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的文学成就

宗白华的人物解析~

大凡学者穷毕生之力治专门之学，学之累积，情之独钟，往往生出著“史”的宏愿，即写作本学科专门史的想法，可称之为学人的“撰史情结”。这并不奇怪，20世纪中国学人中，撰写专门学科史的不乏其人，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柳诒徴的《中国文化史》，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等，这些著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已成为经典。但是，另有一些学者，如闻一多、鲁迅等，也曾有想写一部纵横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大文学史”的夙愿。然由于诸多变故和外力的干扰，他们的这个愿望未能最终实现，而成为一种“遗愿”。叙史愿望的破灭，于学者本人，于中国学术史，都将是一种永远的遗恨。学者热衷于著史，其本意无非是通过学科专门史的著述来彰显其学术见地和学术实力，通过著史来体现对研究领域的整体把握，从而在这个学科研究上占据一个制高点。 根据宗先生的弟子林同华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宗白华在20世60年代编写中国美学史的主客观方面的条件都相当成熟。主观条件可以很明显地知道：宗先生从小打下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后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和现代艺术思潮的滋养；他本人对各门艺术都感兴趣，尤其重视对中国书法，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艺术的鉴赏，在学养上是不容置疑的。宗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行云流水似的诗化语言，直觉感悟的智慧思想，在《流云》小诗中，在《美学散步》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宗先生足以胜任“中国美学史”的编写工作。客观条件方面，当时国内哲学界和美学界的诸多学者，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都健在，如朱光潜，邓以蛰，冯友兰，汤用彤等大学者，在学术上可以互通有无。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次整合带来的后弊是相当严重的，比如清华大学的哲学文学传统断绝，清华的人文底蕴被抽空，成为一所理工科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再续清华人文传统，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次高校院系整合对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说，却是一桩幸事，当时将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哲学系。经此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到北大，清华大学的邓以蛰教授也调来北大，再加上北大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北大在美学方面的学术力量达到最高峰。因此，宗白华写作中国美学史的客观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另外，宗先生主张美学研究应旁涉众艺，要注意上古史的研究的进展，古代出土文物、考古的新发现等对于了解和深入认识古代审美意识大有帮助（而考古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许多新发现），他曾说“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可以想象，如果宗先生能在当时着手“修史”，到8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补充一些新材料，定以使这一部“中国美学史”辉耀后世。可惜，这一切都没能实现，这个损失不仅是属于宗白华先生个人的，更属于整个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那么，宗白华著史未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据北大哲学系叶朗教授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有3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西方美学史》在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根据林同华回忆宗白华先生的文章《哲人永恒，“散步”常心》的记载，说到： 60年代，宗先生开始主编《中国美学史》，还同汤先生(汤用彤）谈到研究中国美学的特殊方法和见解。汤、宗两位先生都从 艺术实践所总结的美学思想出发，强调中国美学应该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搜集资料。汤先生甚至认为，《大藏经》中有关箜篌的记载，也可能对美学研究有用。宗先生同意汤先生的见解，强调指出，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然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以后，编写《中国美学史》的工作，由于参加者出现了意见分歧，没有按照宗先生的重视艺术实践的精深见解和汤先生关于佛教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尝试，终于使《中国美学史》的编写，未能如朱先生撰写《西方美学史》那样顺利问世。宗先生留下来的大量中国美学史笔记的整理，就成为非常艰难的工作。（《宗白华全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宗白华与编写组其他成员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应该是双方学术立场的不同。也就是说，宗先生要坚持学术本位，而以周扬为“主持人”的另一方，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的可能是教条化的马列主义政治立场，文艺和美学的机械反映论，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立场的歧见，只会造成一拍即散。大家只要找来当时出炉的《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研读一遍，就会发现它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在学术立场上是多么的不同！其次，在中国美学史资料的收集与采用上，存在重大分歧。从林同华的文章可以看出，宗先生认同汤用彤的看法，强调应从文艺之外更广泛的基础上搜集资料，这符合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哲学等的事实，但这样一来，可能会耗时费力，造成编写任务的繁重艰巨。因此，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也是必然的。再次，宗白华在美学史的具体编写体例方面，可能也遭到了反对和批评。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倘若用马列主义的文艺政策和术语来阐释和“解读”中国古典美学，那将是多么别扭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重读宗先生的美学论文，仍深受启发，启发我们对中国美学进行更深入地思考，我们也往往醉倒在那行云流水，天光云影的诗意文字当中。在现代学人中间，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的精湛独到的见解，无出其右。他的散步式的“美文”，真是达到了“太虚片云，寒塘雁迹；雪涤凡响，棣通太音”的境界，这种境界令人神往。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学术话语权并不掌握在宗白华先生手里，因此，这个著史计划最终落空了，流产了……真是美学界的一大缺失和憾事。 这个撰史计划，一拖就是20年！直到1985年，曾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宗白华助教的叶朗先生，出版了专著《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填补了中国美学史的空白，同时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这部著作也奠定了作者在美学界的地位。但叶朗先生本人对《史纲》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曾说，“我准备增补、修改《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其中要增补一章宋明理学家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这一点当初我在写《大纲》时忽略了。”（《胸中之竹》，安徽教育出版社）；不仅宋明理学美学和人生境界美学被忽视了，禅宗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在《史纲》中也只字未提，这是不应当的。我们也期盼着叶朗能将《史纲》修述成一部更为完备的《中国美学史》。只是宗先生无法完成的美学史，带给现代美学研究、发展、甚至学派的建构一个巨大的缺失。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轨迹作全面的回顾，只想就北京大学的美学研究的历史作一回眸，希望能温故而知新，希望可以从对历史的回望中重新发现当代美学的走向，从先贤那里找到我们失落已久的学术勇气。关于中国美学，其学术传统有两个：一个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的传统，这个传统丰富复杂，多元交织，既浑厚又令人却步。第二个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历史短暂，却不容忽视。北大美学传统的开创者是蔡元培，他“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深入人心，提倡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承担起美育的重任，实施终身美育的大美育观，实在用心良苦。但蔡先生对于现代美学的意义更多的是树立一种姿态和社会学的价值。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朱光潜和宗白华。他们的努力下，美学的学术传统得以建立。学术传统，简称“学统”。“学统”一词，古已有之。清初理学家熊赐履就著有《学统》一书，但他还是从道统观点立论的。今天所谓的学统，其要义有四：一是大师级学者的出现；二是奠定本学科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基本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三是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形成研究的高峰，并对后来者的研究有巨大的启示作用，有学术生长的空间，正如陈寅恪先生称赞王国维“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四是学者自觉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不容政治和非学术的力量肆意践踏。舍此四大因素，便不能称其为学统。学统得以相承相续，首先依赖于学人的自觉与呵护，依赖学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次要依赖于公正、合理的社会大环境。在社会环境不良或者不利于维护学术尊严和学统的情形下，学人自身的学术自觉就弥足珍贵。我以为，以此返观宗白华放弃著史计划，这正说明宗先生“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学术精神，表面是退让，实质是维护了学术的自由和尊严，这才是学统的精髓。所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宗先生是“撰史未遂成遗恨，但留学统在人间”！深厚的学术传统是形成开放、活跃、自由的学派的基础和前提，继承学统，依靠学者的自觉意识；建立学派，赖于学人的自由争鸣。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至今，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派。叶朗先生对美学学派也神往已久，他在《胸中之竹·自序》中说：“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没有学派，就没有理论的原创性；没有学派，就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没有学派，就没有学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在同一学科领域中出现不同的学派，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学派和学派之间则应该是互相尊重，和而不同。”他还认为：“北京大学从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开始，就有一种重视美育和重视美学研究的传统。邓以哲、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又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美学财富。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者，理应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要为创立一个体现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治学风格的新的美学学派，加倍贡献自己的力量。”叶朗先生看到了建立学派对于美学学术的重要性。从学统出发，走向百家争鸣的美学学派，走出中国现代美学的“失语”困境，摆脱西方美学话语霸权，走向美学的大繁荣，这是每一个美学工作者向往与追求的目标。我们也寄希望于所有立志美学研究的学者，能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学术区宇之下，“补前修之未逮，示来者以轨则”，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美学学派。宗白华先生在40年代写过一首五律，诗云：飚风天际来，绿压群峰暝。云罅漏夕晖，光泻一川冷。悠悠白鹭飞，淡淡孤霞迥。系缆月华生，万象浴清影。诗中描述的白鹭悠悠、孤霞淡淡，月华初生、万象澄澈的境界，不正是宗先生的治学与为人的境界吗？我们也期盼将来的“宗白华学派”有这样的学术境界。

我认为不仅魏晋是这样，先秦、两宋都是这样，这些朝代不似汉唐那样强大，但是政权的松散必然导致思想的自由，民国也是如此。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摘自《美学散步》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扛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而《世说》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水的画境吗？(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昧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空图《诗品》里曾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

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王司州(修龄)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司马太傅(道子)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渭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土＋盖）之表”(皆恽南田评倪画语)，创立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甚至于殷仲堪死后，殷仲文称他“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形容自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形容建筑的如：“遥望层城，丹楼如霞”。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于，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天际真人是晋人理想的人格，也是理想的美。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大贡献，而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

(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噉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盲之疾！”

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爱，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倾慕。《世说》中《伤逝》一篇记述颇为动人。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其痴尤不可及！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人不能到处。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丽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支道林好鹤，往郯东■（山＋卯）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恸神伤，寄慨无穷。(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韵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己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武人，情致如此！庾子山著《枯树赋》，末尾引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深感到桓温这话的凄美，把它敷演成一首四言的抒情小诗了。

然而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这里，哲学彻悟的生活和审美生活，源头上是一致的。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大诗人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怀”，写出这丰厚的心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玄理的辩论和人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因此谈吐措词的隽妙，空前绝后。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底产物。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苏、黄、米、蔡等人们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不够地方了，换一楼）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又是怎么发生的？--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诗》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世界的花》
世界的花，
我怎能采撷你？
世界的花，
我又忍不住要采得你！
想想我怎能舍得你，
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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