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乌台诗案对苏轼有哪些
乌台诗案对苏轼有哪些影响
乌台诗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极其著名的事件，它之所以如此出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此案件中涉及一个极其有名之人，那个人便是苏轼。苏轼被卷入乌台诗案完全是身不由己，乌台诗案整个案件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官员也较多，对于苏轼的人生来说可谓是一个转折。
首先，从仕途方面来看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在乌台诗案前，苏轼的仕途才刚刚起步，对于政治生涯，苏轼是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的，作为政治家，他十分忧国忧民，希望能够尽自己所有的力量贡献于国家，奉献于社稷，从他诗词中就能深刻的反应。但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仕途经历了转折点，注定了难在仕途上再有所大的建树，这时的苏轼将满心的为国家分忧转换到更为宽广人文情怀上。
其次，从文学作品来看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题材的转变。乌台诗案前因苏轼对于仕途是充满信心的，前期的题材着重点还是放在朝廷上、国家大事之上，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的题材有了明显的转变，百姓疾苦成为了新的主要题材。
第二、风格的转变。前期苏轼的风格以豪迈、气势磅礴著称，历经了乌台诗案，苏轼的风格有了一丝婉约的味道。
乌台诗案的历史背景
乌台诗案发生之时，正值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新政变法，变法失败后又兴起改制。这场文字狱发生的时间就是变法到改制的转折点上。苏轼由于抵制新法、拥护旧法，由于有损新派变法者的利益，苏轼在仕途上过得并不如意，1079年三月被朝廷降职，从徐州调任至湖州，收到诏书后的苏轼按例需要向皇上回奏，因被降职苏轼心中有一些不平之气，于是在回奏中写下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就被有心者大做文章，认为苏轼的字里行间内存在着愚弄朝廷的意思，是对朝廷的大不恭，为了能够让苏轼定罪，新近派们拼命去翻阅苏轼的老诗词，试图寻找出更多的证据。
乌台诗案虽然从表面来看是一场文字狱，但实际上也是北宋朝廷新派和旧派之间的斗争，苏轼正式因为得罪了新派势力，于是引发了乌台诗案。
仕途影响：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仕途才刚刚起步，对于政治生涯，苏轼充满了憧憬，作为政治家，他经常忧国忧民，也希望尽自己的力量贡献于国家，拯救万民于水火。但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仕途经历了转折，苏轼将满心的为国家情怀，人民分忧转换到更为宽广人文情怀上，寄情于游山玩水，心处庙堂。
文学影响：
乌台诗案前苏轼的作品重点还是放在朝廷上、国家大事之上，政治上。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作品题材风格有了明显的转变，百姓疾苦，忧国忧民，游山玩水成为了新的题材。前期苏轼的风格以豪迈、气势磅礴著称。在历经了乌台诗案后，苏轼的风格有了一丝婉约的味道，也多了怀念的味道，更加关心自身及周边的亲友了。
扩展资料
乌台诗案背景
台诗案发生之时，正值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新政变法。这场文字狱发生的时间就是变法到改制的转折点上。苏轼由于抵制新法、拥护旧法，由于有新法者的利益，致使苏轼在仕途上磕磕绊绊。
被贬收到诏书后的苏轼要向皇上回奏，因被降职苏轼心中有一些不平之气，于是在回奏中写下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就被有心者大做文章。认为苏轼污蔑朝廷，最后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逃过一死。
乌台诗案虽然从表面来看是一场文字狱，但实际上也是北宋朝廷新派和旧派之间的斗争，苏轼因为得罪了新派势力，于是引发了乌台诗案。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乌台诗案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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