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历史上发生过得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战役的详细介绍

中国历史上与日本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摘要}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一、 未能将日本融入华夏东亚天朝体系的后果：中日间战争是常态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为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华夏农业民族和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里的游牧民族间关系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既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而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既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已经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
　　　　
　　　　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样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二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至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这其中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始终牵涉到朝鲜半岛，这是因为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中最接近日本群岛的大陆地块，日本想与东亚大陆发展各种联系，在人类技术尚未能完全控制海洋之前，都必须通过朝鲜半岛。正因为如此，朝鲜半岛上的居民一方面事实上与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除了自身与中国的中原和北部区域有密切关系外，又同时构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中日关系，而只有中日朝三边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晰。
　　　　
　　　　所以尽管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有长时期的紧张，近代又爆发了长时间周期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中日关系最终形成一种体系内的和平共存，这同样是历史的趋势。而在这个中日永久和平来临之前，准确地定位和寻找日本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机制，坚定地对其实行打击和压制，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手的军事压力，都是为实现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战略。
　　　　
　　　　在中日关系上能战方能言和，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而且既将重新证明颠覆不破的真理。中国未来的任务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实现东亚一体化，让日本成为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从而解除日本对体系内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威胁。
　　　　
　　　　二、 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于日本开化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重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土地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
　　　　
　　　　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后中国数百年的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四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三、 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既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侵日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其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证明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四、 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已经一目了然。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官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因此在日本历史上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事实上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摆脱了在过去近千年历史中已经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而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既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已经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而这以后的战争, 就是中日历史上的第四次百年战争了，甲午中日战争，还有八年抗日战争。

唐朝和日本的白江口海战，刘仁轨以少胜多，全歼日本舰队。


龙朔元年(661年)三月，唐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今韩国公州)都督，安抚百济余众，不巧王文度于渡海时死去。百济僧人道琛及故将扶余福信拥众据周留城(今韩国扶安)抗唐，又派人前往倭国(今日本)迎回故王子扶余丰，立其为国王。这时，倭国亦欲乘朝鲜半岛三国内乱之时，保住在高丽半岛上的势力，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遂派阿昙比罗夫率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苏定方归国以后，道琛与扶余福信引众围攻百济府城，刘仁愿遣使告急。唐高宗诏令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领王文度部众，从近道征发新罗(位朝鲜半岛东南部)兵以救援刘仁愿。刘仁轨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并说：“天将富贵此翁耳！”(《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于是选吉日而行。临行前，刘仁轨发誓：“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旧唐书·刘仁轨列传》)

此次，是刚满六十岁的刘仁轨第一次带兵出征，鉴于没有作战经验，所以刘仁轨治军非常严明。刘仁轨率唐军转战而前，所向无敌。道琛率百济军在熊津江(即今韩国锦江)口立两道栅栏，抗拒唐军。刘仁轨率部与新罗兵四面夹击，大败百济军，士卒争入栅内，由于便桥狭窄，落水及被唐军所歼达万余人。道琛连失两栅，遂解除对刘仁愿的包围，退守任存城(在百济西部任存山)。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兵买马，其势愈壮，对唐军构成威胁。刘仁轨见所率唐军兵少，便与刘仁愿合兵一处，养兵蓄锐。

这时，高宗又诏新罗出兵，援助刘仁轨。新罗王遂遣将军金钦率兵向百济府进发。行经古泗(今韩国泗川)，遭受福信部阻击，金钦只得由葛岭道(今韩国泗川县与晋州县之间)退回，由此不敢复出。不久，福信杀死道琛，兼并其众，专制政柄，扶余丰“但主祭而已”(《旧唐书·百济传》)。

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唐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久攻平壤不克，又值大雪，遂解围归国。唐高宗也认为不宜再战，便下诏书指示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唐军将士也皆欲西归。刘仁轨客观、细致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决定坚守百济，伺机出击。他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况在沧海之外，密迩豺狼者哉！且人臣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妖孽充斥，而备预甚严，宜砺戈秣马，击其不意。彼既无备，何攻不克？战而有胜，士卒自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闻上，更请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当出师命将，声援才接，凶逆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薮，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拔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众将觉得刘仁轨说得有理，皆相从。

时扶余丰与福信等也认为唐军孤城无援，即将撤退，还遣使探问：“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从此未加防备。刘仁轨、刘仁愿知百济防卫松弛，遂七月趁其松懈，率部突袭，相继攻克支罗城(今韩国怀德)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歼敌及俘获甚众，分兵守之。福信等退守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凭借该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严兵守卫。随后不久，刘仁轨伺其稍懈，率新罗兵夜至城下，驱众从四面攀草登城，天亮时占据真砚城，终于打通了从新罗运粮的道路。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同时请求派兵增援。此时，唐高宗已得知倭国出兵增援百济，遂命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发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莱(治益都，今属山东)、海(治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四州兵7000人开赴熊津。

福信等丢失真岘城后，处境日窘，又与扶余丰之间的猜忌与日俱增。福信遂装病不出，企图趁扶余丰前来问疾之时，伏兵杀之。不料此谋泄露，扶余奉便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分赴高丽、倭国，乞师援助

龙朔三年(663年)，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令倭将毛野稚子等倾举国精锐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八月，唐高宗以连年用兵海东，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死者甚众，诏罢36州制造船舰，并遣司元太常伯(即户部尚书)窦德玄等分赴10道，询问疾苦，黜陟官吏。九月，孙仁师率部抵达熊津，与刘仁轨、刘仁愿会师，唐军兵势大振。

唐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会上有人认为“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但刘仁轨觉得此举不妥，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说：“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旧唐书·刘仁轨列传》)此举得到唐军诸将的一至认可，于是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刘仁愿、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前进；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水军与粮船从熊津江入白江而下，和陆军会合，同趋周留城(在今韩国扶安，建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初八，孙仁师等在白江打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兵，攻克周留城。由于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率水军万余渡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刘仁轨率水军率先到达白江口。二十七日，倭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口，两军遭遇。当时唐朝水军为7000余人，战船170艘；倭国水军万余，战船1000多艘。倭军虽在数量在多于唐军，但唐朝因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性能良好著称于世。例如，意大利人菲勒斯著的《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上记载：“中国大约从公元600年开始，就建造具有五层甲板大吨位的帆船。中国帆船的体积很大，抗风浪的能力很强。”唐代海船之大，可见一斑。此外唐朝水军战船的种类也很多，据李靖《卫公兵法辑本·攻守战具》和李筌《太白阴经·水战具篇》记载，唐朝水军战船共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轲、游艇、海鹘6种。所以唐朝水军的战船在数量上虽处于劣势，但在质量上却远胜倭国战船。

并于这次海战，中国史书记载非常简略，而日本史书则记载较为详细。由于唐朝水军先到达白江口，加上战船精良，刘仁轨遂采取疲敌之策，先抢占有利位置，列战船于白江严阵以待。倭军到后，率先发起进攻，结果不利而退。而唐军仍坚阵而守。二十八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在首战败于唐水军后，仍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实力，错误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不观天气变化，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刘仁轨见倭军来攻，充分利用唐军战船的优势，指挥水军将倭军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火攻，一时“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列传》)经过激战，唐军四战四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焚毁倭军战船400多艘；击毙倭将朴市田来津；扶余丰趁乱逃奔高丽，其所佩宝剑被唐军缴获；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和倭军残部投降；百济诸城全部归顺，百济再次得以平定，只有迟受信据守任存城不降。

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战，因中国史书记载有限，所以鲜为人知。作战中，刘仁轨指挥有方，在兵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先采取守势，而后因势利导，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并辐以并火，最后取得了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作战的胜利。陆上倭军闻此讯，大惊不已，“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使唐军很快占领了百济全境，形成对高丽的夹击态势。同时也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以备唐军。

此前，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回军后，招集亡散，各据险响应福信，白江口海战后，各率所部归降。刘仁轨好言安慰他们，然后让其各自率军攻打任存城，并准备派唐军相助。孙仁师认为：“相如等兽心难信，若授以甲仗，是资寇兵也。”刘仁轨却不以为然，说：“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于是发给黑齿常之等粮食和武器，分兵相随，遂克任存城，迟受信抛弃家属，投奔高丽。至此，百济皆平。

唐：白村江海战
元：忽必烈两次侵日
明：明与朝鲜联合抗日
清：甲午战争
民国：抗日战争

简单的我可以给你罗列一下,具体资料就自己找吧

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大战:白村江海战(唐朝)

元日之战(由于天气关系日本击败了两次忽必烈的侵略,从此日本就认为自己有"神风"相助)

丰臣秀吉侵朝之战(明万历)

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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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 659年，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新 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 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 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 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 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 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这时日本在百济的总兵力 为三万两千多人。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 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 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 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 ，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 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 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 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 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 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 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 ，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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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南取大理，东降高丽，征宋计划也将完成。放眼整个东方，唯日本隔海独立于帝国版图之外。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 ，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 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 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 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 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 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 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 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 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 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 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 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 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 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 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 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 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 ，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 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 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 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 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 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 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 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 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 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 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 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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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 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 ，莫过于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 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 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 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 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 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 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 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 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 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 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倾举国之兵，出兵20万入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官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 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 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在强大的火炮和骑兵优势下，通过平壤战役、碧蹄馆大战、汉城围困战等三次战役，大败日军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宇喜多秀家等军团。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 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 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 建领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 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他是明确了已经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 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又卷土重来。而这以后的战争， 就是中日历史上的第四次百年战争了。

“甲午中日战争”是国人永远的一块伤疤，清政府最为自豪的现代化军队—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亿万国人的强国梦破碎了。

二战，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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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历史上发生过得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战役的详细介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