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鲁迅会被通缉？

~ 　　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这时，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朱家骅积极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政策，大肆逮捕、迫害台湾员和进步学生，而鲁迅却竭力反对这一反动政策，并主张营救被捕学生。由此开始，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分道扬镳。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也开始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软硬兼施：大体说来，在广州时期，是以“挽留”、拉拢为主，时而施加一些压力；而鲁迅到上海后，他们主要是进行压制、迫害，但也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妄图拉拢，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些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装璜门面、粉饰太平。

但是进入1930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⑦。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更借此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3月19日只身离家出走避祸，直到4月19日返家。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命安全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据有关材料证实，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特务工作总部上海区正式成立后，就由“刘翰荪（即刘汉生，化名高尔梦）日常则在各进步书店巡回侦察，并到内山书店专门搜集鲁迅的行动和与之交往人员的情况，分别列为情报向南京特工总部报告”。国民党的另一特务机构军事调查统计局的前身复兴社（又名蓝衣社），也曾严密监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去内山书店，他们曾想派人打入，但没有成功。由上可以看出，进入30年代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放松每一个机会，妄图进行拉拢。据锡金提供的材料，1930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这个情况，在鲁迅的学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1970年修订重刊本）中也有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从种种迹象看，1935年底至1936年鲁迅逝世前，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积极进行拉拢活动的时期。这时，中国历史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并扶持傀儡溥仪建立所谓“满州国”后，又进军华北，北平、天津形势非常严重。而国民党反动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1935年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革命文艺界决定解散左联，筹备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因事出仓促，内部意见未能协调一致，因而出现了所谓“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在此情况下，某些左翼作家的左倾幼稚病又开始抬头，当时身为左联行政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在鲁迅病重时，竟然“打上门来”指责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等等。在左翼文艺家内部两派严重对立大打内战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见有机可乘，趁势挑拨离间，造谣惑众，同时公开或暗地里进行拉拢活动。1935年12月1日的上海《社会日报》即登载所谓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鲁迅将转变”，即向国民党方面转变，并造谣说引线人是胡风。次年4月，南京方面组织“中国文艺社春季旅行团”到上海，名为旅行，实际上是施展手段，进行拉拢活动。4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设宴招待文艺旅行团时，给鲁迅发了请贴，邀请鲁迅赴宴，当即遭到拒绝。时隔不久，鲁迅过去的学生，当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的李秉中却频频来信、来访。值得提出的是，7月13日李秉中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给鲁迅写了一信，意思说只要鲁迅“同意”，他愿意把解除鲁迅的“通缉令”的担子担当起来。李秉中的来信显然是国民党方面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如果鲁迅“同意”“通缉令”的解除即可制造出鲁迅已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解的假象。鲁迅对此了如指掌，由于当时正在病中，因此请许广平代笔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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