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1000字左右关于互联网家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走势 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向好，其他主要经济体逐步复苏，2010年全球经济、我国经济都将全面进入“后危机”时代。人类还会发展，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中国经济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重大趋势。只有立足这些重大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将会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正在改变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兴经济体将逐步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资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方兴未艾，国际产业分工、贸易方式和资本流向也会有重大变化。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维持低速增长。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会继续调整。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加速了全球经济多极化进程，特别是中、印、俄、巴“金砖四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会在较长时期内稳居第一。G20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场所，标志着全球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变革。金融危机弱化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欧元地位有所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会加速。特别是，中国政府加快了人民币双边互换和跨境贸易试点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加快上升。世界各国还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共识，势必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蓄势待发。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催生了以低碳经济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绿色经济和智慧地球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均把新能源、节能环保、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调整和转移，已势不可挡。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上的差距有望第一次缩小。 总的来看，“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环境总体有利于中国，百年危机也为中国发展创造了百年一遇的战略机遇，中国经济发展将迎来更健康、更平稳、更具活力的“黄金十年”。 “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尽管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外因要靠内因起作用。中国的加快发展，关键在于自身。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还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阶段，要素供给条件较好，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仍能保持8%—9%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过度依赖外需、投资、资源和要素投入，直接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加快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转变发展方式做出了系统部署，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把保增长和促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可以看出，“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替代“以增长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变”不仅是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 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规模将继续增长，但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重点是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投资资金将保持适度增长，但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新上项目会受到严格控制。可以预见，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节能汽车、医药和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都会有大幅增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将继续实施，中小企业、服务性企业、高技术企业和工薪阶层将是政策支持的重点。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适度微调。货币信贷投放规模比2009年会有一定下降，投放节奏也会更加平稳。投放结构会有较大变化，重点将加大经济社会薄弱环节、三农、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振兴、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对投机性购房的信贷政策将会明显从紧。在调控手段上，货币当局可能会优先考虑控制信贷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数量型工具，其次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如果通胀压力或预期较强，才会考虑调整利率。利率调整还会参考美国货币政策走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快上升的情况下，央行不太可能早于美联储加息。同时，央行和监管部门对信贷投放节奏的调控也将加强，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稳步推进城镇化作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夯实“三农”发展基础，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将会在收入分配、保障性住房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城镇化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改革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继续落实国家已经确定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支持服务贸易出口。支持企业对外投资，以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将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亮点。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先发展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加大公共支出，加强公共服务。 作为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适度改变，但结构调整、深化改革、保障民生等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总的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会好于2009年。初步估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8.5%—9%左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3%左右。中国经济将以更稳健的步伐迈入新的“黄金十年”。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会在适度增速中加快转型 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增长”与“转型”是一对共生的矛盾体。高增长，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选择了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首要目标和中心任务，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以一个合适的速度保持增长。从理论上看，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将保持8.5—9%左右的中速增长，2010年以后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太快。像2003—2007年那样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增长速度的时期，恐怕不会再出现了。这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伴随着这一基本特征的还有以下特点。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将会大大加快。“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带动需求结构调整，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整思路会更加清晰。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会步入更快增长轨道，新兴产业、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将会加快发展，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力度也将大大增强。 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这预示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会加速，质量也会提高。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尤其是皖江城市带等中部城市群将会成为新的发展热土。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将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物联网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占领“后危机”时代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区域经济布局将进一步调整。国务院2009年共批复了9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最近又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得到更多的重视。中部地区低成本、接近市场的优势更加凸显，远离港口、物流成本高的劣势趋于弱化，沿海企业的制造、营销等价值链环节将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如果说，中国的加快发展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重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中速平稳增长将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内涵，中部地区的加快崛起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新亮点。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之中。
在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出现复苏
迹象以及众多全球性问题的影响下，
世界加速进入经济格局调整，
体系变革的新
阶段。
此阶段对中国，
对国际未来的发展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
中国要认真务实，
实事求是的认清中国、
国际的格局的发展进程。
同时也要认清
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
世界多极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新
浪潮给我国发展提供的巨大动力和机遇，是长期性、可持续的。
(一)主要大国加紧制定和完善网络安全战略
美国首次将网络安全置于恐怖主义之前，列为美战略安全最突出问题。美国虽网络实力超强，但对网络的依赖也最大，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网络攻击多重威胁，因此在以网络为抓手全面巩固其政治、军事、经济霸权的同时，也对包括我国在内主要国家网络能力发展日益焦虑。奥巴马上任不到4个月，就将网络战争视为“最严重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挑战之一”，承认网络战争“从理论走向实战”[1]。美国相继发表《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网络空间政策报告》、《国家网络作战军事战略》等政策文件，将网络空间治理重点“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从被动防御转向武力报复”以构建全球网络霸权。美国又启动“大数据研发计划”
将其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视数据主权为继边防、海防、空防后的又一大国博弈空间。英、法、德也分别出台了《新版英国网络安全战略》、《信息系统防御和安全战略白皮书》、《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等报告，明确将把网络空间威胁列为国家生存发展所面临的“第一层级”威胁和“核心挑战”网络安全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视网络攻防建设与陆、海、空三军建设同等重要。在美国的背后支持下，北约网络防务中心也发布了《网络战适用国际法手册》，该手册是国际上首个就网络战适用国际法问题做出规范的文件，标志着网络战日益从“概念”走向“现实”，反映出网络安全正逐步上升为西方核心安全关切。
(二)网络空间军事化进程明显加快
美、英、德、俄、日、韩、印、澳等国相继组建网络部队，纷纷成立“网络司令部”或“网军”，加强信息战研究和投入，研究信息战战法和战略，研发的高破坏性“网络武器”已达千种之多，信息战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我牵制遏制的重要手段和选择，我国面临的信息战威胁趋于上升。美国是网络战的先行者，在网络空间谋求压倒性军事优势，实现制网谋霸。美军网络司令部人数为8.87万人，通过启动“国家网络靶场”项目多次举行网络战演习，并注意在常规联合军演中注入网络战元素。美国还定期邀请英、法、韩等国参与“网络风暴”演习，加强多国间信息共享和危机联合处置能力。韩国组建200人组成的国防情报本部网络司令部。印度国防部拟在2017年前组建7个信息战旅和19个信息战营。日本提出建立以应对网络攻击为核心的组织机构并培养相关人才。此外，各国网络战策略也正发生由守转攻的变化，出现将网络攻击视为武装攻击的趋向。北约出台的《网络战适用国际法手册》明确提出网络战在现实中可能产生与实战相似的效果，并不因为发生在互联网上就不是战争，国际法同样适用于网络战。美日等国已明确表示将推进攻击型网络部队建设，必要时发动网络战争。值得关注的是，美、俄己开始发展“先发制人”的网络刺探与反制能力，强化网络战攻击手段，以实现“以攻代防”、“以攻促防”网络空间的攻防对抗更趋复杂严峻。
(三)围绕网络规则的国际斗争加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出于政治需要，把网络变成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人为地夸大网络空间的整体性和开放性，引入“基本人权”概念，鼓吹“网络自由”、“人权”高于“主权”，借此否定国家“网络主权”。他们宣称现有国际法原则可适用网络空间，没有必要制定新准则，反对设立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大力阻止由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介入互联网治理，声称监管网络有损言论自由，将削弱和抹杀技术创新，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坚持网络规则应以由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消费者等组成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共同制定，强调行业自律，真正实现互联网自由、开放、无界和安全。美国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就强调要力推美国网络“法治”观，互联网使用应顾及“法治、人权、基本自由和保护知识产权”，美国首先要同“立场相近国家”进行协调，确立舆论主导权，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扩大国际合作，最终确立新的规则，以争夺“网络治理”的主导权和绝对控制权。为此，他们竭力推动各方加入欧盟的《网络犯罪公约》和“伦敦进程”等机制，企图在联合国框架外建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体系，来削弱甚至取代联合国主导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担忧网络监管不力可能破坏本国社会安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坚持政府对网络空间拥有管辖权，关注滥用言论自由特别是网络言论自由损害他人权力和尊严。呼吁建立多边、透明和民主的网络国际治理机制，强调发挥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主导作用。中、俄及非洲、阿拉伯国家成功推动2012年国际电联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将互联网发展、接入权及网络安全等问题纳入新修订的《国际电信规则》及有关决议，尽管美国及一些欧盟国家拒绝签署，但该规则对今后的互联网治理必将产生积极影响。总之，互联网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利益相互交织，已成为各国的必争之地。围绕网络安全问题，各主要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必将长期存在。网络国际治理领域的斗争，也势将成为继气候变化之后以一个各国利益激烈博弈的新战场，其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将更加突出。同时也要看到，网络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具有全球性质，各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对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也有普遍认识。围绕网络安全问题，近年来联合国、欧盟、20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5国等多边合作及美与中俄印、中英等双边“基层”对话趋于活跃，反映了各国携手共同有效应对具有合作的巨大空间。
二、维护我国网络安全之对策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升温使我国信息网络管理与运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近40%，博客用户超过2.94亿，微博用户超过3亿，2011年就有5.13亿网民和8.59亿手机用户，是全球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2014年我国即时通讯用户规模将达到6.3亿人。网民中年轻人占比高，20岁以下超过35%。但网络监管手段相对滞后，网络立法尚处起步阶段，有关法规条文不够明确。网络监管机制缺乏统筹协调，相关监管部门多是“分兵把守、各自为战”的信息安全防控思路已不适应网络空间安全威胁的新变化。硬件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网络监管技术有限，专职从事网络舆论引导和监管的力量也严重不足，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平台和切实有效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还未形成，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工作亟待加强，我国信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受到国外遏制与渗透，华为与思科、摩托罗拉之间的残酷竞争就是明证。摩托罗拉曾在2010年7月突然在美国控告中国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盗窃其商业秘密，半年后华为反击，起诉摩托罗拉，理由同样是知识产权遭侵害，旨在阻止摩托罗拉非法向诺基亚西门子网络转移华为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最后双方已达成和解，也证明之前所有有关华为侵权的指控毫无根据。华为经过与思科、摩托罗拉多年的斗争，终于学会了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网络安全问题已成为涉及我国战略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大课题，网络空间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利益冲突愈加激烈。我们既要充分认识网络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也要看到网络安全问题存在转“危”为“机”的空间，化挑战为机遇，加强战略谋划，内外兼顾，趋利避害，维护我国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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