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棒子是韩国人自己骂自己

每当韩国人又有新的申遗新闻时，中国媒体都喜欢以煽风点火式的不实报道，蹭一蹭“韩国人又据XXX为己有”的热度。中国网民则势必会以“韩国棒子”之类，予以口头回击。

“韩国棒子”和“日本鬼子”、“印度阿三”，并称为中国网友语言攻击、种族歧视的三大法宝。

“棒子”一词，从高丽人的口中的自谦古称，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里的“戏谑”，再变成中国网友键盘下的蔑称？

朝鲜人的自谦

以“房子”称呼奴仆最早出现在古代中国，传入朝鲜、日本后一直被沿用。公元1124年，奉使朝鲜的北宋使节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有对高丽“房子”的详细解释和描述：“房子，使馆之给役者也”。

因此，“房子”实际是指使馆中服役的吏员，相当于使臣的助理，服饰都有统一的规范，须着“文罗头巾、 紫衣、 角带”，相当体面，也有一定文化修养，不是一般的佣人。

1636年，朝鲜向日本派遣的使团，图中“房子.就是指”帮子，从图的位置分布看，比奴子和翻译官的地位都高，相当于使臣的“助理”这一角色。/《通信使入江户城图》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院

而在韩语中，“帮子”、“棒子”和“房子”的发音、写法相同，可以说是“房子”的变种，“高丽棒子”的原型，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清朝鼎盛时期。

清代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八年间，江苏无锡人王一元旅居辽东，撰成了《辽左见闻录》，其中就将朝鲜使臣的奴仆称作“棒子”：

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淫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

不难发现，王一元眼中，被称作"棒子"的朝鲜使团的下级随员，就是徐兢所写的“房子”。

朝鲜后期画家金弘道1789年参加燕行之后作了《燕行图》，被誉为韩国流传下来的陆路使节活动记录画中技法和水平最高的一幅作品。

而清朝人对朝鲜奴仆的称谓“棒子”，又是如何变成朝鲜使臣游记中的中性词汇“帮子”的呢？这得归功于朝鲜使臣们所接触的“当地人”，朝鲜后裔的翻译官们。

这群往来于使团与清朝官员间的翻译官们，实际上身份非常特殊。女贞部落毗邻朝鲜，从努尔哈赤时期，就已经有朝鲜人被女贞部落收编，后来两次东征朝鲜后，八旗中朝鲜人数量陡增。

百年后为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服务的，就是当年“被掳人子孙也”，也是他们把原本指代贱民的“棒子”，一方面区别于汉语中“房子”指代房屋的意思，又弱化了攻击性，翻译成了有协助意义的“帮”字，更接近原本“房子”助理的身份，于音于意都能说通。也因此，“帮子”一词，在朝鲜使臣的游记中频频出现，却没有太多的反感，甚至把它当做一种自谦的称谓。 

1760年左右，朝鲜商人在紫禁城外游览。

1766年，朝鲜使臣洪大容到了北京，其撰写的《湛轩燕行录》就记录了一个语言不通下的奇特景象：

过护寺。寺亦有市。如隆福寺。过此。有乘车少。掀帘褒望。颇干丽。平仲直视不回避。指点称奇。其帮子看车者。蹲坐帘前。喃喃谇骂。平仲不知觉也。而已。有群童数十。竞呼高丽帮子。吆喝而追之。余促平仲疾驰。仅以免焉。

洪大容称呼自己雇来的清朝车夫为“帮子”，而清朝街上的小屁孩儿见到高丽人来了，对他起哄高呼：“高丽帮子”，但他本人并未因此生气。

同时期到清朝游历的朝鲜人朴趾源，面对清朝官老爷，竟然大大方方承认：“小人是朝鲜帮子。”不难发现，在朝鲜裔翻译官的“润色”下，朝鲜人并没有感觉“棒子”有歧视意味，相反，他们很乐于以“高丽棒子”自称，以显自谦。 

朝鲜使臣绘制的紫禁城地图，当时部分使臣是可以进入宫城内参观的。

另一位比洪大容来得更早的朝鲜使臣金昌业，刚到北京时，常穿着貂裘上街，在当地人灰头土脸的装扮中十分扎眼，便脱了貂裘，自谦称自己为“帮子”，掩人耳目，并在他的《稼斋燕行录》中记载：

“有问者，对以‘帮子’。‘帮子’，此地人奴称也。”

好歹是文人撰述，“高丽棒子”仅保有的“群体代词”的基本含义，直到后来战争时期，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才逐渐附加上憎恶、羞辱之意。

殖民者的棍棒

另一说“”来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雇佣的朝鲜兵，因没有分配到枪支，便喜欢用棍棒管理中国人。

这张广为流传的朝鲜人打自己人的“笞刑”照片，实际拍摄于19世纪末期日本控制下的朝鲜半岛，并非朝鲜人在东北“棍棒教育”中国人。

这种脱裤子、打屁股的酷刑实际传自东汉文帝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五刑”之一，一种用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的轻刑，针对轻微犯罪而设，也作为减刑后的刑罚。

“笞刑”同样传入了古代日本，明治维新后，主张文明开化，天皇废除了日本本土的“笞刑”。1910年日本殖民朝鲜，第三年颁布《朝鲜笞刑令》和《朝鲜笞刑令施行规则》，保留了笞刑，但规定只打屁股，刑罚对象限于16岁至60岁的男性。直到1920年，大正天皇颁布《朝鲜笞刑令废止制令》，明令废止笞刑。

这种朝鲜半岛已经明令禁止的刑法，在20世纪初的满洲国死灰复燃了吗？一种原产自中国的刑法，变成了外来殖民者工具的代称？事实上，当时在东北的朝鲜人是抵抗满洲国、反日的最强的一支力量，而且人数最多。

加入南韩警察的前朝鲜游击队队员，头上的帽子上仍保留着之前的戴上的五角星。/LIFE 

根据美国韩裔政治学家Lee Chong-Sik在《满洲里革命》一书的记载，1930年共产党在前间岛地区的分部，由3800名朝鲜人和150名中国人组成。组织下面的农民家庭几乎都是朝鲜人，即使到1934年，满洲地区一半以上的中共成员、95%以上的游击队员也都是朝鲜人。

当代作家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别了，濑户内海》中，尽管也使用了 "高丽棒子"这一称呼，但这群朝鲜人的形象却与老舍、孙少颖等作家笔下的日本人的帮凶“高丽棒子”略有出入。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家日本工厂内，中国工人犯了错，为了逃避责罚将责任推给了朝鲜人，导致朝鲜工人被打。针对这件事，两个中国工人的对话如下：

他说：“高丽棒子在中国不是当翻译就是卖白面，我想揍他们没腾出手来，让小鬼子替我代劳吧。” 

别人说：“朝鲜人也有好的！”

他说：“好样的全参加游击队打日本去了！还能上这儿来？咱哥们在中国人里边也是下三滥。好汉子早跟他们拼了。” 

1904年，印刷在俄罗斯明信片上的满洲里朝鲜工人。

不难发现，“好样的”朝鲜人去游击队跟日本人对抗去了，而且是抗日主力；怂包的朝鲜人还在日本工厂里受中国人欺负，另外一部分当翻译、卖白面的朝鲜人莫非就是日本殖民者的“棒子”？

当地中国人并没有对朝鲜人一棍子打死，在当时的交通和传播条件下，“高丽棒子”更不可能因此传到全国各地，变成完全替代“朝鲜人”的一种蔑称。因此，朝鲜人“棒子”的称呼，来源于日本殖民者的走狗这一说法，从逻辑上来说并不通。

此外，网络上流传的“棒子”的说法是朝鲜人爱吃玉米，即北方方言里的“棒子”，实际也不靠谱。

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期，朝鲜人逃难至中国东北。看过本栏目往期的网友一定有印象，朝鲜人到东北后，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带来了水稻。

2014年6月2日，朝鲜黄金坪岛，一名农民在稻田里劳作时伸展手臂。/CFP

在朝鲜半岛南部，朝鲜人主要农作物就是水稻，北部主要种植的也是水稻和小麦，朝鲜半岛的玉米种植并不广泛，即使是移民到东北的朝鲜人，都鲜有种植玉米的。

而土著的东北人最主要的农作物就是小麦和玉米，从农作物的角度来说，他们比移民来的朝鲜人更适合被称作“棒子”。

官方带节奏

“高丽棒子”这一称谓真正被赋予贬义，并大规模传播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代。一条三八线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意识形态的对立下，南北朝鲜人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站在北朝鲜一边的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直接给南韩人“高丽棒子”的贬义定了性。

前北朝鲜游击队队员NimChurlJin，理想幻灭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LIFE

1950年，有位叫做王昆的《人民日报》热心读者给报社写信，问为啥要抗美援，“高丽棒子”当时和日寇一起欺压中国人，跟日本鬼子没什么区别。

当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热心地给这位读者回了信：

“你所说的日本侵华时期的高丽棒子，就其阶级成份来说，在现在，就是以李承晚为首的那一群朝鲜反动派。”

27日，《人民日报》社论里，再次使用了“高丽棒子”一词：

“在毛主席和金日成将军领导下，绝不允许有高丽棒子的行为出现。在李承晚匪帮消灭后，这个可耻的称呼，将会从此消灭。”

韩国人的端午节保留了众多传统仪式，与中国的端午节相去甚远，但韩国人端午节申遗的消息饱受争议。／CFP

这是“高丽棒子”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极具煽动性。

而在香港、台湾的文学作品中，也保留了“高丽棒子”这一古风称呼，但没有贬义。

1988年香港出版的《焦点文人》中，介绍韩国许世旭教授时，就使用了“高丽棒子”的称呼，且在这里并无贬义，相反是这位热爱汉字文化的教授常挂在嘴边的“自谦”。书中写许教授：

“一个韩国人，能以中文写成如许情深的诗篇，弥足珍贵。许世旭身影魁伟，能写一首流丽的中文，也能讲一口漂亮的汉语，喜欢喝中国白干，唱中国小调，如果不说穿，谁也料不到他是如假包换的「高丽棒子」。 ”

2017年1月24日，韩国首尔平昌韩军和美军联合军事演习。／CFP

在台湾作家李敖在《从高丽棒子到台湾浪人》一文中，则无论褒贬，都用“高丽棒子”称呼朝鲜人：

“‘高丽棒子’虽做了亡国奴，但是人比较凶悍有志气，他们在日本统治下，叛日本的乱、争自己的独立，前仆后继，不遗余力。” 

不难发现，“高丽棒子”如今被赋予的新内涵，正是50年代那个失败预言的缩影。依然在中国网络上流行，成了网民内心根植于冷战思维的“假想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导火索”，种族歧视的迷之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