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原作小说中，张无忌本来是个什么个性的

金庸小说中张无忌在书中和电视中的形象有什么区别~

书中的张无忌心地善良，性格中和，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总是容易上当受骗，而且做事缺乏决断，爱拖泥带水。张无忌明显缺乏领袖气质，虽然被推向了明教教主的高位，最后也不得不辞职不干，实在心灰意冷了，这样的人平凡气多于英雄气。
苏有朋版的，我没仔细看，因为我始终觉得苏有朋没有很好地表现出张无忌做事缺乏决断，爱拖泥带水，缺乏领袖气质等等缺点。我记得金庸说过，所有主人公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张无忌，而《倚天屠龙记》里的女孩子他最喜欢的则是小昭。
马景涛版的我比较喜欢，他演的比较像书中的张无忌，而且配乐也都很不错（虽然大部分是选自别的电影）。但是马景涛版到了后面就不好看了，这好像是杨佩佩的电视剧的一个通病，都是越往后越不好看。

1.以“儒”为主的童年教育
　　张无忌从一出生开始，就有了双重的基因，父亲是名满天下的张五侠，典型的正派人士，侠义人物，武林泰斗张三丰的亲传得意弟子，是令天下恶人闻名丧胆的大英雄，他深受武当一派的教育，道家文化的熏陶，却苦苦不能超脱，为世俗所羁，这一点连张三丰也不否认，认为他地于死板，不知变通。张翠山古道热肠，手足情深，他不是一个正宗的道家人物，而是儒家思想占主流的世俗之侠，他重声名，在都大锦一家被害后，急急追寻凶手，只为澄清事实，恢复清誉，惧怕与殷素素交往（尽管内心十分希望与她交往）。看见殷素素是女儿身后不敢登舟，为的还是武当张五侠的名声。他手足情深，为找出伤害俞岱岩的凶手而四处奔波，大肆寻分。他外号“铁钩银划”，一“钩”一“划”更主要是指书法而不是单纯的兵器。可见他是儒家思想占主流，而母亲则是一个工于心计，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令天下英雄头痛不已的“妖女”。更是正派人士视之如洪水猛兽的魔教——天鹰教教主之女，紫微堂的堂堂主。这样的父母的基因，对于张无忌没有太多的遗传，有的仅仅是张五侠的侠义之风和殷素素的一点小聪明。张无忌的童年是平静而祥和的，一个侠义的父亲，聪明而变得十分善良的母亲，再加上一个博学多才，大名鼎鼎的金毛狮王，这个豪放粗犷重义的“性压抑者”。一个内心充满仇恨，人性并未泯灭的义父。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冰火岛；童年的教育自然就是这三个人的教育与行为示范，相互间自然充满了仁爱、关怀、互谅。父亲除了江湖大义恐怕不会讲过多的东西，母亲自从生下地以后，连鸡也不忍心杀，充满了慈爱。自不会再教他害人之法，至多也就是教他如何提防。义父对他，更是慈爱有加。只有当他离冰火岛，双亲逝去，义父远离之后，才领略到人世的险恶。
　　正因如此，他童年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教育。父亲、义父都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的人物。他们都持儒家思想，张翠山前面已分析过，而谢逊则是精通易理学说，熟悉读诗书。二人都主张为亲友复仇，这是符合儒家的主张的。《礼记·檀弓》记载：“子夏问于子曰：‘君父母之私，如之何？’孔子曰：‘寝苫，忱干、不仕，弗与天下共也’。遇诸市朝，不瓜兵而斗”【6】《大戴·私记·曾子制言》中也记载： “父母之仇，与不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同，朋友之分，不与聚乡，族人之分，不也聚邻”【7】据此可窥见张翠山、谢逊确实是儒家思想占主流的人物，(谢逊皈依佛教是后来的事)，二人都讲仁义、有侠的特征。出于对儒家思想的偏爱，金庸笔下之侠与儒家的“君子”是有许多重合性的，这与国人的心目中的“侠”的观念也是相一致的。
　　2.“侠”与“君子”
　　什么是侠？韩非子认为“侠以武犯禁”，【8】又认为“人臣肆意陈欲曰侠”。【9】可见韩非子认为侠是有武技，无视法纪或肆意妄为者。司马迁认为“侠”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10】，这与李德裕的“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是一致的。都突出了“侠”的义。董乃斌认为：“侠是社会舆论根据某些人行为的特征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11】这些人的行为特征是最主要的就是“义”。讲仁义、讲信义。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给侠界定一行为范畴。侠应该急公好义、有正义感、轻财重义、重诺重德、勇于与恶势力斗争，有强烈的“利他性”和为人原则，又能凭借一定的本领来维护这种行为。这种评判侠的标准无疑是以“义”为第一要义的。这与儒家思想又是极其相符的。儒家提倡重义而轻利，什么是儒？孔子曰“仁，孟子曰：“义”。孔子提出“君子以为上”【1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3】可见，在儒家思想当中，君子的品德是近乎于侠的，君子重信、讲义、重勇，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要见得思义、见危受命”【14】“见义无为，无勇也。”【15】因此君子要见义而为，要勇于为义而战。侠作为讲义、重义、伸张义、维护义的人，要以“义”为中心，张无忌要为侠，自然离不开义，他赴大都救六大派掌门人，为的是江湖大义，弃父母之仇于不报，其中也有顾全江湖大义的成分。可见，张无忌这个“侠”，具备了儒家君子的不少特征。他轻利，不与汝阳五为代表的朝廷合作，尽管这有可能让他失去最爱的赵敏(当时他并未发现最爱的是赵敏)。他威武不屈，重义，许多人的威逼利诱都未让他吐露义父所在。他“见危授命”救明教于倾覆之刻，任明教教主。
　　正因“侠”与“君子”的诸多重合性，导致了国人对于“侠”的崇拜。不少人更做起了“侠客梦”。这是一处儒家文人对于理想人格的崇拜与追求。是一种追求“君子”人格的异径。也是“侠”为什么受欢迎的根源。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民族，儒家思想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大家都企盼着“侠”义之士出来树立典范，维护“君子”人格。现实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常会让廉恭的文人束手无策，对“侠”的期待心理就更为强烈，甚至幻想自己已组成“侠”。畅意地维护着儒家思想主张。正因金庸自己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笔下的人物也就更丛“君子”要求，只不过有了高超的武技，更有利于行使自己的“份内之责”。宏扬君子品质，这样的侠也就更符合大众的期待。因而郭靖才会成了“侠之在者”，“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而张无忌虽不是“侠之大者”，却也从未放弃对义的追求，他与常遇春同卧室外，以示共患难重朋友之义，救六大派掌门人，任明教教主，顾江湖大义，以弱小之躯送杨不悔到昆仑山坐忘峰，顾“己诺必成”之信义。对于周芷若的伤害一再想恕，也有重“汉水喂饭”这恩义的成分，不过这样对一个美貌子的小恩小惠，一再报签个没完没了，就有好色之嫌了。
　　过份地重义，难免要伤害到他人的利益或团体的利益。人们生活于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免不了会发生矛盾。各人自有朋友、亲人，倘若为了朋友、亲人之义，难免会伤害他人，乃至与自己毫不相干之人。鲜于通恶纲满盈，但也有亲信门人，这些人如果也为师长之义而缠上张无忌，岂不麻烦，谢逊更是仇家满天下。张无忌要顾“亲人之义”，而这些人要讲“知己之义”，冲突岂不来了？但张无忌已不是只讲“义”的人了，他的主流思想已经是非儒而佛了。
　　3.“利他”与“仕进”的冲突 苏有朋版张无忌
　　应该说，张无忌最大的特征不在“义”而在“宽容”、“慈悲”和性格的“多重”。这所以要分析“义”，是因为他作为“侠”，离不开“义”。而这与他性格的“多重”又是密切联系的。张无忌的出场，不同于金庸笔下的其他诸侠，他有更多的责任，他要化解六大派与明教的急端，化解谢逊和江湖中众多人物的恩怨，团结天下英雄反抗元朝。这些任务无一不是艰巨的，并不是凭高强的武功就可以完成的。并不是只凭“侠风义举”、“君子人格”就可以完成的，金庸大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而通俗小说又不必深究我少思想的高度，就让张无忌什么思想都有一点，什么思想都可能闪现，把自己多元的文化思想放入张无忌的行囊之中，让他要什么思想就拿出什么思想，很好地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这还不够，还得用点常用的方法，让一个在他采用“邪恶”手段对付邪恶之人的人站在他周围，来使用正统侠士不能采用的许多手段，以补行为受限之不足，正如黄蓉之于郭靖，赵敏出现了。而金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绝不会像许多一般的武侠作者一样，让赵敏和张无忌青梅竹马。他看到了一个变化，一个善与恶和周芷若的外善内恶。从而让情节更曲折，更有吸引力，而且作品也更具哲理性。金庸对于各家思想均有所涉猎，表现在他作品中主要是儒、道、佛三家思想。金庸自己也说在创作时力图避免重复人物形象，因而他遵循一条儒—道—佛的创作路线，分别以这三家思想为指导，综观其作品就不难发现，《射雕英雄传》以前为儒，《倚天屠龙记》以后为佛，到了《鹿鼎记》时业已返朴归真，因而他停笔不写了。《倚天屠龙记》是正处于道—佛的转型的作品。三家思想并存。从而导致了张无忌性格的多重性与矛盾性。
　　前面已分析了张无忌的儒家的“君子”人格，而这种人格，在实际有不少缺陷，过于“正大光明”。会限制许多的行动，尤其是对张无忌而言，他要完成他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张无忌与张翠山是一致的，二人都要当正派侠士，而又不能采取任何有违侠义之道的手段。于是只好让殷素素和赵敏来替他们摆脱这种束缚。张翠山在和谢逊比掌时甚至在心里说：“立什么鬼誓，快发银针！快发银针！”【16】张无忌在对付陈友谅之流时何尝又少得了赵敏？郭靖在指挥蒙古兵作战时也得依靠黄蓉。其实这正说明了儒侠内心的矛盾。他们内心是有这样的需要，却又不能自己来做，只好让别人替他们做了。不同的是杨过自己来做了，因为他以道家的思想为主流，率性而为。正如周伯通般敢于表现真我。韦小宝也自己做了。张无忌不能抛“君子”人格于不顾，还得遵守，而且就是赵敏帮他实现这一愿望，也还不行，他还得有更复杂的思想，因为他要做更多的事。他的事绝不只是个人的恩怨。
　　张无忌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过人的胸怀与宽容，他一开始就超脱了，他慈悲，有十分强烈的佛家的“利他性”。当在冰火岛谢逊讲述家庭惨变之时，他说的是“他……他还能活吗？”【17】与张三丰下山求医时首先想到的是俞岱岩的伤势，就连张三丰也暗自赞叹，被周芷若刺中后也替周芷若开脱罪责，认为是周芷若被逼无奈。这需要何等的胸襟。他处处为人设卢，就连比武也怕伤了别人的颜面。他学得了无双的医术，替人解除病痛。佛教提倡道德实践，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提出要广修四摄、……其中第一项是广行布施……三是无畏施，对结冤者进行调解，对受灾病者解救其危难等等。第二项应做之事是利行，主张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热心帮助别人，为别人办好事、办实事……”【18】张无忌的一切行为都在围绕这一教义而展开。他做大善之事，为大义而忘私仇，不惜违背儒家“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主张，不但放弃了亲仇，甚至为仇人做事，远赴大都救他们，只为“武林一脉”，为的是顾全江湖大义，反元大计。救万民于水火，他为救明教教众，独自一人迎战六大派高手，为阻止纷争，竭力解决了明教与六大派的恩怨，或施恩，或阻止。他固然顾全了大义，但他不愿伤害别人，一味宽容的思想，却又让他显得十分无奈与软弱。对于爱情他束手无策，始终惧怕伤害到其他人而不敢对任何一个女性吐露衷情。对殷离所讲的只是为了安慰殷离，对周芷若讲情话是在误认为赵敏杀殷离夺宝刀而且谢逊给二人订婚之后。直到周芷若一再相逼之后才说出最爱的是赵敏。他的这种宽容，仁慈让他显得软弱而无奈，他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只会是“爱的问题只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爱的问题”【19】。他要保持“君子”人格，又要处处为人设想，注重“慈悲”、“宽容”。而又不能像张三丰一样抛开儿女私情。自然就要产生冲突与无奈了。这种冲突还表现在他的事业上，而且这种冲突更明显。他要行大善。培根认为“善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20】这与佛教教义是相符的，具体到书中就是要率领江湖豪杰，推翻元朝的统治，也就是儒家的“仕进”思想。这一点也符合道家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启示，即“替天行道。”这就使他陷入维谷之中，要率人起义，杀人流血，这与“慈悲有所冲突。一方面“君子”人格，“侠者之风”决定了他不能讲阴险、用诡计，这与成帝王者是冲突的，所以他只好大干一场后，被逼悄然隐退了，他的“侠者之风”，为侠这本的种种限制，压得他十分无奈，尤其是险恶、阴谋之前常常饱受伤害，这才使他有时也就试图通过道家思想来解脱，因而有时也会崇尚自然，怀念冰火岛的生活，习成九阳神功后不愿离开深谷。不过这样道家思想的闪现只是短暂。他还是得出来行“无畏施”与“利行”。
　　金庸尽管对于每一种思想的剖析与展现都不是十分到位，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他的努力与探求，他试图集诸家之长来刻划张无忌，而这样的最终结果却塑造了一个多了几分无奈，少了几分果敢，善良多情的人物形象，他的性格多重复杂。正因这种杂揉的思想组合，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冲突。尽管他完成了使命，但他却是无奈的，是失落的。

侠气最重、豪气干云的谦谦君子，武功集各家之长最全面。
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也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虽然宽厚大度、慷慨仁侠、豪气干云（其实他的侠气最重。由于从小生长于冰火岛，不知人世险恶；不会重视自己利益，因而能奋不顾身地助人。）；但不免也有缺点，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
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而无法解脱束缚。张无忌一生只重视别人的好处，宽恕（甚至根本忘了）别人的缺点；像张无忌这样性格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作政治上的大领袖。张无忌不是好领袖，但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和张翠山之间、谢逊和张无忌之间父子般的挚爱。一九七七·三月（《倚天屠龙记》后记）
张无忌的性恪之中，似乎少了一些英雄豪杰之气；但他于这个“侠”字，却发挥得很充分。“侠”是并非为了追求自己（包括自己国家、自己团体、自己亲友）的利益而去做义所当为的事。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侠士是不顾一切（不顾自己的生命、利益、名誉）、不接受任何代价而去追求正义。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却坚持拒绝美丽的京娘委身；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接受了，他的义举便有了代价，就不是高尚的侠义行为。西方社会中较少这种价值观念；西方人常觉上帝（或教会）吩咐这样做，便去做了。
中国人的观念是：自己良心觉得应当这样做便去做了，未必是求来生较好；未必是为了免得在地狱中受苦。武侠小说的最高原则是宣扬侠义精神。英雄往往是为自己而做，侠士却通常是为别人而做；有了代价，便少了侠气。张无忌甘受灭绝师太三掌，在光明顶上奋身而挡六大派；不是求名，不是逞勇；只是觉得“应该做”，所以他决不会去和朱元璋争做皇帝。二零零三·七月（《倚天屠龙记》后记）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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