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哲学观点来解释人与生物圈的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其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话已经成为经典言论，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一体性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是到了近代社会，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增强，往往把自己摆在自然的对立面，宣称要战胜和征服自然。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在恩格斯看来，人不是处于自然的外部，而是自然的产物和组成部分。他讲的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就是指人本身具有作为自然的产物并始终归属于、依存于自然的属性。
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确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体的生命活动始终遵循自然规律。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中，人类形成了超越其他物种的智能，并建立起极其复杂而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虽然人类同其他生物和无生命的物质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特别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人类本身是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而且始终同自然之间保持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没有人类，自然照样存在，即自然不依存于人类；但是人类只有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才能生存，即人类始终依存于自然。
理解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定位。虽然人同其他事物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是人并非生活在自然之外，更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否则就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际上是人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同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诚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改造和利用自然。但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一体性，对自然的任何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自身，所以绝不能把自然当作可以被随意改造的对象。自然的某些部分通过改造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所利用，另一些部分则只有保持原貌，避免被人类改造和破坏，才能为人类所利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范围、方式和程度应当有一种自我约束。
二、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认为，人所以比其他一切生物强，是因为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 （出处同上）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是人类力量的源泉，也是人与其他生物最本质的差别。
从国内流行的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对生产力的定义及解释来看，大都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实，利用自然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不少高等动物甚至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改造自然。例如，水獭筑坝、蜜蜂筑巢，就其客观效果来说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改造。虽然这些动物改造自然的能力无法同人相比，以致被认为完全属于本能，但毕竟也在它们活动的范围内改变了自然的原貌，使之能够更好地为它们所利用。因此，严格地说，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不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差别。只有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才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差别。在原始社会，人们最初只是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利用自然，包括采集野果，围捕猎物等，后来在劳动中逐步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当原始人捡起一块石头打击猎物时，还只是利用自然；当他把石头磨成特定的形状以便更好地使用时，已经改造了自然；至于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动物，则包含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如果原始人停留在只是利用自然的状态，一点都不知道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那么同其他动物就没有本质区别。人所以能够从其他动物中分离出来，就是因为在长期劳动中逐步形成了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能力。在近现代社会，人们认识自然规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步形成了门类繁多的科学技术。只有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才能科学地而不是盲目地改造自然，从而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减少乃至消除浪费和污染。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是注意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近的后果，而对较远的后果缺乏认识；等到这种较远的后果经过积累而变得相当严重时才引起关注，最终造成巨大损失，甚至难以治理和挽回。这个问题在近代社会已经暴露，欧亚一些地方砍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就是如此。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富有远见的关注，告诫人们要学会预见和控制生产行为干预自然所引起的较远的后果。联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重温恩格斯的教诲和告诫，人们应当有所启示和感悟。
三、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
有不少文献引用恩格斯的论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这一著名论断已经成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言论。
现代人为改造自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人类战胜了自然。所谓战胜或胜利，通常是相对于战败或失败而言，既然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不应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为地构造战胜和战败的关系。事实上，人们改造自然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取得的，没有理由说是战胜了自然。何况这些成就往往存在对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最终或多或少招致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当年所分析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和欧洲一些地方破坏自然而遭受报复的情况，同现代社会的情况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由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少数发达国家大量排放各种温室气体和消耗臭氧的化学物质，导致全球温室效应增强和臭氧层破坏，危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通过国际协议来减少温室气体和消耗臭氧物质的排放；一些杀虫剂和化学物质最初被研制成功时曾誉为重大发明，并大量使用，后来才发现最终却会严重危害人自身，不得不禁止使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各种污染物大大超过环境承载限度，不得不投入并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治理污染，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得不偿失；国内一些地方毁林开荒，导致土地荒漠化，最终不得不退耕还林。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所谓自然的报复，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自然是按照客观规律运行，本来不存在什么恩赐和报复。但是因为我们人类宣称要征服和战胜自然，常常违反客观规律，结果遭受损失，在观念中被认为是自然的报复。不论怎样看，人类都需要冷静地反思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自然具有无限的广阔性和复杂性，总是存在未知领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自然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无论古代和现代，人类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最终会自食其果。现代人无需回到过去敬畏自然和盲目崇拜自然的状况，但在自然面前保持谦虚谨慎，虚心向自然学习，在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失为明智的态度。
来源：《学习时报》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哲学理论，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唯物主义的高级形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83页）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按照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促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经细化在人脑中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既唯物地又辩证地解决了人的认识的内容、来源和发展过程的问题。它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反作用，而这种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认识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无限发展的过程。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科学地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本文主要探讨了建国以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历史过程、理论内容、基本特点及存在问题，并对我国今后生物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 ＊ ＊
建国4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的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的考察，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促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历史过程
建国以前，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迄今它已经历了47年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
⑴启动时期（1949—195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科学界、哲学界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开始了生物哲学的研究。1953年，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童弟周发表了《生物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1〕这可能是我国第一篇生物哲学的研究论文。 在这个时期，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进化论与遗传学哲学问题上。由于受苏联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学术界把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判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优生学被当作是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就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一开始就陷入迷途之中。
⑵发展时期（1956—1966）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接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我国生物哲学研究摆脱了李森科主义的精神枷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学者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翻译出版了国外（主要是苏联）的一些生物哲学著作，如诺文斯基主编的《现代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杜布罗赫瓦洛夫的《米丘林学说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等；二是就生物哲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如生物突变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生命的本质特征、人类起源的动力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生物哲学研究还不很全面，不很深入，许多问题并未研究透彻。
⑶偏离时期（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想路线干扰，有的人把哲学与生物学、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偏离科学轨道，再次走入岐途。尽管这一时期也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生物哲学论文，但其内容均较空洞无物，学术价值较低。特别是对西方一些生物科学理论和生物哲学观点，一概采取批评和全盘否定态度，把摩尔根基因学说说成是“彻头彻尾的预成论的翻版”，〔2〕社会生物学被看作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变种，〔3〕甚至达尔文进化论也被批判为“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4 〕这个时期，我国生物哲学研究非但没有向前发展，反而向后倒退了。
⑷鼎盛时期（1978—） 1978年，我国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摆脱了左倾思想的束缚，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又重新步入了科学的轨道。以前被扭曲了的理论又被拨乱反正过来：基因学说被公认为是科学的理论，优生学这个禁区在被禁锢了30年之后得到了开放，社会生物学也得到了重新评价，过去未能进行的研究，在这个时期也都相继开展起来了。此外，在组织方面，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物哲学专业委员会，并于1986、1990年先后两次召开了生物哲学学术讨论会。可以肯定地说，这10多年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发表论著最多，研究领域最广，论文质量较高，各项研究都获得了大丰收。
由上而知，建国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征途坎坷，道路曲折：从50年代全盘吸收苏联生物哲学思想到70年代全盘否定西方生物哲学观点，直到80年代批判地汲取国外生物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开展独立地研究，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风格，从此，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2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
在我国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中，生物哲学研究起步较早。 40多年里，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学者共出版专著15部，译著12部，论文数百篇。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论述了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它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12个方面：
⑴进化论哲学 生物进化论的哲学问题一直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热门与重点。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①关于生物进化的机制与动力问题；②关于生物进化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③关于中性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关系问题；④关于突变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应该说，在生物哲学研究中，进化论哲学问题研究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⑵生命哲学 什么是生命？生命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历来引人入胜，争议颇大。我国学者在恩格斯生命科学思想指导下，对生命的定义及本质特征进行了认真探讨，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生命的本质特征是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自我完成运动方式；〔5 〕有学者认为生命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调节和对体内外环境有选择性的反应；〔6 〕有学者认为生命本质上是一个把低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高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并排出体外的循环反馈系统。〔7 〕这些论述既继承了恩格斯的生命科学思想，同时又根据现代科学技术成就有所创新与发展。
⑶细胞学哲学 70年代前，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很深入，只是停留在阐述细胞学说的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意义，实质上并未超越恩格斯。80年代后，学者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很有意义的工作。一是汪德耀探讨了细胞分裂的辩证法，说明了细胞分裂本质上是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细胞核分裂过程。〔8 〕二是关于细胞重建的哲学思考。80年代初贝时璋领导的研究小组提出这个问题后，胡文耕从哲学上探讨了细胞重建工作的可能性问题。〔9〕
⑷遗传学哲学 遗传学哲学问题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但我国学者研究比较透彻且富有成效的当属遗传物质认识论问题。胡文耕阐述了从孟德尔因子到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人们关于遗传物质的认识史。〔10〕吴乃虎进一步探讨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建立后， 人们对遗传物质——基因认识的新进展。〔11〕胡、吴的研究珠璧联合，勾画出一幅人类认识遗传物质的历史画图，说明了人类对遗传物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
⑸脑科学哲学 20世纪50年代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哲学问题，我国学者对此作了初步探索。朱长超根据现代脑科学的研究成果，阐发了大脑中的定（位）与变（化）、分（工）与（整）合、大与小的辩证法。〔12〕傅世侠对爱克尔斯的脑意识相互作用论进行了辩证分析。〔13〕晓新探讨了脑区定位与整合功能的辩证关系。〔14〕胡恩厚提出了半脑人的发现向裂脑人的“双势理论”的挑战问题，认为必须进一步探索人脑的机能与意识的关系。〔15〕
⑹生态哲学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基本属于大生物学范畴。所以国际学术界将生态哲学归属生物学哲学问题是不无道理的。在我国，关于生态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近几年，我国学者探讨的生态哲学问题主要有：①关于生态环境意识问题，强调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②关于生态伦理问题，即将人类的伦理道德推广到整个自然界。③关于生态价值问题，即主张生态价值是由真善美组成的。〔16〕目前，我国生态哲学研究正方兴未艾。
⑺生物学方法论 这是生物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学者主要探讨了以下3个类型的方法论问题。一是关于生物学研究方法概论。 叶峻分析了近现代生物学研究采用的诸种方法，说明了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必然导致生物学的发展与突破。〔17〕二是关于生物学家研究方法的探索。李难对孟德尔杂交实验方法、吴晓江对摩尔根创立基因论的方法论模式、张春美对德弗里斯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定律的溯因推理方法、郑经炜对沃森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方法， 都给予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18—21〕三是关于生物数学方法的研究，主要有生物统计和生物数学模型二个方面。我国学者重点探讨了生物数学模型的类别及其方法论意义。〔22—23〕
⑻生物全息律与唯物辩证法 1980年，我国学者张颖清首次提出生物全息律之后，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有学者评价它是继孟德尔遗传学、达尔文进化论和细胞学说之后，生物学又一重大发现。〔24〕肖效武认为，生物全息律从一个多细胞体的结构与功能方面论证了唯物辩证法。〔25〕卢继传、叶永在认为，生物全息律从新的角度揭示了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应予肯定。但对张颖清以此为根据而建立的“全息胚学说”提出质疑和批评。〔26〕目前，对生物全息律哲学问题争议较大，仍在进一步探索之中。
⑼生物学还原论与自主论 20世纪50年代分子生物学诞生后，还原论问题又重新被人提起，并成为生物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钱学森主张生物学无自己特有的规律，它本质上可还原为物理学。〔27〕董国安认为，生物学与物理学在研究对象、实验方法、解释方式及研究战略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人们没有理由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28〕王全志提出要把本体论的还原论与方法论的还原论区别开来，认为还原方法是可取的，但绝对的还原论是错误的。〔29〕
⑽人类起源理论新探索 5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恩格斯提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论断展开过讨论，但认识未能达成统一。80年代，张秉伦、卢勋旧事重提，再次对“劳动创造人论”提出质疑。〔30〕张文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并展开了讨论。赵寿元、朱长超、郭华庆等人提出，劳动并非创造了人，而是选择了人。〔31—33〕许志远提出“劳动创造‘智人’论”。〔34〕张培炎则坚持恩格斯的论断是科学的、不容否认的。〔35〕目前，这两种观点在学术界同时并存，尚未达成共识。
⑾社会生物学 70年代，社会生物学在我国被批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活和唯心主义思潮。80年代初，黄友谋率先提出应当重新评价社会生物学。〔36〕之后，我国掀起了一股社会生物学研究热。李昆峰编译出版了威尔逊的经典之作《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朱长超、张青棋、卢启文等人撰文指出，对社会生物学应当一分为二地评价。社会生物学将生物学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有其局限性，但它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因此，社会生物学的错误并不在于它主张生物学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互通性，而在于它过份夸大了生物学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37—39〕总的来说，我国学术界对社会生物学的评价基本达到了统一。
⑿生物学家评传 生物学家评传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生物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8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加大了生物学家评传研究工作的力度，编辑出版了多部古今中外著名生物学家传记，其中以卢良恕主编的《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传记》和谈家桢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家传记》见长。这些评传不仅介绍了著名生物学家的生平、“冠军”记录和科学业绩，而且还十分注重阐发他们的科学思想、科学研究方法和哲学观点，对后辈学者从事生物学研究具有启迪作用。
应当指出，上述12个方面问题并非将建国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包括无遗。还有一些问题，如生物复杂性、生物社会学问题，虽然也有所涉猎，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显得不足，所以我们在此未作讨论。
3、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生物哲学是介于生物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单一的知识结构是无法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我国学术界遵照列宁关于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广泛结成联盟的号召，形成了一支由生物学家、生物学史工作者和哲学家及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突出体现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⑴著名科学家率先垂范，积极参与生物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关于生物哲学的研究被看作是生物学界本身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一些著名生物学家舍得花时间从事生物哲学的研究，撰写有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在老一辈科学家中，童第周是最早进行生物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实验胚胎学中细胞分化与胚胎发育的核质关系，提出了细胞质在动物胚胎发育中控制细胞核的崭新见解，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40〕这一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科学依据。遗传学家方宗熙对进化论哲学颇有研究，生前发表过不少研究论著。其中《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的辩证法，是7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41〕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也长期悉心研究生物哲学问题。他积几十年教学与科研的心得体会，广采博引古今中外的生物学史料和当代生物学的新成就，写成了《生物哲学》一书，对一些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哲学考察。〔42〕植物分类学家陈世骧以进化论和分类学哲学问题研究见长。他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的大视野对物种概念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新概念，把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达尔文的“物种可变论”统一了起来。〔43〕这个观点提出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当然，我国热心于生物哲学研究的生物学家远不止上述这么多。像遗传学家谈家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沈淑敏、生态学家马世骏等对有关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生物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也对生物哲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直接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丁达夫专门探讨了生物学的自主论与还原论问题。他们认为，与已知的物理学规律相比较，生物规律处于更高级的层次。所以绝对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44〕这是物理学家对生物学还原论问题的精彩论述，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大为增色。
⑵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力军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人员主要来自社科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哲学素质和较扎实的生物学功底，所以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由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并完成的。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第一部理论专著《达尔文学说与哲学》就是由哲学家舒炜光撰写的。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作了全面分析与探索，是5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45 〕哲学家胡文耕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他在不同时期发表过多部（篇）生物哲学论著，可视作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新作《信息、脑与意识》一书对心身问题、脑与意识的复杂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讨论，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46〕哲学家邱仁宗主要致力于生命伦理与道德的研究，他的《生命伦理学》一书论述了有关生殖技术的伦理及安乐死问题，填补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47〕哲学家余谋昌在生态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是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撰写的《生态学哲学》一书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哲学反思，发人深省。〔48〕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哲学家王志康在进化论哲学研究方独树一帜。他在《突变与进化》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突变概念的演变及其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9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49〕由于上述这些研究者同时兼有生物学与哲学理论知识，因此，他们所探讨的问题都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而并非一些零散的、直感的哲理性体会。
⑶生物学史是生物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生物学史工作者十分关注和投身于生物哲学的研究，他们在生物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常常深入探索某个案例而阐发其中的哲学问题，这样他们既为相关方面的生物学史行家，又较好地解决了所探讨的生物哲学问题。例如，李佩珊对遗传学史及其哲学问题，潘承湘对细胞学说史及其哲学问题，张秉伦对人类进化史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属此例。另一方面，我们许多生物哲学研究者也都是生物学史研究的活跃分子，他们把生物学史与生物哲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生物学史个案研究来拓展、深化生物哲学的研究。例如卢继传、傅杰青都是这样的“两栖”学者，他们的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4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存在问题与建议
勿容置疑，建国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对我国生物学与哲学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与化学哲学、地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笔者以为，需要深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我国目前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分散的、单打一的方式，研究者各自为阵，缺乏组织与协调。所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缺乏计划性、系统性，至今没有撰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生物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该做好组织与引导工作，尽快撰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生物哲学论著，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跃入一个新台阶。
第二、我国生物哲学研究涉猎领域虽然比较广泛，但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如生物学（生物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国际学术界已经将生物社会学问题作为生物哲学研究的重点，它体现了当代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与发展趋势。开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学术界应及时地调整研究方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我国生物哲学研究队伍实现了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但这支队伍目前主要依托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尚未形成中坚力量，从长远来看显得后备力量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加快中青年生物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建立起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使之担当起走向21世纪的历史重任。
第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应加快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研究成果上互通信息，在学术思想上交融互补。要尽快加入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组织（ISHPSSB），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哲学界的学术活动， 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走向世界。
目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生物哲学研究者感到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争取在未来的几年里，使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与突破，为胜利跨入21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
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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