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教会法对当时及后世产生影响的原因

教会法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楼主，额也是法律史的爱好者，特地查了下资料，给出以下的答案，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1）教会法对宪法的影响：
　　教会法对近代宪法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教会法所承认和确立的权力结构。中世纪的西欧，教权和王权相互重叠冲突而构成的政教二元对立的政权结构，是近代宪法制度最重要的历史来源。其二是教会法学家主张的权力合法性的法律观念。近世宪法中的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原则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渊源。
　　（2）教会法对刑法的影响：
　　在犯罪问题上，教会法较情调犯罪主观方面的条件，重视对善恶的区分。因此教会法规定，儿童、精神病患者以及由于意外事件而出现的不法行为是不可以加以惩罚的，为后世刑法理论所借鉴。
　　在刑罚的问题上，教会法强调刑罚是对被犯罪所破坏的上帝秩序的一种恢复，在施加刑罚时必须考虑对犯罪者灵魂的净化和道德的矫正，反对“刑罚报复主义”；主张囚禁刑优于死刑，是后世教育刑的雏形。
　　（3）教会法对诉讼法的影响：
　　教会法对世俗刑事诉讼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纠问式诉讼程序，强调法院在调查证据、审判、执行刑罚方面的职权与主动性，对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在审判过程中确立了“良心原则”，坚持法律存在于法官心中，从而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4）教会法对婚姻家庭法的影响：
　　对今世法律影响最大的就是婚姻家庭制度。如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反对重婚和童婚、反对近亲结婚、注重保护寡妇利益，对当代西方立法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5）教会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中世纪的西欧，罗马教廷是天主教各国的最高仲裁者，国际法的发展便开始于“基督徒间的法律”。教会以基督教义和道德标准制订了国际关系的准则，主张各民族间关系应是和平关系，国与国之间应友好和平相处，所有争端都应通过协商而加以解决，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包括对战争目的的看法——战争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对和平的重视，是对恶行的惩罚和被掠夺财物的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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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神学密切相关的神权法，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国家法。随着教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权力的不断扩大，教会法演变成一种超越国界的，带有综合性、普遍适用性的法律体系，表现出世俗封建性和体系完备性的特点。
二、教会法的影响

教会法渗透到世俗法的各个领域，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观念层的，包括法价值观念、法思想观念、法思维观念、法信仰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等；也有制度的结构和形式方面的，如法律体系、成文法的结构；还有法律制度内容方面的，如结婚的宗教仪式。
（1）宪法方面， 教会法对近代宪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所确立的权力结构和教会法学家的法律理念方面。在中世纪的西欧，教权与王权相互重叠、冲突，构成教权和王权的二元对立结构，有时被称之为“二权分立”，它构成了近代宪法制度的最重要的历史来源。
（2）教会法关于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法律原则和制度， 长期制约着西方国家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
（3）财产法方面， 教会法在不动产占有方面发展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与制度。特别是在占有权的保护和长期占有取得等方面制度的完善上影响了近代法律。
（4）刑法方面， 教会法继承了罗马刑法注重犯罪主观因素方面的传统，注意对犯人进行灵魂感化和道德矫正，开创了近代法律平等原则的先声。如规定“死刑犯神经错乱， 要推迟执行， 以给他忏悔机会，以使他进入天国”。
（5）诉讼法方面， 教会法要求在审判中遵循的“良心原则”后来发展为西方的“自由心证”原则。并且以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取代了落后的诉讼证据制度。
教会法对世俗法产生重要影响的，还在于刑事诉讼方面确立起来的纠问式诉讼程序。它对于公诉制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在诉讼法发展史上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对大陆法系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很大。
（6）国际法方面， 国际法的发展开始于“基督徒间的法律”，教会以基督教的教义和道德指定了国际关系的准则。
总之，教会法的许多原则和制度被西欧近代法律所吸收和改造，成为其国家法律制度的最重要的渊源之一，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中世纪西欧的统一是文化上和宗教上的统一，在人们观念中的统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形成了多元的政治秩序。与古希腊城邦时代相比，它的多元主义更加复杂多样，或者说，更加杂乱。
� 多元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俗权的分化。它造成了西欧从社会权力结构到人的日常生活，从最高权力层面到基层的教区村镇、领地的最深刻的纵向分裂。有关政教二元化的问题将在后面详述。
� 在纯世俗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极其复杂的多元主义格局。
� 从水平方向上看，西欧并存着各种政治实体：帝国、王国、教皇国，以及多少具有独立地位的公国、伯爵领地、城市、主教领地、修道院等，每个政治实体都有特定的管辖权和管辖范围，其存在都有法律依据或历史根据，然而它们的权利和地位又常常相互重叠和冲突。在名义上，这些实体是属于不同层面的，帝国和罗马教廷属最高层面，[1]其次是王国，然后是公爵领地、伯爵领地、城市、主教领地、修道院等。但在事实上，这种层面的区分并不很清晰，且高一层面对低一层面的控制也是有限的，他们往往互不统属，各自独立。[2]
� 中世纪西欧人在观念上笼罩在罗马帝国的巨大阴影之中。查理曼帝国和日尔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都被理解为罗马帝国的复活，在名义上，代表着西欧的统一。但查理曼帝国只是昙花一现，日尔曼罗马帝国只是徒具其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实现了对德意志王公和意大利有限的控制。天主教会是维护西欧统一的主要力量，它自身也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享有对各国教会的控制权。然而它对各国教会的控制权也常常遭到蔑视。各国世俗政府控制本国教会的企图构成教会政治统一的主要障碍。各国的主教也有一种离心力，在教会利益与本国利益间常摇摆不定。
� 统一的基督教帝国的理想进入14世纪后就已经失去了实际政治影响，代之而起的是许多平等的主权国家并立的局面。不过，主权国家的形成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还在查理曼帝国解体后，就已形成了多国并立的分裂格局。每个国家发展起独立的个性。它们起初虽然权力有限，有的甚至极其分散，但它们是权力集中的焦点。在英国和法国，通过王权的加强，控制本国教会，将封建附庸转变为国王的官僚和臣民，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德国，这种权力集中的倾向在诸侯的层面上表现出来，皇帝被架空，国家内部形成多元的政治实体。
� 各个王国虽然都具有向外扩张的冲动，但总的说来，扩张的意识并不很强，且总是被独立的努力和离心的倾向所抵销。并且，任何一个企图僭越的国家都会受到其它一些国家(或政治势力)联合的抵制与制裁。结果是在数百年之中，维持了一种“欧洲均势”。这种“均势”直到近代仍然如此。
� 从垂直的方向来看，西欧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力中心，更没有整齐划一的政治秩序。帝国与王国之间，领主与附庸之间，王国与城市之间、罗马教会与各国教会之间，都没有形成僵固不变的关系，更没有自上而下的绝对统治。每一种权力都受到来自水平方向或来自下层的权力的制约，每一种权力都由其它一些权力将其限制、阻挡和分散。上下之间保持着某种张力，但又不至完全破裂。整体保持着一定的内凝力，但又不排斥多样性和个体的独立性。到中世纪末期，这种不稳定平衡开始发生倾斜。在英法，迈向君主专制；在德意，则导致长期的分裂，集权过程在中间的层面上完成。结果是加剧了多元化局面。所以，中世纪西欧是罗马帝国大厦崩塌后散落的一堆碎片，是大大小小领地的连缀，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近代民族国家的三个要素：主权、人民、土地，在中世纪并不具备。国家没有最高主权，每块封地及封地上的人民可随领主的改变而转来转去。中世纪西欧人的心理特征在于，他们对这种“国将不国”、“天下大乱”的局面并未感到不安。
� 中世纪社会几乎所有的关系，权利、特权、义务、地位、身份，都是个别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统一法律和政令建立起来的统一制度。比如每个城市与其领主或国王的关系就是典型。每种制度都有例外，每个法律都不指望无差别地到处适用。所以，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是无法概括的，任何概括都易出现遗漏和片面性。
� 在多元主义的政治格局下，每个西欧人具有多重角色。分别与领主、国王、教会、城市等发生关系，被置于多重秩序之中。托马斯•阿奎那曾谈到人受四重法律的支配，即永恒法(上帝的智慧)、自然法、人法、神法(教会法)，[3] H.伯尔曼通过对中世纪西方法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法律所具有的独有特征在于，每个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复合的法律体系之下，其中，每一种法律都治理个人作为其中一名成员的交迭重合的次级共同体中的一个。没有一种法律要求统揽整个司法管辖权。这些法律体系就是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商人法、教会法等。这样一来，各种权力体系汇集到他的身上，分割了他的生活。比如在中世纪英国，王权、教权和领主权汇集于基层，形成村镇、庄园和教区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在这种共同体里，教区执掌教化，村镇负责行政治安，庄园法庭管司法，三者独立行使职权。与此相应，生活在这种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既作为教区的教民，也作为国王的臣民，同时还作为领主的庄民。”[4]他使每个人的服从与忠诚并不固着于一个不变的权力中心。
� 在政治领域里，王室、贵族和教会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政治势力，他们的相互合作与角逐，是多元化政治秩序的典型表现。有时教会与王权结盟，神化王权，对抗贵族的分裂倾向；有时它又站在贵族营垒，联手扼制王权的专制倾向。在王权与教权的冲突中，贵族有时站在教会一边，抑制王权的膨张；有时又站在王权一边，抵档教权的扩张。王权同时实现对教会和贵族的控制在中世纪只是偶而出现过。
� 对西欧社会来说，多元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给社会带来混乱无序，甚至无政府状态。给人民生活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然而它也产生了正面效应。它使任何一种权力无法实现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各种权力彼此分割，互相竞争与制约，给个人留下了一定自主与自由的罅隙。
� 多元主义政治结构使每种社会政治力量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在它们的互相竞争或争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培育起了所谓“英国精神”、“法兰西精神”、“日尔曼精神”等，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形成西欧多元化创造精神的源泉和多元化发展道路。法国是封建主义的典型，英国为西欧提供了大宪章和议会政治的范例。作为罗马文化故土的意大利率先兴起罗马法复兴的热潮，而瑞士州联邦则第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给君主制的欧洲冲开了第一道口子。每一个国家选择了独特的道路，都为整个西欧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创造。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导致一种力量长久占据优势，更没有窒息其它国家的发展。相反，各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彼此消长，交错前进，推动着西欧整体的发展。
� 各种社会力量、各个社会等级、社会组织、团体和各种地域性的单位，教会、城市、贵族、僧团、行会、议会、修道院等，也同样发展起自己丰满的个性，成为不同创造力的源泉，为整体的发展做出了独有的贡献。[5]它们的相互竞争、激荡、渗透，使社会整体多彩多姿，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在思想领域，中世纪政治思想有多种源头：希腊的、罗马的、基督教的（官方的和异端的）、日尔曼的、城市的、伊斯兰教的、犹太教的等等。中世纪思想发展的一大奇观就是这些大不相同的文化因素的互相融合。
� 可见，中世纪的西欧呈现出没有秩序的秩序，没有中心的统一，混乱中的和谐。“伴随着这种混乱和骚动，我们看到对法治的坚定信仰，对正义的社会秩序的不懈追求：这就是中世纪政治制度史的真正特点。”[6]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欧中世纪的政治文化是不完善的，不成形的，或不成熟的。正因为如此，它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不是凝固和僵化。没有一种理想真正实现，没有一种要求完全满足，创造与追求的冲动从未停歇。虽然从总体上说，西欧中世纪的发展水平是较低的，但是，它属于一种特别类型的文化，注定有远大前途。也就是说，只有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才能产生现代政治文明。并且，它有着惊人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每过一个世纪西欧社会就有一种新面貌，变化往往是以世纪甚至年代来计量的。整个中世纪社会运动很像一场巨大的地壳变迁：经过动荡、破裂、组合、喷涌、聚积、沉淀，从未安静和停滞，不断有新的事务涌现，不断有蜕变与新生。从混沌的运动中，逐渐形成有序的新文明。到中世纪末期，它已显露出了基本轮廓。从发展水平上看，这时西方已经走在了世界各民族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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