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三大思潮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三个主要思潮是什么~

楼上说的是哲学的三大思潮，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哲学思潮、20世纪中期：中国浪漫主义思潮、20世纪末期：中国颓废主义思潮。

当代的主要哲学大多批判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它们阐释哲学自身的涵义、主题及研究方式则很为歧异。亚里土多德说过哲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全体，存在有多样性意义。海德格尔曾批判“本体加属性”的传统存在模式说．当代一些哲学不袭用对存在的传统理解，然而，仍然是以新的视角，在探究新时代存在的新的多样性意义。经历科学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当代哲学从不同视角和方面探究人和各类现实存在．各自作出普遍性的说明。有唯物论或实在论倾向的哲学力图整合知识体系，概括世界及其发展的一般图景，甚至在探索宏观宇宙秩序、微观世界特性及身心关系等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人文主义倾向的哲学在探究自我意识、人的历史性存在中，说明人及其文化创造的世界。后分析哲学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研究一度被拒斥的形而上学，用整体性的经验或概念构架说明语言与世界现实的关系；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都经历了背景和内容很不相同的“语言的转向”，语言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中心主题，因为人正是在语言中形成对自身和现实世界的理解。当今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与心智哲学，透过语言的行为经验探究存在、实在、真理、心智的本性与结构等问题；大陆人文哲学则将语言看作人的存在或文化建构的基本方式，从而审察当代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当代哲学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特定的成就，理论取向和研究样式歧异、多元的态势仍将持续。然而，处在这个交织着严重挑战和发展机遇的时代，它们都总要在与现实相关的意义上，思索哲学在人类文明进展中的目标与使命。

当代各种哲学确定自身的具体目标与任务很为不同。在分析哲学看来，哲学是诊断、治疗语言与思想混乱的活动，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与科学的合理性。一些人文哲学旨在描述意识的先验建构，阐释生活世界的真理与价值，培植人与文化健全发育的机制，克服现代的人性异化危机。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的世界观，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使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解构论与新实用主义哲学反对基础主义，消解任何含有逻各斯中心的体系哲学，断言哲学不再是知识体系的基础与核心，但能在多元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方面发挥边缘性的中介作用。然而，理论取向各不相同的当代哲学，也在对话中思索、探讨应共同担负的历史使命：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热核威慑、恐怖主义、种族与地区冲突、生态危机、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伦理无序与道德危机等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为克服、解决这些关系新世纪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为促进文化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为在全球化背景中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应以独特的思想方式研究解决科学、文化与社会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应当为人的行为规范通达“善”提供合理的价值导向与选择标准；当今哲学作为在20世纪末黄昏已经展翅的“密涅瓦”（猫头鹰），不仅要回眸自身与人类文明的百年历程，还要从中开发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高瞻远瞩新千年文明开端世纪遇到的种种新矛盾与新问题，展示同人的本性相应的文明发展趋向和社会、文化理想。
不同地区与国家的哲学也还需研究、解决自身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问题。如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80年代后盛行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思潮，其基本主题是研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精神，后现代和现代性及相关的“启蒙”的关系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它有两重不同而又相关的涵义。一是就社会进程与时代特征而言，现代社会指西方近代以来造就的工业文明社会，其经济、政治、社会机制和启蒙时代确立的以人为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基本价值，就是“现代性”。就此意义而言，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性是指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状态、机制与文化价值在当代有重大变迁、转折。二是就文化样态而言，现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反抗传统价值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这种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既有承袭，也有批判、更新。80年代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与研讨，是就上述两种涵义展开的，不同学派对当今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时代特征及其未来走向，有很不相同的见解。如利奥塔（J。F。Lyotard）的后现代知识论与文化观认为“后现代”就是发达社会的知识状态，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后工业化年代后，“知识已成为首要生产力”，并具有“信息商品形式”，深刻影响发达国家的社会构成，甚至已是“世界权力竞争”的“最重要的赌注”。[1]他认为当代西方的知识状态有两种危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割裂；知识合法化危机。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有两大“元叙事”，即启蒙运动崇扬的理性主义、人的主体解放和德国古典哲学注重整体性的精神辩证法，而今它们都已不可信、崩溃瓦解了。他认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后现代”的基本特征，当代知识背离上述两大“元叙事”实即背离西方启蒙思想传统，这种知识非合法化恰恰为后现代思潮开辟了道路。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则认为18世纪启蒙哲学的现代性设计，按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并使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普遍化，以求实现理性社会与人的个性自由的解放，这种现代性工程虽历经曲折，但至今尚未完成，并没有终结，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主要问题在于理性的认知、伦理与审美三层面的分裂、互悖，造成扭曲的文化交往。他强调不应放弃启蒙理想，而应纠正原有现代性的社会工程设计在实践中的偏差。他提出交往理论，主张建立起一种自由、理智的社会与文化交往，真正实现现代性设计中科学、道德与艺术的三重理性的有机统一，真正完成现代性启蒙设计，实现人的解放，通达一种新的理性社会。

西方哲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围绕“后现代”与“启蒙”的探讨，有颇为丰富的内容和各种不同的学说，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它们已有较多的介绍和论评。现代性与现代化发展模式是有多样性的。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并不是同步、同一的，西方的启蒙思想曾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的进步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宏伟事业并不简单地根基于西方的现代性，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当今正处于良好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中国的哲学包括哲学原理与各分支学科在努力探索自身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多重机制，为深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精神文化建设，作了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弘扬与重建，吸取、借鉴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等等。而中国哲学家研究、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可以从中得到启迪，使我们注意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中的某些后果，避免有关的矛盾与问题，这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发展也是很有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的。



（二）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

知识论和方法论在当代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哲学提供认知世界、运用知识的方法与思维方式，不仅可以概括、促进当代日新月异的知识增长与创新，而且是为了发挥知识在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有效功用，促进当代“知识社会”的成长与健全发育。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本来皆是人反思实在与人自身的心智功能，体现在哲学的长期历史发展中。20 世纪哲学研究知识与方法，发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明显分野。科学主义推崇分析理性，将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模式与语义分析方法奉为范型，用于研究全部知识领域，注重以精致的语言与逻辑分析研究事实或事件的真理，并且强调知识的功利性及其在社会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发挥人的理智能力足以使社会理性化和造就工业文明。人文主义则将全部知识归属于人的文化创造，通过描述和解释人的内在意识的建构活动，探究文化的根基与进化，认为全部文化包括科学知识都根植于、从属于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因此它注重文化价值的社会功能，批评片面膨胀工具理性造成技术文明中的种种社会病态与问题。现代辩证法吸取系统论、结构分析等方法，努力综合知识，说明人与现实的普遍发展法则；有些学派则将辩证法归结为人的实践总体性。分析理性、人文意识以及辩证理性以各有的长处推进知识与方法的创新研究。然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科学理住与人文意识如何获得辩证的结合，以更好地发挥哲学的认知功能和文化价值功能。

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也各自体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之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不应割裂或隔绝，不必发生“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世界大战”。两者的知识对象不同，研究方法各有特殊性，前者注重理智的逻辑分析与论证，后者注重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以不同方法研究两种文化，各有建树，但也已分别在探讨一些综合性的课题，很需要沟通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可以见到：从静态地分析科学知识的逻辑构造转向以动态的整体经验论研究科学的历史发展；确认形而上学背景理论、历史文化因素与科学共同体在科学范式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研究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导向，科学技术自身及其社会效应的价值评估；开拓了“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STS）”这个重要的新研究领域，等等。对社会人文知识的哲学研究则遇到另一类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诸如：社会发展系统工程中科技、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联结；“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对技术与技术文明的形而上学反思，当代科技革命与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等。当代知识进展的特点是学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及其应用在相互渗透，这也要求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有机结合，使各类知识在相互沟通与协调中发挥有效作用。



（三）对人的哲学理解

人本身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人的本质及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有很

为歧异的理解与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主张通过消除异化劳动即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解放人的本质力量。欧美一些哲学仍将理性与自由奉为最高人性，另一些哲学则从非理性的情感、“无意识”或生命本能方面解释人性。人本主义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中心地位，以不同方式依据人性解释社会与文化现象；它们探究先验的或实践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赋予不同于传统人本主义的新涵义，大多批判近代启蒙哲学将抽象的理性看作人的永恒本性。海德格尔早就批判抽象人性，强调人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他在后期则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人本主义从欧陆人文哲学中脱颖而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以解释文化建构或解构文化断层方式，消解人的中心形象，但它们仍是对人的一种哲学理解。人的历史形象有多重侧面和特性，并在不断变化中，对人的哲学理解的歧异多样仍将不可避免。然而，现实的人总要解除种种羁缚与困苦，获得充分发挥潜能的健全发展，在现实世界营造自己的家园。这毕竟是当代哲学最为关注、涉及人类未来的重要课题。，

真理和价值是统一的。人在探求真理中也有追求实现价值的基本特性，价值是理解人及其现实活动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国情、传统及社会体制不同，各种社会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纷陈多样、互不相同，不可能齐一地服从单种价值体系。当代哲学突出了价值学的探讨，它们依据不同的哲学原则和社会背景，对善、正义、平等、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公正与效率等等基本价值及其选择标准，有不同的立论。鉴于社会生活的变迁与矛盾，为了改革或改善社会体制与道德生活，当代哲学家们重视反思和研究调整现存的价值体系、更新价值观念。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发表了引起热烈反响的著作《正义论》，批判近代以来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论误导及其弊端，主张根据理性人选择正义原则的新社会契约，建立一个个人自由与社会合作结合、财富与权利分配相对平等的正义社会及相应的道德价值体系。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并生的，还有诺齐克的自由主义乌托邦论、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与德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还有它们之间热烈的论战，都表明当今哲学家在深化对人的哲学理解中，极大地关注调整价值体系、更新价值观念。

当代哲学研究人，还突出了两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第一，人与社会发展。20世纪一度流行将发展只归结为经济量线性增长的学说，这种发展观已遭到怀疑和批评，因为它在实践中导致社会发展的倾斜失衡和诸多挫折。新发展观强调人是发展的中心与目的，强调应在社会全面进步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旨在实现文化价值的精神文明有重要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倡导新发展观、推进研究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颇有贡献。第二，人与环境。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与环境破坏，促使当代哲学家们重新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他们否定近代启蒙哲学的主张即人的理性力量炫示在对外部自然界的征服中，指出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人如只听受工具理性与功利性价值驱使，一味剥掠自然资源，就会受自然惩罚，危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也破坏了工具性和功利性本身。当代哲学的有关立论虽有不同，但一般都主张以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价值观为指导，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人们皆应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安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对环境与生态问题承担起道德责任。

（四）在全球化与社会发展中日益显突的伦理问题。

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伦理学已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它在深深介入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并且成为解决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关键环节。它的研究密切关涉在全球化中建立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新秩序，关涉培育人性、维护可持续发展与体现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核心内涵。

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密切而非常复杂的国际交往与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研究全球性的伦理问题以求规范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新秩序，显得很为紧迫、突出。有全球性的伦理规范，才能实现资本、技术、知识的合理交往与流动，实现资源、利益的分配正义，确立合理的教育、科学、文化与信息交往原则，避免全球化中的文化霸权与文化价值的冲突，才有可能解决全球化中最大的负面效应问题。全球伦理或作为一种交往程序规则的普遍伦理是否可能，已引起国际社会与国际学术界热烈探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伦理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98年在北京较有成效地举办了“普遍伦理国际研讨会”。之后，这些年来，中国哲学界不少学者一直在继续探讨这一重要课题。

社会伦理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的“实践的合理性”。社会伦理有着开阔而互相关联的双重内涵：一是体制伦理，指谓蕴涵在特定社会体制（包括经济、政治等体制）中的伦理原则与价值规范，确立社会体制必须有一定的伦理基础，需要合理的伦理辩护。二是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它源自并维护社会体制的伦理基础，致力于改善社会的道德秩序、培植公共理智、完善公民的道德人格。社会伦理也为一些实践领域的应用伦理（经济伦理、生命伦理等等）提供基本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导向。社伦理已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建设、中国哲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深刻变动中，要求社会伦理探究在社会变革的各层面分配权利与义务的伦理原则，推进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中国学者们在研究“社会伦理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如体制伦理需要加强研究。

当代科学技术的革命特别是高新科技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伦理挑战。科学技术伦理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STS）的理论与对策研究，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它们要前瞻运用高新科技的正负面社会后果，研究科技发展的合理、正确的伦理价值导向，以避免科技误用、滥用的负面效应甚至冲突，保障人类自身的安全、社会持续发展与世界持久和平。这一研究领域在国际社会与国际学术界愈益备受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2007年中期战略》已将科学技术伦理列为优先的重点课题，并已专门成立科学技术伦理委员会。科学技术伦理有开阔的研究内容，包括总体研究和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等一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国哲学家们以往对生命伦理展开了较多研究，取得可观的成果，包括对当今国际社会瞩目的爱滋病的伦理研究也有进展；环境伦理的研究也有所深化。但是，对科学技术伦理的总体研究和对它的某些分支学科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有的尚未起步，需要着力开拓。



（五）传统及其交往

哲学是文化传统的理论核心。哲学自身不是割断历史的无源之流，它在反思传统中创新。20世纪一些哲学学说的创立，表现出对传统的强烈批判精神。当代一些哲学学说则表现出以建设性态度重新反思传统的倾向，确认传统的活力，主张在进化中更新传统。以动态的、历史分析的、确认文化与发展多样性的观点来理解，传统不是现代化的路障，和现代性并不截然对立，而是理应会通的。传统不是博物馆的文化标本，不是嵌在历史断层的精神化石，它是民族文化生命之流，在历史长河中进化，不断因生活实践变迁获得新的意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主张，作为历史所保存的成见总汇的传统，是人的理解活动的前提，人又以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参与传统的进化，使其获得新的意义。麦金泰尔的德性论指出，为了克服现代生活中道德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危机，应重视研究传统的建构，吸取、发扬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精华，研究现代“实践”的合理性，以重建个人与社会的德性。当今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哲学界，注重研究本土的哲学与文化传统，较多哲学家认为他们的本土哲学与文化传统并不是历史进步的路障，其中有生命力的内容经过必要的调适，可赋予新的意义，在现时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同欧美一些工业化国家中占主导的个体主义价值体系不同，东亚有些国家的哲学与文化传统自有社群本位的价值体系（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其中的合理内容切实地更新意义，可构成本国经济与社会成功发展的一种特色。韦伯曾称颂清教伦理促使资本主义兴起和工业社会秩序理性化，认为某些东方国家的传统哲学、宗教与文化阻碍本国进向工业文明，他的命题已受到质疑或否定。


当今世界日益密切全球性交往，丰姿多彩的各民族的哲学与文化传统增进相互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幅度。因而当代哲学家们关注一个重要课题：如何正确理解与对待这种交往，以利消除全球化的负面文化效应，维护与增进本土的文化建设，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合理的交往需要三点原则的共识：

1．尊重民族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由于历史背景与生活方式差异，各种民族的传统自然不同，应彼此理解和尊重各种传统，并承认它们在维护民族文化同一性中的重要作用。

2．实现在合理交往中各种哲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互补性。本土的传统根据自身实情有分析地吸取外来哲学与文化中的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身；但这种吸收不是机械、片断、随机、僵硬的移植或嫁接，否则，会导致本土文化的阻滞或断裂。中国哲学界近20 年来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开放式介绍与研究是远为超过往昔的，既注重对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欧美哲学的演进过程的完整把握，又关注追踪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新演变。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已出版，希腊哲学史的断代研究成果也有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学者们还在撰写从古至今的8卷本研究版《西方哲学史》，并在开展中西哲学交往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和其他东方国家哲学、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的交往史研究与比较研究。这有利于不同哲学传统相互取长补短，也是很有意义与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下面是思潮详解

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中国文学受到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不那么单纯了，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也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革”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20世纪中国三大文化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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