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与旧为话题的800字作文
新与旧
读到《笑傲江湖》中丹青生将十年新酿加入到五十年的陈年美酒中，那陈酿顿时少了储存经年而生的燥烈之气，且陈酿中多了新酒的清甜，新酒中又多了陈酿的余蕴，交相融合，叫人回味不绝。
顿时有所悟，或者新与旧之间，并非矛盾对立。新旧相融，互为辉映，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美好。
因为旧是新的基础。新生之物无法凭空而来，往往是对旧物的继承和发展。若说新为高阁，旧则为地基，若无支持，新生之物已不过是空中楼阁。想到那段文化的黑暗岁月中，多少激愤青年对着孔子儒家猛打猛砸，高唱所谓的“新文化”。历史证明，这种为求“新”而一味忽视，乃至于片面否定“旧”的做法，实是文化史上的一段耻辱。
现下所热门的“和谐社会”之说，其实颇值得品味，那岂不正是孔子“仁”“和”思想在新时代所发之光辉？！新，不论是发展也好，改造也罢，总是要立足于旧，才站得住脚跟。
而新，又是对旧的绝好补充，是对旧的扬弃。一味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亦是一种可怕的偏颇。便如清末，资本主义发展早已日新月异，制度文明领先了一个时代，朝中大佬依旧抱着“夷制皆不足道，唯器物可取”的思想，紧握儒学里的伦理等级不放。所谓的“中学为体”最后也不过是溥仪亡国时的一纸辛酸血泪。旧，总是要新的发展传承变化才能恒久地保持活力。便如儒学在孔子手上不过一个“仁”字，到朱熹时已演化为“天理”之说，明末又演为王阳明的“心学”，等到清时，又是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家的改造与创新。儒家一说，在历史长河中长存，在时代变迁中不断闪耀着恒久的光辉，不得不说是承旧开新之功。
新如垂髻小儿，旧便似苍髯老者。小儿总是要靠长辈的提携指引才得成长，而老者年华渐逝，总要有那一股青春活力来补充和继承。
先贤曾云：世若无仲尼，白昼如黑夜。却不知，若无后人的继承、若无后人的改造发展，仲尼也不过是被迅速忘却又或是古板的千年不变的僵如老尸，那才真正是“白昼如黑夜”了。
“新”与“旧”的关系，便是如此，并非对立，而是缺一不可，认真揣摩与处理，才能相得益彰，才能焕发出真正恒久的美好！
08年末依然拖着没有实现的愿望存活下来，今年的最后一篇博文即将成为一篇我眼中的水文，也可预示着此年本人依然潦倒混沌的状态。题目虽是新旧交界时记录之意，但实则思绪决然不是放在此刻，而是想起昨天，一个不愿说道又不禁会浮现出的。这件事不要臆想，不要加以杜撰，因为事情简单，只当事例。昨日下午，我与熊大颖去一楼问数学题，上楼欲拿卷子再下，而发现在连接高三与高二、高一教学楼的走廊上挤满了人，我不知何时，以为是有什么新奇事物诞生，随后与大颖挤上前去，人太多没看到，问同学，她们告之，有人要跳楼！我瞬间思绪还未调整顺畅，我便再拥进人群，终于看到那位女孩，在窗外，有一个不到半米的落脚处，让人心纠。而熊大颖问题心切，竟不顾热闹与同情心上泛，执意拉我下楼欲听讲解。到了楼下，老师说有人跳楼，让我们等下。然后便下了楼，我又拉她上楼来。上楼后便上课了，我们进了教室，有些人好奇心强盛，还未入教室。我们开始英语课，而心情却早已飞出教室外。一男生进，我们问情况咋样？他说，跳了。我们吃惊，然后又反复询问了几遍，他回答始终如一。我们便信了，心情复杂。再问是否死了？他答道有垫子，我们还松了口气。之后又一男生入，答案没有翻新，随即听到救护车声，我们也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随后广播通知班主任开会，接近放学时班主任来到班里，对此事说了些事情，气氛不压抑，我们也没有多想。后知女孩没有什么大事，似乎是骨折之类，不过即便是皮肉之伤，其父母也必是痛心疾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该跳，不是因为会给学校造成影响，不是因为会给我们学生造成影响，不是为了明天报纸的头条，也不是释放自己的压力，仅仅是增添了父母的伤痛，不得利的买卖也有人乐意去做。之后我们开始种种联想，说了大堆的话似全出自意识，当然属错误意识，说出也是阻碍社会发展。为什么有如此行为？大家首先会问道其年级，高二。这个年级不上不下，负担还未及我们。
北京的拆迁故事也许，心灵的震撼后来又带来了中国城市地貌的震撼？并因此导致了中国城市 “推倒重来”般的大重建？
但在有些人看来，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在城市建设和扩展方面，更应该向欧洲学习，而不应向历史只有200多年的北美“新大陆”学习。
今年五月，我去北京采访中产阶级时，应自由撰稿人许知远之邀，曾专程前往他与文友们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开办的一家书店——“单向街书店”。在书店里，许知远特别向我推荐了一本书：新华社记者王军写的《城记》。
回到伦敦后，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掩卷之后，我才知道，在我离开中国后那10多年里轰轰烈烈展开的城市“现代化”运动中，有多少历史建筑和珍贵文物都成了拆迁铁锄上下飞舞的“锄下鬼”；掩卷之后，我也才明白，如果所有的中国城市规划官员在筹划老城区改建时，都像我一样“喜新厌旧”，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此书开端写了一个典型的北京拆迁故事——
1998年9月24日，十来个来自四川的庄稼汉抡圆了铁锄，三下五除二，拆掉了北京粤东新馆。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就在这个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街11号的院子里成立了保国会。
一位姓汪的包工头当时对作者王军说：“我在北京拆了八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这本书还写了其它许多令人唏嘘的拆迁故事。
王军还在书中引述了中国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2000年讲过的一段话：“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 Hong Kong（蹩脚的香港）。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
读完这本书，我又重新审视了我过去瞧不起的伦敦扩建之路，竟然发现了不少值得北京学习的地方：像北京一样，伦敦也是文化古城，但二战之后，伦敦并没有在市中心拆旧建新，而是基本保留老城原貌，精心保护历史古迹，转而在老城周边地区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虽然后来英国政府换了许多届，但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主持制定的“大伦敦计划”并没有变，后来建成了一系列周边新城。
现在我逐渐能够品味出伦敦那些老楼陈墙、古街旧巷的韵味了：工作间隙与同事沿泰晤士河散步，无意之间，也许就会踏上莎士比亚曾经走过的某段石板小径；周末与家人去市中心看戏，蓦然回首，也许就会与铜雕王尔德的那双忧郁眼睛对视……
如果伦敦也去模仿纽约，在市中心大举拆除历史建筑，兴建摩天楼群，拓宽石板小径，扩建立体大道，那伦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Poor New York（蹩脚的纽约）。
其实，就连没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美国人，也在拼命地保护自己那点儿可怜的文物。
我还记得，2002年我去美国费城旅游，曾经参观过一个当地导游极力推荐的博物馆。我花钱买了门票，但进入馆内，转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不是因为我不耐心，而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博物馆” ，其实不过是一个只有寥寥几间“展厅”的普通民居——它是美国独立之初缝制美国第一面国旗的一个普通女裁缝的住宅。我仔细端详每一件展品，而且把展品的英文说明通读了两、三遍，也没用够半个小时。
我想，北京粤东新馆如果辟成一家博物馆，展品肯定要比美国费城的那家“博物馆”丰富，购买门票的游客肯定也要比我更加感到“票有所值，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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