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于学前教育有何影响?

中国古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对于学前教育有什么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法律，是法学儒家化的渐进过程，在规范法律设立之后，法律内容的设置上也更注重人性化的设计，个人觉得在留养制度下的“存留养亲”更注重了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是中国法律的家族化和伦常化具体体现。这一内容也一直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存续。
2 儒家思想对法律进程的深层次影响
自西汉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进程，经魏晋的发展至北魏，北齐，在内容上基本完成。正统儒家思想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也长期得到历朝统治者的认可。就在隋初，统治者以恢复中原汉文化为己任。建国之初便确立了儒学在立法和司法中的指导地位。宽法轻刑的指导思想在隋唐有着进一步的发展。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隋朝的动荡之后，严密的法网使民众动辄犯禁，以至于手足无措；严酷的刑罚更使积怨加深，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自汉代统治者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的基本方针以来，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并成为人们用以评价君主与政府的基本准则。所以在唐代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密的概念，那就是“慎罚”，确立了“明德慎罚”的理念，其中太宗提出了“以宽严治天下，而于刑法尤甚”使整个儒学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仁义治理国家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追求轻缓的刑罚政策，就其慎罚的指导思想而言，首推的是战国时期形成的孔孟“德治”“仁治”的儒家思想，以及经西汉董仲舒修正后的正统儒学。但是在唐代的法律发展中，道家的思想在法律确定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宗多次强调，法律重在公平，法条应该简单，执法需一体对待。这些都归功于新加入的“无为之道”之理。正因为这样，唐代法律经历了一个趋于完备的过程，律学的进步为中华法系的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到了明朝时期，明太祖虽然推行重典治国，但是礼制的儒家思想仍然对明朝确定法律制度起来很大的作用，为了保证明王朝的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推行“礼法并用”的指导思想，而有一点更为新颖的是，明太祖将立法工作和法制宣传工作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将预防犯罪与惩治犯罪相结合，这在稳定明朝社会秩序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对后世的治理有着很大的启示。
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清朝的封建法制达到了中国法制的完备形态，虽然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上，形成了一套适宜当时环境的立法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秉承了儒家正统的法律思想。因为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官学，清朝统治者将“正人心，厚学风”作为法律的终极目的，把“禁奸止暴，安全良善”作为立法的直接目的，根据“稽往宪，合适宜”的思想来创立和完善清朝的法律制度。
3 结论
经过几代的变更，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日渐走上正轨，各朝各代在司法立法的制度上都有所变化与创新，对于民事经济不断作出调整。也正因为有了正统思想的指导，法律更规范化，更具新颖性。儒家指导思想融合了道家、法家的理论知识，推动中国传统法律的制定过程更加完备与生动，使大中华法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也成为其他邻国相继学习的对象。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其内容和结构来看，儒道两家的思想无疑是主体；就其特质来看，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最具决定性和典型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逐步确立的儒释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互补居于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因而，了解儒道互补，对于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深层底蕴，都是至关重要的。
　　儒道之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只是儒道两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并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并不构成激烈的冲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辅相成、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各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从而使得两家思想的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
　　本文拟以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为例，对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和由此形成的互补机制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一、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当推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产生的影响最深最广最大。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大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学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形成了儒道两家的不同传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差异是十分广泛的，但就其最主要的方面而言，莫过于理论上各有偏重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加以讨论。
　　一般而言，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孔子则偏重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伦理学。就本体论和宇宙论而言，孔子的思想在这方面基本上是阙如的，而就伦理学而言，这方面也不是老子关心的重点。
　　老子提出了道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并加以系统化的论证。以道为核心，老子展开了他的全部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宇宙起源和本体的探讨，以及系统的认识论学说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更是具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这里指的不是广义的哲学。毫无疑问，老子的道论开创了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传统，道是中国古典哲学无可争议的最高范畴，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出于老子的最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中国哲学能与西方哲学对话，主要有赖于道家，特别是有赖于老子的思想。对此，张岱年先生就曾说过：老子的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始，这是确然无疑的。……在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中，道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
　　孔子则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孔子提出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为人类的道德生活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入手来解救社会危机。孔子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主体内容。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老子和孔子由于所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各有偏重。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一书中，曾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标准来评价古代的学说。他在评论孔、孟时认为：他们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标准；在评论老、庄时认为其哲学极高明，然于道中庸则不足。在冯先生看来，孔、孟思想的特点在于道中庸，于伦理道德的领域见长；而老、庄思想的特点和优势则在于极高明之形上哲学领域。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并无优劣之分。
　　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本文所说的道论专指围绕道进行的形而上之哲学思考，而不是泛指所有关于道的言论。道范畴并非道家的专利，先秦各学派都谈论道，而且都不在少数，可谓儒有儒道，墨有墨道。不过，诸家之道皆为政治、伦理范畴，唯有道家之道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就儒家而论，《论语》中道字凡76见，多为人伦之道，且孔子从不谈论天道，有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为证。在儒家学说中，仁、义、礼等都是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道则具有更高的概括性，泛指儒家的最高追求，或曰儒家的真理、主义。士君子都应志于道，不惜以身殉道，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 。道也泛指儒家的所有主张，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 [4]是也，它内在地包含着所有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这些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则是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实现道的途径与方法。如孔子说：行义以达其道 ，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善的关系，以这种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便是儒家之道。因此，不论是孔子的杀身成仁还是孟子的舍生取义，都是以身殉道。总之，儒、道两家虽然都重视道，但两家各自的道只是符号形式相同，意义和内容却有根本的差异，道家的道以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为主，儒家的道则为伦理、政治范畴。
　　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道家注重天道，轻视人事，实际的情况恐非如此。道家虽然善于在宇宙的背景中思考，道家著作虽然以谈论天道和哲理为一大特色，但终归还要落实到社会和人生中来。如《老子》书中谈天道和哲理要超过任何一部古代典籍，因而说道家注重天道是没有问题的。但说道家轻视人事，恐怕就不合于事实了。以《老子》为例，书中的主要篇幅还是谈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谈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是从哲理中引出社会政治人生，或从社会政治人生中提升出哲理，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即使是只谈抽象哲理的语句，就《老子》全书而言，最终也是要为社会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指导。因而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有着丰富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哲理性思想，正是由于道家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与儒家迥异的看法和解决方式，因而才能在这一广大的领域同儒家学说形成互动和互补。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另一主要差异，在于价值观念的不同。
　　大体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儒道两家对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人生道路便有了不同的设计。儒家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持乐观的态度，为士人君子设计了一条进取型的人生道路。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价值必须置于社会群体中才可以实现，人生只有投身社会事业才有意义，他们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应为之奋斗的目标，主张个人应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道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则持有一种谨慎、冷静的态度，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对社会发展的曲折性有充分的估计，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老子及早地观察到了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异化的现象，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且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原则，力图用回归自然的方法来避免、克服和矫治之。老子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老子学说中的许多内容都是针对社会和人性的异化现象提出来的。在老子看来，人性的真朴永远应该是人生进取的出发点，社会发展和人生进取都不应以丧失自然和谐和真朴之性为代价。
　　关于老子和孔子所代表的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应该客观地对待，而不应把它们夸大。对此，有一些误解有必要在这里澄清。
　　首先，从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事实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欣赏曾点式的超脱旷达，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的人心向往之，并认为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甚至萌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的念头，荀子也述孔子之言曰：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 [11]；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12]孔、孟这种矛盾心态或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却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总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历史锁定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性格是表现在个人对己、对人、对事等方面的态度及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与独特的个性心理特征，并受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儒家文化主要涉及的是如何修身乐群之道。因为性格的内涵与儒家文化相吻合，所以儒家文化对性格养成能发生积极影响。

在道德方面，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而修身既要做到自勉、自强、自信、自得，又要做到自省、自反、克己、律己，这将逐渐培养人向善避恶、引咎自责、严于律己、谨慎小心、冥想沉思的性格特征；在对人方面，儒家倡导“仁以待人”，讲究“仁爱”。

为此，一要虚心，二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要善于合作；四要宽恕他人，在交往中则表现为谦逊、互爱、同情、容忍、施惠、互助等性格特征；在做人方面，儒家倡导“公以处事”，将有助于形成诚实、正直、公私分明等良好的性格特征。

“儿童性格涵养教学法”中的一部分“儿童戏剧课”：《颜回吃粥》 让孩子在戏剧表演中了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义

当然，学前教育在引入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应加强时代元素的介入，在挖掘儒家文化对性格发展的积极作用，如培养孩子勤奋刻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实谦逊、谨慎小心、含蓄内向等性格特征的同时，也要避免儒家文化对人产生的信赖依从、多虑退缩、因循守旧、乐天知命等不良性格特征的影响。

性格决定命运，若在幼儿阶段通过中华经典儒家文化的涵养，为幼儿良好性格养成奠定坚实基础，那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少走很多弯路，无论是三岁“看大”还是七岁“看老”，相信看到的都将是孩子积极而美好的未来。

扩展资料

对东亚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

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

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

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日本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

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

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

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彦，出生于交州的广信（今广西苍梧县），其先祖为鲁国汶阳人）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

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

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学

鱼民先愚智，阻碍也

浅述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式的文明，而能使中国的文明历经几千年流传至今，不可否认，教育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大概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了教育活动，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经济政治的改革，在思想意识上和文化教育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有儒家、墨家、道家等，但对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当数儒家。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的孔子，他被称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伟大奠基者。他首创私学，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重视教育；主张培养君子；孔子还是系统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提出了新的师生关系。这些都是孔子在教育上的首创，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孔子是比较重视德育的，他认为德育比法制重要，也是其最突出的教育思想。“学则优而仕”更是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
　　既孔子之后，儒家出现了孟子，是“孟氏之儒”的代表。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和“德政”，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市“行仁政”、“得民心”。其教育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君子”。在道德教育思想上，孟子从“性善论”出发，重视启发人们恢复天赋的道德观念的自觉性。教育思想偏重内求，是其缺点；但重视人的能动性，强调理性思维，则是可取的。
　　孟子是儒家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后人常有孔孟之说，也是对孔孟的一种肯定。
　　作为“孙氏之儒”的代表荀子，在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亦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和孟子一样也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但他选择了“性恶说”。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和“德治”，更强调了“礼治”的重要手段，有“固国齐民”的作用。荀子把“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作为教育的目的。在德育上，重视“笃志”，主张“日三省乎己”。他的教育思想偏重于外求，重视对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学习，这是值得肯定的。
　　儒家思想发展到汉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均接受了孔子儒家的学气。到了汉武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新的儒学定为一尊，儒家学说被定为“经学”。他这一提法，确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
　　董仲舒继承儒家传统，重视国家的教民事业，指出实行德政和教化的重要性。他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是他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在人性方面，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董仲舒有一句格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动。我们不难看出，董仲舒和先秦儒家一样，用仁义作为道德的善恶标准。
　　到东汉以后，神化了孔孟。在这种背景下，王充高举“疾虚妄”之旗，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封建迷信进行了批驳。在其《论衡》一书中提出了无神论的观点。在教育思想上，他提倡“学之乃知，不问不知”。并比培根早1500年提出了“知为力”的观点。他所提出的“见闻为”和“开心意”都对后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儒家思想曾一度衰落。而到了唐朝，韩愈提出了著名的师道学说，重振了儒家雄风。
　　儒家思想在唐朝是很盛行的，李世民登基第一件事，就是释放宫女三千人，应该说是“仁”的一种体现。
　　韩愈是唐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重振儒学的卫道者。他提出了“文以载道”。他所阐述的教师，师生关系，一反传统。韩愈提出学业的精进在于精勉，这些都是精华。但不否认，他的《原道》、《原性》，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是与孔孟矛盾的，丢掉了他们民主精神和唯物精神，他提出了“天命论”，无怪乎柳宗元、刘禹锡会对其大加批判了。
　　朱熹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在继承孔孟的基础上，使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的教育任务是有研究的。他关于教学和读书法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已接触到教学过程和读书法的基本问题；他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和理论，经过归纳、整理、总结、加工，使之系统化，其中有很多发人深思的见解。但在他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糟粕。尤其是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禁锢了人的思想，也使他在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及读书法上的贡献大为减色。
　　儒家的教育思想发展到明中，出现了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从“教良知”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敢于儿童教育的思想，提出了三点：顺应性情与鼓舞兴趣；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歌诗”、“见礼”与“读书”。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比较详细，有许多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他主张依儿童的特点进行教学，反对教条式教学方法和体罚学生等粗暴的教育手段，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有主张实学教育的颜元，强调实事求是的陈亮、叶功；设计理想社会的黄宗羲；科学家、哲学家方以智；以天下为己任的顾炎武；另外还有王夫之等。
　　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是缓慢而渐进的，不可否认，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　　儒家思想对师生关系的阐述，形成了如今师亦生，生亦师的风气，尤其在某些高校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总之，儒家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可堪为一颗明珠，他对现代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我认为，他还会继续发挥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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