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为什么第一章是以饮食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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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自序第一章 以饮食为证第二章 以用钱为证第三章 以作文为证第四章 以七事为证第五章 知行总论第六章 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 有志竟成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纽约英文版自序中文版序篇首第一计划第二计划第三计划第四计划第五计划第六计划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序卷一 结会卷二 动议卷三 修正案卷四 动议之顺序卷五 权宜及秩序问题

孙文学说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妥协，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和发动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于1918年写成《孙文学说》，即巨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中山一生著述颇丰，而哲学专著只有《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


《孙文学说》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认为自然界和人类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认为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物质进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概念当作西方19世纪自然科学界提出的物质性的"以太"的译名，认为物质进化是由于以太运动而产生电子，而形成元素，而聚为物质，而形成地球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种看法坚持了宇宙本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又超出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物种进化"是指生物进化的阶段。孙中山把细胞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即"生元"发展而来的，按其所固有的变化能力和进化规律，经过物种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陈代谢，不断由简而繁地发展。这种对生物发生和发展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观点。


为解释精神意识的来源问题，孙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认为生元是有"知觉灵明"的，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具有的知觉和思想归结为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人类进化"是指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的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痛苦，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对把"物竞天择"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作用。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是"互助"，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孙文学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这也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党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颓，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因而引起革命队伍分化。这些人的理论依据便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理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百般抵制孙中山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保皇党人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反对革命。可见这种学说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分子用以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原意是"知"并不难，问题的关键是把"知"见诸"行"，知之是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祸害，是在知先行后的前提下强调知行一致，反对知行分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难"的思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教条，成为保守、盲从、因循守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祸害就是这种思想及其与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这种思想的流弊是：因为"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后行，但一遇困难，就不去求知了；因为"行难"，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就无可为者了。结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动。因而当务之急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搞好革命党的"心理建设"即思想建设问题。


为了论证"知难行易"说，《孙文学说》把"行"即实践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提出"行先知后"说，强调知来源于行，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书中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等十事来证明行先知后的思想，证明获得真知需要一个艰难的行的历程，行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在行和知的关系上，行是占头等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知是由行派生的。《孙文学说》中的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行则已初步包括人类的广泛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虽然仍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有原则区别。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行学说较之古代的知行学说，有着崭新的内容和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行先知后"的思想是一种主观能动性质的反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从超阶级的进化论出发，从认识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英雄豪杰，是支配者；后知后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助手；不知不觉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指导下，才能奋起"竭力乐成"。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观的表现，由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所以必然无法在知行观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


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文学说》正确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认为人类在"行"中获得科学知识，再把"知"用诸"行"，推进"行"的发展。在"行"的基础上，人的知识随着宇宙的发展而发展，宇宙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因而人的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知和行就是这样相生相长永不停息的。


《孙文学说》把人类的知行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时期，行而后知时期，知而后行时期。这样就把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含有机械形而上学的因素。但这三个时期是与人类进化三时期：由草昧进文明，由文明再进文明，进而达到科学昌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具体论证这个命题时，也兼顾了各个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并非只有行而无知，或只有知而无行，而是知和行都进化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证明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此，这一理论中包含有合理的内核。


孙中山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力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主张"知难行易"，要人们敢于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这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知难行易"的知行观的提出，展开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指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看，知和行的关系不是用难易所能衡量和说明的，因而用"知难行易"来解释知行关系并不是很科学的。


《孙文学说》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孙中山当时所论证的仍然没有超出旧三民主义的范畴，但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新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各地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使孙中山立即着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希望彻底破灭。1913年以后，他不得不集中精力从事讨袁、“护国”、“护法”等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但与此同时，他也“时时研究建设”，积极构思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设想。其最终体现，便是由《孙文学说》、《实
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篇文章组成的宏伟蓝图———《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原拟包括卷一“行易知难”、卷二“三民主义”和卷三“五权宪法”，但后两卷未能完成，仅卷一部分于1919年春夏间出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实业计划》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chian”，发表于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出版于1917年，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
　　关于现代化事业的《建国方略》，为何要从“心理建设”、论证“知难行易”的哲学认识论讲起呢？原因在于孙中山相信，“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国人的心理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不赞成简单理解和实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格言，也明确反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他指出：“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于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他援引生活中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的实例和《孟子·尽心》的说法，论证了“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人心，莫不皆然也”。
　　数千年来，“知易行难”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到近代已成为推行现代化的重要阻碍。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孙中山认为“夫中国之近代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也。”他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积极主张“知难行易”说，本意并非要在知行关系的哲理探讨方面有所作为。实际上，他的有关论述并不严密周全，从学术意义上分析，也并无特别之处。重要的是孙中山想通过鼓吹“知难行易”说，从解放思想入手，动员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现代化建设。“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立足于解放思想，孙中山强调，勇于探索，敢于冒险，是推进国家现代化所必须的心理准备。为此，他特别批评国人的保守心理：“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这些批评，不仅在当时切中时弊，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不失为思想解放的先声。
　　《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无疑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纲领。它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运输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对此，他解释道：“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积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关于发展经济和实业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他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立占有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主张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并为之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例如要改革税制，统一货币，排除各级官吏的种种压制等等。这些设想，对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金短缺且现代产业基础十分薄弱、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又极不平衡的中国，显然是非常适宜的。
　　但是，《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也有一个重大的根本性失误，这就是关于现代化建设所需巨额资金及技术力量主要来源的设想。按孙中山的计划，如此庞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人力，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国际援助。他的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各国经济破败，大批军工企业面临转产，“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各国欲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原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计划”）提出“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他甚至一厢情愿地设想了实行这一计划的三个步骤：（一）准备投资于中国的各国政府，共同行动，统一政策，组成一国际团，以便开展工作；（二）设法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使其热心配合；（三 与中国政府正式谈判，签定协议，实施计划。当然，孙中山也考虑到要逐渐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掌管这些新建的事业。他说：“关于事业之建设运用，其在母财、子利尚未完付期前，应由中华民国国家所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而其条件，必须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及乎本利偿清之后，中华民族政府对于所雇外人当可随意用舍矣。”此时的孙中山，尚未认清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是不会真心诚意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像中国这样一个数万万人口的大国，不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点，而主要依赖国际援助，要想实现现代化的经济腾飞，是不可能的。由此而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虽然气魄宏伟，但其可行性基础却异常薄弱，无法付诸实施。
　　尽管如此，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占有重要的思想地位。他所提出的若干设想（例如建设西北、西南铁路网，在沿海地区大力兴建港口等），今天有的已经成为现实，有的正在加紧建设。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华民族，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一方面积极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利用外才”，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更高的认识水平上，创造性地“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将孙中山的伟大理想，变为中国大地上日新月异的生动现实。
　　《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主要论述民权问题，旨在纠正中国社会“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的弊病。孙中山认为，这正是“至大至优”的中华民族“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国家”的根本原因。为此，孙中山不遗余力地倡导民权，以期激发国民的主人翁精神，最终实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民主政治。
　　中国拥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数亿人口，又有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推行民主政治，困难重重。孙中山认为,所谓民权就是“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他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四大民权的实现，必须从最基本的技术操作层面入手，将民主政治具体化为集会、结社、议事方式的训练，即“民权初步”。孙中山对此非常重视，“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在《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中，孙中山不厌其烦地详论集会、结社、议事、动议、讨论、选举、表决、计票、维持会议秩序、制定社团章程、明确个人权利义务等等琐碎的操作细则，绝非将民主问题简单化，庸俗化，而是依据“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原则，将民主政治理论，落实为一般民众人人都能掌握的普通常识与行为规范。他认为，民主政治体制的“议事之学”，好比“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孙中山希望家族、学校、农团、工党、商会、公司、国会、省会、县会“皆当以此为法则”，由此养成国民的民权意识，“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
　　显然，孙中山所论“民权初步”，只是涉及民主社会建设的纯粹技术性环节，看起来似乎意旨平淡，未及“大道”。但是，程序民主是实体民主的前提与基础。特别是在人口众多且平均文化程度不高、民主意识淡漠的中国，对民众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正是建设民主社会必须的基础性工作，意义不可小觑。联系到目前中国基层政治民主建设中的艰难与困惑，我们更能体会到当年孙中山的苦心和先见之明。简言之，将国民民主政治意识的养成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是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的精华之一。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未能在这些方面取得显著成功，但他在《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中提出的思路，却不愧为先行者的光辉思想，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建国方略》第一章以饮食为证，是为了高度评价我国的饮食文化。孙中山先生在该章节中，阐述了几个观点：
首先，他肯定了中餐在世界上的地位，认为中国的饮食文化是文明各国所不及的。他强调了中国的烹调技艺和味觉审美，认为中国的烹调技艺是中国文明进化深化的表现之一。
其次，他提出了味觉也属于审美的观点。在美学体系中，通常只关注视觉和听觉，但孙中山先生认为，味觉同样是一种审美方式，这表明他对饮食文化的重视和欣赏。
最后，他指出了全面认知饮食的艰难性。尽管饮食是寻常容易之事，但真正能够全面了解其底蕴的人却不多。这一观点表明，孙中山先生认为对饮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应该是深入、全面的，而非表面的、片面的。
综上所述，《建国方略》第一章以饮食为证，表达了孙中山先生对我国饮食文化的肯定和重视，同时也揭示了他对饮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章节对于研究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自序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
　　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如是则以后之建设责任，非革命党所得而专也。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
　　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观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躇踌审顾者，则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时民国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孙文自序于上海

民以食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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