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在汉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得失

《说文解字》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说文》主要是一部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关於《说文》的内容、体例以及它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一般文字学方面的著作都已谈到，因此我们这裹仅仅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去阐述它的地位和价值。

首先，《说文》的出现，标志著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因此，《说文》是文字学上的开创性的著作，具有创学科的意义。

在《说文》以前，也曾出现过一些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它们是：(1)《史籀篇》；(2)《仓颉篇》；(3)《爰历篇》；(4)《博学篇》。《说文解字·叙》说，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西汉时，把这三部字书合称《三苍》，也统称《仓颉篇》。见於《漠书·艺文志》的字书还有下面四部：(5)《凡将篇》，司马相如作；(6)《急就篇》，史游作；(7)《元尚篇》，李长作；(8)《训纂篇》，扬雄作。以上八部字书，只有《急就篇》流传至今。这些字书，与其说是字典之类的书籍，毋宁说是学童的识字课本，它们只是为《说文》的撰写提供了一些文字材料，因此，只有《说文解字》才算得上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内容丰富而自成体系的字典。

《说文》是我国文字学、字典学的起点，许慎是我国文字学的创始人。在《说文》的直接影响下，曹魏张揖有《古今字诂》、晋吕忱作《字林》、梁顾野王撰《玉篇》、宋司马光等人编《类篇》，其部首体例与《说文》相似。明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仍然采用《说文》的部首体例，只是有所归并和省减而已。南唐徐钻撰《说文解字系传》，是一部研究《说文》的著作。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鼎盛时期，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自“乾嘉以来，关於《说文》之著作品，不下二三百种之多”(《说文诂林评语》引于右任语)，形成了专门研究《说文》的一门学科——《说文》学。

其次，《说文》在训诂学和词汇学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由於《说文》分析每一个字的形体结构，造就使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形体来考察字的本义，即造字时文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颜之推说：“大抵服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氏家训·书证》)尤其对於那些本义早已隐晦的字，通过《说文》，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理解它们。例如：“自，鼻也，象鼻形。”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这一意义的例证，但在卜辞中有这一意义。“而，须也，象形。《周礼》‘作其鳞之而’。”“而”的本义在古书中极少使用，一般用的是假借义。

对於古书中比较常用的字，我们也可以通过《说文》的解释知道本义，然後通过本义了解引申义。这是以简驭繁，彻底掌握词义的一个重要方法。例如：

向，北出牖也，从冖从口。《诗》曰：“塞向瑾户。”

习，数飞也，从羽白(自)声。

从“向”的“北出牖”这一本义出发，便可以得到“朝向、对着”，“方向、趋向”，“归向、敬仰”，“接近”这四个由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据《辞源》，下同)。从“习”的“数飞”这一本义出发，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复习、练习”，“学习”，“通晓、熟悉”，“惯常、习惯”，“亲幸的人”，“重叠”，“因、相因”等七个引申意义。於此可见《说文》在训诂学和词汇学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许慎著，成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原书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9353字，又古文、籀文等异体同文1163字，解释十三万余字。此书在流传中叠经窜乱，今本与原书颇有出入。本书首创部首编排法，为后世字书所沿用。本书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贡献极大。在清代研究《说文》成为专门学问，给它作注的就有数十家

许慎生于约公元54年，卒于约公元149年，故居召陵区姬石乡许庄村。东汉时称万岁里，当时属于汝南郡召陵县，所以，《后汉书·儒林传》上说：“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也。”

最早、影响最大的字典

《说之解字》又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许慎。此书作于和帝永元二年（100

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许慎在病中遣其子许冲将此

书献给皇帝。

《说文》旧称字书，按今天观点看，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

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

就是文献语言学的莫基之作。《说文》成书不久，就被当世学者所重视。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说文》

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

《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

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我们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

解更是我们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

价值和应用价值。

《说文》这样一部巨著，是在经学斗争中产生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

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国时文字写的，汉代称六国

文字为“古文”，用古文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秦始皇出于愚民政策的需要，把这些

用古文字写成的《诗》《书》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汉初年，一些老年儒生凭记忆把五经

口授给弟子，弟子用隶书记下来。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称“今文”，用今文书写的

经书，称今文经。后来陆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经书。

这样在汉代经学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

两派的区别不只是表现为所依据的经学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现为怎样使经

学为封建统治服务上。今文经学家喜欢对经书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宣扬迷信的谶纬之学；

古文经学家则强调读懂经典，真正理解儒学精髓，为此侧重名物训诂，重视语言事

实，比较简明质朴。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编著《说文》是要以语言文字为武器，扩

大古文经学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

《说文》全书共收单字9353个，另有重文（异体字）1163个，附在正字之末，把

9353个字分别归在540个部首之中。

《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

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

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了个别部首还可以合并与调整外，从总

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

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

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

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说来有三

种情况：其一，词义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词义属于积极的排在前边，属于消极的

排在后边；其三，专有名词排在前边，普通名词排在后边。

许慎创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个字的排列方法，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

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

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

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中紧紧

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

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

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

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

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训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

进行分析，如果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如果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读

若、读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

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

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

音”的原则，所以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

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

为，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

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阐述，更没有用来大

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定义，并把六书用于实践，逐一

分析《说文》所收录的9353个汉字，这在汉字发展史和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重要意义，从而确立了汉字研究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

《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

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

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

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等；其

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

《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

中第三种最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4人之

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

《说文》问世以后，也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

文》。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

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

《说文》。

《说文》早期传本不得而知，有记载最早刊刻者是唐代李阳冰，他在代宗大历年间

刊定《说文》，但其中掺杂李氏臆说颇多。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研《说文》，徐

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是第一种《说文》注本，成书于南唐末年，世称小徐本，徐锴对

李阳冰谬说多有匡正。徐铉于宋太宗雍熙年间奉旨校定《说文》，世称大徐本。另外，

今尚存有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一卷，仅188字。清人研治《说文》，多以大徐本为

基础，同时参校小徐本。大小徐本今天均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在汉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得失：
1.《说文》首创540部首，并按部首编排，开创了我国字书按部首编排的先例。
2.《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形体结构探求汉字本义的字典。
3.保存了上古丰富的语言材料和汉字篆文的形体，是研究甲骨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4.首次对“六书”下了定义，并探讨了汉字的产生和演变情况。根据它可以上溯汉字造字的根原，下辨字体的变迁。
5.不足之处在于对某些字的解释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甲骨文、金文）因而未免望文生义或主观臆断，对部首的划分和某些字的归部不够科学，但《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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