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背景介绍？
《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作的最后一个长篇。最初由《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五月）开始连载，同年第二十卷第十二号续完。《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描述的是军阀统治下北平市民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生活景况，比较着重于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现实；《二马》则把视线转向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和凌辱。《二马》的中心，是描述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时的生活和遭遇，就中也就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特别是深入描述了由于祖国的衰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辱，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还在对比中探索了中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问题。
《二马》是以作者在异邦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写成的。流动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怆而又激愤的。做为一个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的学者，目睹中国人在伦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辱，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极自然的。他渴望中国富强、强大；渴望中国人坚毅、有为。在《二马》中，有时甚至于直接诉诸议论的文字，表述他深广的忧思和痛苦：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痛苦的感受、热切的期望、深沉的思索，这一切交织为《二马》的基本内容。《二马》，这是一个爱国者唱出的一首哀歌。
作者不无痛苦地描述了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所受到的歧视和侮慢。这种民族歧视是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的。他们父子俩租住温都寡妇的房间，在第一天早饭的饭桌上温都寡妇的女儿玛力就在心里嘲骂马威了：“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找揍的货，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头！心里也同时想到她的朋友约翰：约翰在上海不定多么出锋头呢！”后来，马则仁同温都寡妇相处很好。两个人都有意结婚，但是民族歧视的传统观念使温都寡妇不敢应承。这种民族歧视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因为温都太太租房给马则仁父子，她的一些亲戚好友就再不愿同她来往；设若她同马则仁结婚，那么女儿玛力就会找不到恋人，“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马威后来单恋玛力，玛力拒绝马威的爱情，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这种身处异邦遭人侮慢的处境，是任何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是，老舍写作《二马》并不是单单为了描述这种民族歧视所给予人精神的威压；他的构思的重点是，在民族歧视的背景下，尖锐地提出如何振兴中华的问题。作家由激愤转入紧张的探索：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为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而正确的回答自然是老舍不能胜任的，他只能从自己的观察和思索入手，尽可能提出一个在当时条件下他可能提出的答案。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二马》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必须自强，然后才能同其它民族讲平等。“当国家乱的时候，没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说破了，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我们是古国，古国变新了是不容易的，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呀，不应当借火打劫呀！’这不是白饶吗！人家看你弱就欺侮你，看你起革命就讥笑你，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改造国民精神入手，因为“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那还有什么希望！探索救中国的道路，这是当时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二马》中，老舍想以比较的方法探求我们古老民族的民族性的落后面如何阻滞了中国的发展。他的这种探索尽管还不能说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是，他还是接触到一些重大的问题。
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满洲正红旗人，本姓舒穆禄（一说舒舒觉罗，皆待考证），生于北京，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老舍出生于义和团的战火中，终生对满清一代的腐朽统治持批判态度。代表戏剧为《茶馆》《龙须沟》，代表作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2017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经典《四世同堂》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这是该作自发表以来第一次以完整版形式出版。
1978年初，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象征性的骨灰盒里面，放着老舍使用过的钢笔、毛笔、眼镜、一支手笔、一筒茉莉花茶和一小片被保留下来属于他的血衣残片。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墨绿色花岗岩左下角有一副老舍浮雕铜像，围绕铜像刻着几道水波溅起的涟漪；两边汉白玉矮墙，一边以菊花做成浅浮雕为背景，上面刻写着老舍抗战爆发前所写的《入会誓词》中的一句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扩展资料
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老舍是唯一一个能够身体力行地将文学与曲艺进行结合，长时间地关注曲艺发展，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亲自参与了曲艺，尤其是主要曲种（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家。
解放初期，老舍作为知名的作家，积极投身于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罗常培、吕叔湘、吴晓铃等学者会同孙玉奎、刘德智、侯宝林等相声演员一起组成相声改进小组，撰写了大量作品和理论文章。
这不仅指导相声摆脱了解放初期由于其旧有形式和内容所造成的生存危机，而且使相声乃至曲艺这门艺术形式完成了在新社会、新形势下的自身定位，奠定了其艺术地位，为之后新相声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并且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相声的发展。
老舍的《茶馆》、《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的风格，创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龙须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建立的奠基之作，剧本为演出建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形象鲜明的，强调从生活中塑造一个鲜明形象的基础。
这对我国的话剧事业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起到了一个最基础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被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所继承并沿用至今。
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北京，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出生于义和团的战火中，终生对满清一代的腐朽统治持批判态度。代表戏剧为《茶馆》《龙须沟》，代表作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其子舒乙也是著名学者。
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一个旗人家庭，其家当时住在今小杨家胡同。次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老舍的父亲身为护军永寿镇守正阳门。面对来犯的日本军队力战殉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老舍家曾遭意大利军人劫掠，当时才一岁半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1913年，老舍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
1918年至1924年间，先后任师公立第17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北京市北郊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员、北京一中教员。在此期间，老舍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1921年起，老舍在北京基督教伦敦会缸瓦市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1922年，接受基督新教受洗仪式成为基督徒。
抗战结束后，老舍于1946年3月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
1949年12月，应周恩来委托文艺界之邀回到北京。在国内工作。
1956年到1957年，老舍创作了话剧《茶馆》。写出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1966年8月23日，老舍文革中不忍屈辱，独自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当日深夜，老舍于太平湖畔跳湖自尽，终年67岁。
扩展资料：
家庭——
妻：胡絜青(1905年12月23日-2001年5月21日)，画家。
长女：舒济(1933年9月5日生)生于济南，北京老舍纪念馆馆长。
儿子：舒乙(1935年8月16日生)生于青岛，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次女：舒雨(1937年8月1日生)生于青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三女：舒立(1945年2月4日生)生于重庆。
1930年，胡絜青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絜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托他帮忙物色。
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且著有作品，于是罗常培便向胡母介绍了老舍，获知老舍的才华及人品后，胡母异常高兴，私下便定下了这位乘龙快婿，于是与罗一同商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老舍与胡絜青见面。
1930年冬天，老舍回到北平。在罗的安排之下，老舍到处被朋友们拉去吃饭，而饭桌上总有胡絜青。在频繁的相见之后，胡与舒产生了情愫。直到1931年夏天，胡絜青毕业，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后半个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在大学任教，胡絜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两人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济南，是个女孩，取名舒济。1935年第二个孩子，儿子舒乙出生，1937年，在重庆产下第三个孩子，次女舒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老舍
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小说）《茶馆》《龙须沟》(话剧）等，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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