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中，司马迁为什么把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宋襄公不厉害，为何司马迁把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春秋五霸”，指的是春秋时候最厉害的5个诸侯。
在不同的史学家眼里，有不同版本的春秋五霸。《荀子·王霸》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白虎通·号篇》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辞通》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郑庄公；《四子讲德论》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


只有《史记·索隐》里的春秋五霸不太一样，它多了一个其他版本里没有出现的人物宋襄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除了宋襄公，其余4人都在其他版本里出现了3次以上，齐桓公和晋文公甚至是每个版本都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高居第一名和第二名。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第20任国君。查看他的“丰功伟绩”，发现他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在齐桓公死后，带着领宋国、卫国、曹国和邾国4国人马杀到齐国，平定了混乱的局势，辅佐太子昭回到齐国，继位为国君，是为齐孝公。除此之外，乏善可陈。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与楚国作战，因为讲究“仁义”，结果一败涂地，被人讥笑了2000多年。


我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出于两点原因。
一是对仁义精神的肯定。
孟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春秋无义战。”在孟子看来，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没有什么符合仁义的战争。
其实，在春秋开启之初，战争还是充满仁义精神。当时，天下有1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都是由周国分封出去的。他们的国君，要么是周天子的家人，要么就是亲戚。彼此之间，也存在“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如果诸侯国之间不得不发生战争，那么为了避免伤和气，在打仗时也要遵循一定的礼仪。


在开战之前，发起战争的一方，一定会派人送交战书。接受挑战的一方，则会设宴招待递交战书的使者。“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不但不斩，还会请他好吃好喝。随后，双方约定交战的时间、地点。
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双方排列好阵型，这才展开厮杀。如果有一方没有排列好阵型，对方就不能进攻。战斗开始了，当一方打不过时，可以逃离战场。这时候，对方一般不会追赶，“穷寇勿追”。就算一定要追赶，也是象征性地追赶50步即可。同时，在战斗中，还有一个规定，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以及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
这样的战场礼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伤亡。可是，春秋进入争霸阶段后，大家都违反了战场礼仪，埋伏、偷袭一类的战术纷纷使用出来，战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现在，宋襄公在战场上老老实实地遵守礼仪，自然会被不遵守礼仪的敌人（楚国）打败。


事实上，宋襄公不仅在战场上遵守礼仪，在其他方面也非常仁义。
当年，齐桓公在病重时，担忧自己死后5个儿子争夺国君的位置，便委托宋襄公来照顾太子昭。宋国的实力非常弱小，但宋襄公没有拒绝，答应下来。当齐桓公被饿死后，5个儿子果然开始争权夺利。宋襄公没有辜负齐桓公的信任，义无反顾地召集卫国、曹国、邾国3国的一些人马，帮助太子昭夺得了国君位置。


二是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否定。
中国古代流传着一句俗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一种非常功利的说法。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从来没有遵循这一说法。
司马迁《史记》里写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是项羽，二是刘邦。项羽和刘邦展开激烈的争霸后，项羽失败了，全军覆没后，自刎于乌江边；而刘邦胜利了，创建了中国古代的一大盛世王朝——汉朝。然而，司马迁作为汉朝的子民，在《史记》里没有抹黑项羽，反而极力描写他的个人勇猛，以及与虞姬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没有过分吹捧刘邦，甚至还写到刘邦当了泗水亭长后，经常戏弄耍笑下属小吏，还喜好喝酒和美色，“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曾主持过诸侯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主之位不存，宋襄公欲继承齐桓公会盟诸侯匡扶周室。但宋国只不过是一个中等诸侯国，国力不强。不过宋襄公有两点倚仗，一是他素来推行仁义，得到国人的拥护，而且在诸侯间也有贤名，算是德高望重之人；
宋国的爵位尊贵，由于宋国是商朝王室后裔立的诸侯，因此位居“五爵”之首的公爵之位，在中原诸侯中算是数一数二的，连齐国都只是侯爵，其它还有如晋侯、燕伯、秦伯、楚子等，按照周朝礼制以公爵身份统帅诸侯。

扩展资料：
齐桓公死后，诸侯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确立霸主地位。目夷劝谏他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襄公不听。
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扣押了滕宣公，又邀曹、邾两国在曹南会盟，而后，又命邾文公把鄫国国君当作祭品押到睢水郊外去祭祀，想借此来威胁东夷臣服。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因为曹国不服，发兵包围了曹国。
同年冬天，陈穆公邀诸侯重修齐桓公之好，于是陈、蔡、楚、郑等国在齐国结盟。这样，在诸侯中变形成了两大集团，楚、齐、郑、陈、蔡等国为一大集团，而图谋称霸的宋襄公一党只有卫、邾、曹、滑等几个小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襄公

倘若是问：司马迁为何把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司马迁并没有做这件事，又怎么会有原因呢？把宋襄公列入“春秋五霸”的是唐代的司马贞，在著《史记索隐》的时候，他大量考证了《史记》中的人名、史实、司马迁生平等等。春秋五霸只是他考证的一个“历史名词”而已。

倘若是问：宋襄公有没有资格列入五霸之一？个人认为是没有资格的。这里可以顺带讨论一下司马贞为何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一？那时因为司马贞看到了宋襄公的“仁义”。所谓“春秋无义战”，宋襄公是因为恪守周时战礼，因仁义而亡国的。在讲霸业不讲仁义的时代，宋襄公是愚蠢的代名词。在讲仁义而不论霸业的时代，宋襄是高贵人格的代名词。“五霸”这个概念，梳理的就是王图霸业，而不是仁义道德。宋襄公跟这个是不沾边的。

春秋五霸，是一个流变的概念，并非一开始就确定的。最早有孟子提出“五霸”之说，尸子讨论了四个人分别是：齐桓、晋文、秦穆、越勾践。荀子时期形成完整的说法：齐桓公、晋文公、 楚庄王、 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个时候还没有宋襄公，直到唐代史学家解读古史的时候才把他列入春秋五霸之中。

后来之所以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中，除了宋襄公确有历史功绩之外，更多的原因随着社会变迁、历史的进步，后世学者的基本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宋襄公的主要功绩是，会盟诸侯，率领宋国、卫国、曹国和邾国四国之兵，平复齐国内乱，扶持齐孝公即位。由此名声大噪，后来又参与了中原霸主的争夺，在泓水之战中败于楚国。

像宋襄公这样，死守着仁义之师的名声，不肯半渡而击，非要等着楚军全部上岸才进行决战。战国时期，列国尚在弱肉强食，当时的学者都笑话宋襄公的，没人为他歌功颂德。但是到了后世，国家大一统，形成文化凝聚力后，宋襄公的行为，被贴上“仁义”的标签。

需要订正的一点是，并不是西汉司马迁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中，而是唐代的司马贞和颜师古。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列：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列：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吴王夫差。他们两个的意见还是不统一的。

宋代的黄仲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对比《史记》篇幅，来断前人说法是非。他得出的结论是：太史公在记录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的时候，材料都是很殷实的，唯独到了宋襄公这里，描述少的可怜。这是太史公的惯用笔法，重要的事情多费笔墨，次要的事情言简意赅。因此黄仲元认为，真正的春秋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而不应该有唐人所说的宋襄公。

今人读史，要跳出这种框框。春秋时期争霸的君主，远不止五个。宋儒当时根据华夷之辨，就已经总结出了“春秋十三霸”，意思是除了“周文化圈”之外的秦、楚、吴、越，光是中原的霸主就有十三个。后人认为宋儒所列，太过狭隘，又重新总结出“春秋十九霸”的观点来。“三、五”之数，是子思、孟子等人“案往旧造说”，荀子已经批评过他们了。他们总认为人间之事，必须符合术数。但实际上，三皇不是三个，五帝不是五个，何况春秋五霸乎？读历史要以历史真相为向导，不能被概念所束缚。

详细内容请参考：史料梳理：关于“春秋五霸”的八种说法

春秋五霸，指的是春秋时候最厉害的5个诸侯。

在不同的史学家眼里，有不同版本的春秋五霸。《荀子·王霸》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白虎通·号篇》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辞通》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郑庄公；《四子讲德论》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

春秋地图

只有《史记·索隐》里的春秋五霸不太一样，它多了一个其他版本里没有出现的人物宋襄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除了宋襄公，其余4人都在其他版本里出现了3次以上，齐桓公和晋文公甚至是每个版本都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高居第一名和第二名。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第20任国君。查看他的“丰功伟绩”，发现他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在齐桓公死后，带着领宋国、卫国、曹国和邾国4国人马杀到齐国，平定了混乱的局势，辅佐太子昭回到齐国，继位为国君，是为齐孝公。除此之外，乏善可陈。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与楚国作战，因为讲究“仁义”，结果一败涂地，被人讥笑了2000多年。

宋襄公剧照

我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出于两点原因。

一是对仁义精神的肯定。

孟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春秋无义战。”在孟子看来，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没有什么符合仁义的战争。

其实，在春秋开启之初，战争还是充满仁义精神。当时，天下有1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都是由周国分封出去的。他们的国君，要么是周天子的家人，要么就是亲戚。彼此之间，也存在“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如果诸侯国之间不得不发生战争，那么为了避免伤和气，在打仗时也要遵循一定的礼仪。

春秋战争情形

在开战之前，发起战争的一方，一定会派人送交战书。接受挑战的一方，则会设宴招待递交战书的使者。“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不但不斩，还会请他好吃好喝。随后，双方约定交战的时间、地点。

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双方排列好阵型，这才展开厮杀。如果有一方没有排列好阵型，对方就不能进攻。战斗开始了，当一方打不过时，可以逃离战场。这时候，对方一般不会追赶，“穷寇勿追”。就算一定要追赶，也是象征性地追赶50步即可。同时，在战斗中，还有一个规定，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以及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

这样的战场礼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伤亡。可是，春秋进入争霸阶段后，大家都违反了战场礼仪，埋伏、偷袭一类的战术纷纷使用出来，战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现在，宋襄公在战场上老老实实地遵守礼仪，自然会被不遵守礼仪的敌人（楚国）打败。

春秋战争绘图

事实上，宋襄公不仅在战场上遵守礼仪，在其他方面也非常仁义。

当年，齐桓公在病重时，担忧自己死后5个儿子争夺国君的位置，便委托宋襄公来照顾太子昭。宋国的实力非常弱小，但宋襄公没有拒绝，答应下来。当齐桓公被饿死后，5个儿子果然开始争权夺利。宋襄公没有辜负齐桓公的信任，义无反顾地召集卫国、曹国、邾国3国的一些人马，帮助太子昭夺得了国君位置。

齐桓公

二是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否定。

中国古代流传着一句俗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一种非常功利的说法。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从来没有遵循这一说法。

司马迁《史记》里写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是项羽，二是刘邦。项羽和刘邦展开激烈的争霸后，项羽失败了，全军覆没后，自刎于乌江边；而刘邦胜利了，创建了中国古代的一大盛世王朝——汉朝。然而，司马迁作为汉朝的子民，在《史记》里没有抹黑项羽，反而极力描写他的个人勇猛，以及与虞姬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没有过分吹捧刘邦，甚至还写到刘邦当了泗水亭长后，经常戏弄耍笑下属小吏，还喜好喝酒和美色，“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项羽和刘邦

在司马迁看来，宋襄公的确在泓水之战中打了败仗，但这并不能抹杀他的仁义。相反，宋襄公凭借自己的仁义，任用庶兄目夷为相、贤臣公孙固为司马，内修国政，仁义治国，使得宋国的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在春秋五霸里显得独树一帜，分量十足。

在《史记》中，司马迁之所以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因为宋襄公曾被推举为诸侯之首。在鹿地之会上，天下下诸侯都来参加了这次会盟，而宋襄公也被公推为“霸主”，虽然这只是宋国狐假虎威的结果，但是宋襄公在名义上也是当过霸主的人，而且齐桓公去世之后，宋襄公的名声、地位得到了质的飞跃，受到其他诸侯国的承认。所以，司马迁才会在史记中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其二是因为宋襄公曾平定齐国之难。宋襄公当年带着卫、曹等几个小国，来到了齐国，帮助齐国太子昭当上了齐国君主，避免了齐国发生内乱，当时太子昭对宋襄公非常感激，甚至连齐国的事务都要交由宋襄公裁定。

其三是因为宋襄公是一位非常仁义的君主，一生充满了仁义精神。在春秋开启之初，社会是非常推崇仁义的，就算是打仗也要先约定交战的时间、地点，战斗开始后，如果一方败退，另一方也不会追赶，也就是所谓的“穷寇莫追”，给人留一条生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渐渐都违反了战场的礼仪，经常采用埋伏、偷袭的战术，战争也越来越残酷。然而，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宋襄公却依然遵守战场礼仪，尽管打了败仗，却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当然，宋襄公不仅在打仗上非常讲仁义，在其他方面也很仁义，而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仁义也是非常看重的，所以自然而然地抬高宋襄公。因此，宋襄公讲求仁义也是司马迁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重要原因。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司马迁才会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宋襄公到底算不算是春秋五霸之一，想必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毕竟在那个天下动乱的时代能挤进各路诸侯都认可的五霸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在《史记》中，司马迁为何把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呢？

春秋诸国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第20任国君，而宋国在春秋时期也并非是中原大国，比宋国强悍的国家有很多，比如东边的齐国、西边的秦国、晋国，南边的楚国、吴国等等，因此宋襄公出于自身实力不足而担任霸主总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此人在历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在齐国国军齐桓公死后，曾经带着卫国、曹国、宋国、邾国4国人马杀到齐国平定了那里的乱局，并辅佐太子昭回到齐国继承王位，这就是齐孝公，这件事让他声名远播。

宋襄公剧照

司马迁之所以将其列入五霸之一，主要就是因为他的仁义精神，当时的天下拥有大小诸侯100多个，这些诸侯多是周天子分封的自家人，为了避免骨肉相残，亲戚之间打仗多要遵照一定的礼仪，这种礼仪在当时看来充满了仁义精神，不搞阴谋诡计，就像君子之争一样大大方方。

比如大战时要提前约战、互通使者、约定时间、地点，不仅不斩来使还好吃好喝伺候着，因此宋襄公这种仁义的做法深受司马迁的赞叹。但是过于仁义在当时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当宋襄公带着诸国联军罚楚准备按照仁义的方法来作战时，反而遭到了不按套路出牌楚国人的迎头痛击，因此一败涂地。

春秋时的战争

虽说他打了败仗，但在“礼崩乐坏”的时期他能够尊重礼仪、保持礼乐制度实乃难能可贵，因此在后世史学家司马迁看来在不可能继续遵守礼乐制度的时期，他却依然在按照周天子颁布的制度行事，这种行为堪称天下典范，因此将其纳入五霸之一。

主要因为宋襄公比较注重仁义。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代，宋襄公的仁义精神受到了司马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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