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半坡文化龙山文化等不算？

原因如下：

1、“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形态的描述。按照马恩学说的理论，文明起源问题就是阶级和国家起源问题。

“文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人的角度来说，是在较为广泛的区域内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共同体存在权力中心和等级分化，人们遵从这个共同体确定的各种社会秩序，并能够被共同体组织起来实现协作。

总而言之，“文明”是个人类学概念，用来描述人类第一个超越血缘等级而由社会等级组织起来的社会。

2、但是由于材料的缺乏，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面貌是很难的事情。考古学家往往（并不是全部）认为“文明”这种社会形态，可以通过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遗迹和遗物反映出来，所以考古学家柴尔德和曼塞尔提出了一个人类早期文明的12项标准。

但是这12点是基于欧美学者在从两河、埃及两个早期文明社会的考察中总结出来的。

随着对美洲、东亚、非洲早期文明研究的进展，我们发现，有些社会明显已经步入文明阶段，却并不完全具备以上12点标准，于是对这12点标准产生了怀疑，认为这里面其中一项或者几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早期文明。

3、就中国而言，基于考古实际发现和对柴尔德和曼塞尔标准的借鉴和反思，一些学者提出了适合于中国的文明标准，譬如张光直所提出的“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点标准与夏鼐先生提出的“文字、都市、青铜器”三点标准。

而从另一方面，由于文明和国家的高度同构，中国学者开始引入美国人类学的成果来解释文明起源问题，特别是塞维斯的 “群队→部落→酋邦→国家” 社会进化理论。由于国家的出现即是文明的诞生，那么文明起源问题就可以具体化为如何从酋邦演化为国家的问题。

西方学术界中“酋邦”概念本身含义繁复并无定论。

大体而言，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五点：规模比部落大；社会已经出现“分层现象”；  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水平较部落社会为高，开始有“集约化”的因素；出现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以酋长作为权力结构中心；作为联合体成员的部落可以不具有血缘联系。

4、但是列表式的标准是否能回应文明定义的初心？从目前看也是存在疑问的。一些学者认为原始国家的特点在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中很难直接得到印证，目前的考古学理论和人类学理论都还解释不清文明起源的机制，应该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才认识。

而目前考古学家的共识是——即在新石器时代最后的 500 年期间，长江、黄河、西辽河流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乃至导致暴力冲突明显的时代特征。在这个被称为“龙山时代” 的阶段中，可能是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时间点。

同时，各地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与研究者固有的、所谓的，平等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认识迥然不同，如何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对于所有的学者而言都是新的挑战。

至上世纪末，基本考古材料给国家起源研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伴随着区系类型理论在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少数考古学家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模式是否经历了其他文明起源的道路，换言之，中国文明研究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古代文明发展阶段的研究理论、模型甚至术语。

这种思考影响下的“多线进化论”从 1996 年前后开始，在新世纪逐步由考古学界扩展到整个中国学术界。

第二，从进入文明或国家阶段与否的“定性研究”，转入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探讨。

换言之，即开始思考在物质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物化形态背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如何，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样态与运行机制究竟如何，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是否走过了相似或相同的道路，不同地区的社会演进是否是基本同步的。

第三，中国古代文明、国家起源与文献记载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契合。——常怀颖·《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家起源研究述评》

5、而“上下五千年文明”，则是在常识领域构建起来的一种口号或者标语性质的表达，其含义在于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和延续性，而五千年也是一个约数并非一个实数。

从一般常识性的观点来说，二里头文化由于已经和周边的聚落形成了至少三级中心的组织形式，出现了青铜礼器、王宫遗址等而基本上被确实为文明社会，而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这三个前龙山文化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在社会的复杂承程度上还不足以进入文明社会，而随着几年来对良渚文化研究取得进展，考古学家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巨大公共工程——水坝之后 ，已经对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阶段产生了热议。

而龙山文化末段的陶寺遗址是否进入文明阶段，则同样是热点问题之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和争论。

研究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任重而道远。

距今4200年的舜帝，是集三皇五帝文化之大成者。《尚书》曰：“德自舜明”。舜帝身体力行创造的道德文化，涵盖了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中“孝文化”、“德文化”、“和文化”所涉及的内容。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的灵魂，承载着民族的精神，推动着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当我们对孔子所创造的儒文化由春秋到战国、经秦汉、过隋唐、达宋明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过程津津乐道的时候，是否思考过“子曰：‘吾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窃比之于老彭’”所表达的语境？

当我们津津乐道孔子言必称尧舜、孟子断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期待“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候，是否产生过探求尧舜思想与文化的冲动？当我们咀咒西方文化入侵而导致国人价值观蜕变、企求到民族文化中寻找解码的时候，是否有过儒家文化为什么会一度消亡的思考？

当我们陷入社会的浮躁、焦虑、迷惘之中的时候，是否想过到中华始祖所创造的原生态道德文化中求索遨游？

当我们质疑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惟有中国历史纪年远不及人的时候，是否对中国史学界曾经的“疑古派”的误导有过记恨？是否对上古历史研究的滞后有过涉及良心与良知的追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国人“唱”过了若干年，然而，历史却停滞得将西周以往的历史当作海市蜃楼，久久地束之高阁，虽说明知传说时代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没有历史，但是没有人去追究与较真。

当今文物考古以及断代史研究成果，已经把中华民族纪年上推到了公元前2070年。上古远古历史的研究成果，真真事实地向时代揭示：中华文明有血有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千年乃至1万年 。

我们研究舜文化，是为了葛清舜帝与孔子两个不同时代的圣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的侧重点；是为了梳理道德文化的源与流。

我们传承和传播舜文化，是为了让散居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中华民族子孙，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为了实现中国梦中之文化复兴；是为了因为有共同的人文始祖而凝聚起民族的情感，实现思想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