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也不倒下 吉鸿昌同志是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他坚决抗日,尽力为党工作,敌人恨他,把他逮捕了
军统一番忙碌之后，汉奸纷纷落网，或被押进监狱，或被软禁，等待着司法审判。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这与实际汉奸数额相差甚多，但是一些著名汉奸基本都被逮捕。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汉奸之多，令人瞠目。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如何铲除产生汉奸的温床呢？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辈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逮捕汉奸是一份肥差事，不仅可以使主管部门掌握大权，耀武扬威；还可以趁机敲诈汉奸，发笔横财。当时，对于由谁主管颇有一番争执。初期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办理，但是，其他机关人员纷纷插手此事，事权难以统一。为了调解内部矛盾，更好地执行汉奸逮捕之任务，蒋介石发布手令，内云：“逮捕汉奸，各方权限不清，责任不负，以致纠纷多端，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副局长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纠纷。”这样，国民政府就将逮捕汉奸之权完全交给了戴笠领导的军统。随之，军统局成立了处理汉奸的最高机关——肃奸委员会，并在全国25个大城市设立了分会。将逮捕汉奸重任交给戴笠领导的军统，蒋介石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内部权责分工明确是其考虑之一，此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军统人员曾大量留在沦陷区，他们对于汉奸的所作所为比较熟悉，有利于逮捕行动的执行；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与汉奸之间进行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执行这些行动的主力是军统人员，为了掩盖这些被人唾弃的行为，他必须再次依靠军统。
怎样逮捕这些狡猾的汉奸，军统进行了细密的策划，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紧急逮捕。抗战结束后，收复区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昔日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地下工作者”、“抗战英雄”、“有功之臣”纷纷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坐着不动的”就是指汉奸。这种国民政府大肆利用汉奸的风潮还未过去，各地汉奸还沉浸在再次被重用的迷梦之中，军统人员便突然出击，迅速逮捕了一批汉奸。在江苏省，1945年9月26日凌晨，南京城内死一般的沉寂，人们还在熟睡之中，身穿便衣的军统人员便悄悄摸进汉奸的住宅，在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恶徒还未明白之时，他们就遭到了逮捕。主要有：梅思平、李圣五、岑德广、凌霄、郭秀峰、周学昌等。同种方式，第二天又在上海上演。杨揆一、项致庄、张国元、张韬、傅式说、蔡培等一批汉奸落入法网。在山东省，济南、德州、青岛等地，于日军签降后39小时，便开始逮捕汉奸。由于事先准备工作秘密进行，外间知之甚少。9月29日凌晨，113人被抓入拘留所。
第二，诓骗诱捕。汉奸中的许多人员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甚至有些是居在高位，因此他们与蒋介石政府的很多大员关系密切。在战后的惩奸风潮中，他们寄希望于昔日的故交，希望这些人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求情，获得谅解，只是将其作为“政治问题”解决。而战后国民政府利用汉奸的政策也给了某些汉奸以希望，他们认为蒋介石会减轻甚至免除对其惩罚。而军统人员恰恰利用了汉奸的这种心态，实施诓骗诱捕政策，逮捕了大批汉奸。华北是汉奸的重要聚集地，逐一逮捕难免出现打草惊蛇的状况，于是戴笠便运用早已自首的汉奸王荫泰，由他出面，发出请柬，宴请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诸汉奸52名。在这些汉奸接到请柬之后，有些已经猜出这是“鸿门宴”，但是他们仍不能不赴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应该是那些汉奸当时最好的心情写照，更何况他们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呢。被宴请的汉奸们，吃饭时战战兢兢，饭没吃好，就来了一批军统局特务人员，他们按照名单，将这一批汉奸全部收押。对于一直梦想做“第一夫人”的陈璧君的逮捕，更是煞费苦心。作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鼓动者，能否成功将其逮捕归案，在人民群众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汪精卫死后，陈璧君就与褚民谊主要经营广东之地，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广州。抗战胜利后，她故作镇静，表示绝不逃跑，“宁服国法”，但这是空头支票，没有任何保证。怎样将其引离广州，羁押南京，是军统需要筹划的一件大事。鉴于陈璧君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戴笠便以此为诱饵，伪造了两封蒋介石给二人的电报，声称“当可从轻议处”。陈璧君对此有些怀疑，但是褚民谊却十分相信，认为有了救命符。在其鼓动下，陈璧君相信了蒋介石的电报。军统人员在见到二人后，编造谎言，首先将他们软禁在广州，而后又解押南京。陈、褚二人知道上当时，已经成为“瓮中之鳖”，为时晚矣。利用这一手段，军统逮捕了很多大汉奸。
第三，以奸惩奸。随着日本的投降，伪政权纷纷解散，汉奸四处逃窜，对于外面的风吹草动，他们非常警觉。侦查、逮捕这些藏匿的汉奸，对于军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于那些曾和这些汉奸共事，已经“自首”的汉奸来说，却相对容易。他们比较熟悉这些昔日“伙伴”的藏身之地。军统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资源，利用他们追捕汉奸，颇有成效。原汪伪特务头子、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副总监万里浪就被委以侦察、逮捕汉奸的重任。为了讨好蒋介石，他更是极尽心力，利用他逮捕的汉奸有几十人，其中最著名的为伪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此种逮捕汉奸的方法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是，它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汉奸因此落网。而且国民政府在利用这些汉奸之后，也把其中的一些人绳之以法，并未使之逍遥法外。万里浪后来逃出上海，但最终仍在安徽蚌埠为军统人员抓获，1946年8月15日于上海枪决。作为权宜之计，这种方式不失为逮捕汉奸的一种方法。
第四，国际引渡。这种手段主要是针对陈公博、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采取的。抗战胜利后，陈公博等人求得日本侵略者的帮助，乘飞机秘密到达日本，妄图逃脱国法的制裁。国民政府实施逮捕汉奸的计划后，曾大肆搜捕“二号人物”陈公博，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际，日本报纸登载陈公博自杀的假消息，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军统判断陈公博定是藏匿日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日本代表冈村宁次递交了《中字第二十一号备忘录》，提出“陈逆公博等皆为中华民国之叛国罪犯，希贵官负责转致日本政府速予逮捕，并解交南京本总司令部为要”。作为战败之国的日本，此时已经无力保护昔日的鹰犬，不得已将之交出。随后军统派飞机将他们押解回国，陈公博一干人成了阶下囚。
第五，大肆搜捕。对于投日巨奸小心翼翼地应付，而对于遍地开花的小汉奸们，军统则未如此谨慎，因为他们的活动能量相对较小。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大批军统人员留在沦陷区，他们主要执行对汉奸的肃杀任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员由于长期潜伏在日本占领区，对于各地的助敌者，他们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因此，为军统逮捕小汉奸提供了重要情报。同时，国民政府利用民众对汉奸的不满情绪，鼓励各地民众告发汉奸。在政府的支持下，曾深受日伪侵略创伤的各地群众，怀着满腔怒火，纷纷向司法机关写信举报。那些昔日为国民政府不注意的小汉奸们，也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他们也被陆续逮捕，投入监狱。
军统一番忙碌之后，汉奸纷纷落网，或被押进监狱，或被软禁，等待着司法审判。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这与实际汉奸数额相差甚多，但是一些著名汉奸基本都被逮捕。而且在此后审判汉奸之时，国民政府并未停止对汉奸的逮捕工作，最终大部分汉奸都未能逃脱法网，汉奸逮捕任务基本完满结束
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民主法制首先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和民主监督权；二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话题。我们讲公平正义，就是要针对当前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三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现代社会的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重要支柱。强调诚信友爱就是要求全社会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四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力是社会前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强化创新意识，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都是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条件支撑。要使社会充分释放活力，必须强调“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五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安定有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秩序。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解决和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都是政法机关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六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平衡，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都是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我认为，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延伸，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和谐。因此，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创建社会和谐。
长征精神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国民旅游素质
近日，中国有关部门出台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提出了一些有关国民在旅游时应该遵守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报道称，出台“指南”和“公约”，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塑造中国公民良好的国际形象.
这几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少数中国公民在旅游时由于种种不文明的举动与行为，受到各方的侧目和批评，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中国人的整体形象。中国人自己都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一些国人的生活陋习与文明和礼仪相去又何其远也。“指南”和“公约”中列举的一些比较典型的、国人又常常会不经意“露一手”的坏习惯，无意中让外国人留下了对中国人的不良印象。
现在中国大陆高层提倡建筑“和谐社会”，是十分及时的。只有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人们才能自觉地讲礼仪，讲文明。而要做好这一点，当政者注重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是一项重要的工程，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这中间包括建立健全的社会体制、用人制度，消灭权钱勾结，缩小贫富差距，等等。让广大的老百姓心中少点“气”，多点心情舒畅，社会就会多点“和谐”。 在这样的社会大氛围中，国民的文明和礼仪更容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行动。
一个国家的强大和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实力上，同时也体现在公民的文明、礼仪程度上。且让世界先从中国公民的旅游文明上看到泱泱中华的大国风范和国民的良好素质吧
大庆建设卫生城市的
通过大庆建设卫生城市,市环境质量和整体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以下十大突破。1、城市规划经专家论证不断修编完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2、街道路桥设施建设取得了惊人变化；3、解决了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问题；4、在污水无害化处理上为我省开辟了先河；5、建设了一批现代化城市形象工程；6、改善了城市饮用水质量；7、生态环保建设取得重大突破；8、结束了黄土见天、绿色草木难活的历史；9、市政工程配套建设和改造上取得可喜成绩；10、老旧城区和结合部改造上取得重大突破。
这次建设主要内容包括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和治制建设，健康教育，市容环境卫生，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等。
估计写他的英雄事迹
死也不倒下 吉鸿昌同志是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他坚决抗日,尽力为党工作,敌人恨他,把他逮捕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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