的王国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汉高祖废除异姓王,分封同姓为王,并与诸大臣刑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致使王国势力日益强大。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更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如何进一步消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是汉武帝在政时期所面临的迫切的政治问题。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
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2]“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3]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其后,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汉武帝强硬的政治手腕骤然生效,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4]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汉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其措施包括迁徙地方郡国豪富和打击地方豪侠。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针对地方豪侠,汉武帝任用一批酷吏,诛锄豪强、游侠。这些豪强为霸一方,是扰乱社会治安的一大毒瘤,他们“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勾结地方官吏,为虎作怅,严重危害汉政权的稳固。汉武帝任用酷吏如张汤、杜周、周阳由等,他们都实行苛刻的刑律和强硬的手段打击地方豪侠的猖狂气焰,致使地方豪侠闻风丧胆,这对提高专制皇权、抑制地方豪侠的专横起了积极的显著作用。
汉武帝时期,国家的疆域广阔,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二 经济政策的调整
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相同步,汉武帝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手段,实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统一币制等经济政策。
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耗费巨量财富,用尽文景时期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国家出现财政危机。边境粮草不接,内地流民增多,而“富商大贾,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冶铸鬻盐,财或累万而不佐公家之急,于是黎民重困”。如何保证国家经济能够正常运转,更主要的是如何在经济上实行国家的统一调配,为此,汉武帝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政策。而在此前,铸币、煮盐、冶铁不受国家法律限制,经济政策宽松。盐铁私营造成地方经济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国家因此也减少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经济大权旁落地方,使地方王侯豪富疯狂聚敛钱财、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实际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西汉政府的经济命脉。
盐铁私营,致使大盐铁商“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5]他们“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6]大盐铁商富过王侯,卓氏之富,“倾动滇蜀”,程郑久居临邛,“富埒卓氏”,南阳孔氏“家致富数千金”。卓氏“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孔氏“连车骑,游诸侯,有游闲公子赐与名”,连刁间家的豪奴也“连车骑”,继而“交守相”。而且“使民得自铸”,致使民间大批私人煮盐冶铁,地方上出现很多发迹的富人,“临邛多富人”,“巴蜀殷富”,利之所在,人们趋之若骛,致使人们弃本逐末。正如桑弘羊所说:“鼓金煮盐……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7]这种局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
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是国家在产盐、铁地区设置盐官、铁官,雇佣劳动力煮盐、冶铁,盐官、铁官统属中央的大农,直属中央调配,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盐铁经营权收归朝廷。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专卖的经济政策在当时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吴王bì@①即“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作之心作”。[8]因此,盐铁官营专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政治意义。
在这种情形下,汉武帝听从了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山海者,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并“禁民私铸铁器鬻盐,犯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9]在这种严厉的法律监控下,汉武帝所推行的盐铁官营专卖经济政策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在当时取得了诸多积极的效果,虽然在后期有诸多弊端掺杂其中。
除了推行盐铁官营专卖经济政策,汉武帝在各地还实施均输平准措施以及算缗、告缗等经济措施。均输、平准经济政策是针对大商人的兼并活动。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卖,买回朝廷所需货物;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求得物价平稳。这样,由朝廷直接对物价与货物进行统一调控,使商人无从投机取巧,这样“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10]从而,使农民相对地少受富商大贾的兼并和盘剥,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算缗、告缗经济措施则是针对商人、高利贷者的强硬经济手段,主要是加重对他们的财产税征收,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zhù@②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9]并对陈报不实者,鼓励告发,使“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10]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对当时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摧残作用,尤其是对当时商品经济的打击更为严重。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西汉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0]当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馈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10]从大局出发,汉武帝的这些经济措施是无可指摘的,他利用国家的政权力量,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稳定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
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初,各地诸侯有货币的发行权,币制没有统一的标准,管理混乱,盗铸之风盛行,奸商更是从中渔利。面对这种情况,贾谊曾上书言:“法钱不立,民用钱,郡县不同,奸钱日多,市肆异用,其为祸博矣。”汉武帝时,“县官往往即多铜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这些严重地干扰了国家经济秩序。地方诸侯王国私自铸钱,更是对中央经济力量的抗衡。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次年,由上林三官专铸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成色都有保证,使币制得到长时期的稳定。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四 对人才的重视
汉武帝的政治风范,还表现在对人才的态度和对人才的渴求。汉武帝对人才特别的重视,他说:“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休,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联亲览焉。”又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3]表明了他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心迹,也表明了汉武帝对人才的渴求。这种对人才的渴求实施到他的行政操作中,就表现在汉武帝对人才的不拘一格地选用。汉武帝即位后,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下诏各地郡县举荐贤良,对于郡国举荐不力的官吏则严加惩处。“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3]网罗天下贤能之士。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同时,汉武帝又“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13]他即位后就“安车蒲轮”请来枚乘和鲁申公,又多次下诏求贤,征招天下名士。公孙弘、董仲舒应时而出。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赋,赞不绝口。对于主父偃、严安等人的喜爱更是溢于言表:“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14]他对吏民的上书言事十分关注,经常事必躬亲,对东方朔的上书极感兴趣,并“伟之,令侍诏公车”,从中遴选出大量人才并予以重用。同时,兴太学,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50人。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县兴立地方学校,“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15]有目的地培养国家有用人才。通过一系列的大胆而有效的选拔人才的措施,汉武帝时期,可谓是人才兴盛、群星璀璨。因此,班固对之有中肯的评价:“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dī@③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dī@③,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武帝时期的人才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方面固然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有关,更与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雄才大略的政治风范有关。
汉武帝用人大度和宽宏的气度也是堪为政治家风范的典范。汉武帝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在用人的实践中重视务实求真,对于敢言者谏之士多能以宽容大度待之。耿直大臣汲黯曾当面批评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尽管武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但武帝很欣赏他的耿直和务实,赞扬他“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16]
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达到鼎盛时期,他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措施使汉朝进入大发展时期,加速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成就汉朝的宏伟大业,成为历史上的杰出的人物,一方面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客观要求所使然,可以说汉武帝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和标志,同时,汉武帝时期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的辉煌政绩又与他个人的身体力行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武帝的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务实的精神以及“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的品质是汉武帝能够取得显赫功绩的主观因素。同众多的封建帝王一样,汉武帝也有过生活奢侈的一面,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巡游无度,晚年时期,由于奢侈、腐化和迷信等,汉代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社会动荡。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局势,汉武帝改弦更张,下诏进行政治改良,实行温和政治,减少边事,与民休息。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改革,挽回了当时的局势,使汉代又进入稳定和振兴时期。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改良显示了政治家的博大的胸襟和务实的精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对他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给予充分的肯定。

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有历代皇帝的通病,对于皇权的拥有并不是很让皇帝本人十分自由的,作为一个被束缚住得人,他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他在国家的大事上面果断,有魄力。但是在生活上,他也有多疑的一面,这尤其在他晚年尤为明显,连自己的所立的太子,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被逼的无奈的走上了反叛的道路,可以说,他的万年是十分悲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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