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钓鱼（09热词）是怎么回事

关于对2009年十大流行热词感悟理解的中文作文~

2009年网络流行热词背后：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

“稀里糊涂‘被涨工资’”，“做蚁族还是蜗居?”……2009年年末，新鲜热辣的各大网络流行语排行榜强势出炉。与以往相比，时下中国互联网最大的热点就是网民讨论社会公共事件的主动性和推动事件发展进程的强大力量。

■公民意识的觉醒

与2008年流行网络的“囧” 、“雷人”、“山寨”等单纯戏谑、搞笑的热词风格不同，2009年网络热词大部分来自于社会公共事件：“钓鱼执法”、“躲猫猫”、“楼脆脆”……网民对这些公共事件的热议，不仅增加了其社会关注热度，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也推动了事件的发展，清理了一些藏污纳垢的社会死角。

“一个以‘被’字为前缀的流行语表达格式，带有怀疑、调侃、反讽意味，是网民的一种社会表达行为，充分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在当下的进步特征……”对于这些网络现象，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陈卫星教授分析说。

2009年在中国互联网传播的历史上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头，所有能够产生社会性传播效果的事件几乎都源自互联网的揭示和推动，在这些网络热词的背后，中国公民意识的进步表现出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公共事件开始成为社会传播的重点;第二是网民通过互联网来伸张属于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公民权益;第三是互联网的舆论监督功能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对一些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工作提出质询。

■公民发言新平台

相对于2009年由网络热词引起的对公共事件的热议，推动这一现象的科技力量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互联网上，信息分享的速度、参与评述的便利性等都在科技的推动下飞速提高，特别是微博客问世后更是如此，它已成为具引领性的全新网络社会互动形式。

微博客即迷你型博客，是一种可以及时发布消息，类似于博客的系统，在中国被亲切地称为“围脖”，更有“这年头，没个‘围脖’，还真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著名广告词。“国庆阅兵”、“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保八”……这些信息利用微博客迅速传播的同时，体现了我国网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对于网络的使用方式也开始不仅仅局限于接受信息，而是更青睐于信息分享。

微博的出现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了一个现场直播式的麦克风。正如陈卫星解释的，由于微博的技术优势和非个体责任性，自然会对公共事件的话语表达形成一个更加自主、更加多元的传播态势，激发网民自主参与事件，彰显社会群体的自治意识和权益意识，从而形成新的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

2009年部分热词

国庆阅兵：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军人列队昂首而过，举国上下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中国制造：11月23日，“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广告宣传片在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播放，为期6周，广告片以“携手中国制造”为主题，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

索马里护航：2008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派出军舰到亚丁湾为商船护航。一年来，我国海军先后派出4批编队11艘舰艇执行任务：伴随护卫、应召支援，慑制海盗、解救商船……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践行以民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

钓鱼执法：9月8日，上海市民张军(化名)因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但整个事件的执法过程受到网友们的质疑，并在网上引起热议，由此引发了地方决策层的高度关注，真相终于大白，“钓鱼式执法”一时成众矢之的。

欺实码：5月7日，发生在杭州的“富二代”胡斌飙车撞死人案，引起了公愤，而此前杭州警方对车速“70码”的表述，迅速催生了一个网络热词“欺实码”。后来，警方对数据失实进行了公开道歉，澄清了事实，才平息网友们的愤怒。

楼脆脆：6月27日清晨5时30分左右，上海一栋在建的13层住宅楼突然全部倒塌。由此引发的建筑质量问题，迅速引起网民的热议。6月28日上午，上海市建筑管理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对全市的建筑工程进行全面的普查。

被就业：7月12日，西北政法大学2009届毕业生在论坛上发帖，称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就与一家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书，而他连这家公司都没听说过，就这样莫名的“被就业”。由此，一系列“被”字辈的热词流行网络。(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郑智)

社会工程学角度看，所谓“网络钓鱼”就是指运用欺诈心理结合电脑科技的新犯罪手法。“网络钓鱼”也称为网络仿冒，主要是通过仿冒真实网站的网页地址以及页面内容，骗取个人财务数据，如信用卡号、财务账号和密码等私人资料。由于钓鱼网站在外观上极像正规网站，很难分辨，因而极具欺诈性，是网购安全威胁的主要因素。钓鱼网站近来在全球频繁出现，严重影响了在线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的发展，危害公众利益。民众可通过点击网站页面底部的“可信网站”标识确认网站的真实性。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编辑本段]产生原因 　　执法经济是钓鱼执法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之下（比如查处毒品按数额奖励、查处黑车和卖淫嫖娼、赌博等按罚没款提成等等），我们的“钓鱼执法”大有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泛滥成灾之势。眼前发生的问题，不算最严重的。仅就查处黑车而言，2008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2008年3月9日《东方早报》）。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早些年，媒体还披露过在甘肃省，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三个不同公安机关的部分干警与同一个毒贩合作，分别制造了三起“贩毒案”，导致两人一审被判死刑、一人一审被判死缓的、令人即使在大白天也毛骨悚然的极端恶性案件。
　　个别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怀着极其肮脏的利益目的，用尽手段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守法公民违法犯罪的证据，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盔甲，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同时，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和不安、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个案维权有可能局部讨回被放逐的公正，但撼动不了“钓鱼执法”被权力滥用的根。要对“钓鱼执法”斩草除根，必须先从源头上宣判“执法经济”的死刑，并且严格限制公权力机关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聘用”各种社会人员。一方面，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非考勿进、非有编制勿进；另一方面，任何执法机关都是由纳税人供养，没有任何理由像公司一样“按业绩提成”。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面对如此强势对手，绝大多数司机除了乖乖挨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咋干就咋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 [编辑本段]方式 　　[1]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称为“陷害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计划陷害当事人，使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编辑本段]社会反响 　　专家质疑“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据国家税制要求，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质疑，对“非法运营”法律上无明确界定。而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政府还推广拼车行为。如果帮助路人也算“非法运营”，以后有病求救谁还敢停车。应松年教授认为“钩子拔钥匙”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强制行为须有法律授权。他似乎在配合执法，但若无法律授权，那与抢劫有何区别？协管人员和钩子似乎都参与了执法，需要明确执法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
　　程序违法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沪上私家车车主张先生因为恻隐之心竟然引来“非法营运”的横祸。张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还被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张交了1万元才取回车。近年来执法部门“钓鱼”让普通公民成为“违法者”而进行处罚的案件层出不穷，上海甚至发生过司机杀死“钓子”的事。 [编辑本段]社会危害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倍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诱惑取证应受到严格限制，它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操作，因为他们往往对“执法”有利益诉求，倾向于“引诱”当事人。而这种“执法钓鱼”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败坏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
　　它更会引发严重的冲突，比如，去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执法钓鱼”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
　　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式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编辑本段]张军事件 　　 经过
　　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因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遭舆论质疑。此番舆论潮起《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网帖称，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黑车属于非法营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该名“钩子”还强行拔掉张军的车钥匙，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当时他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人。之后两周有相似遭遇的人先后找到张军，讲述了自己类似被“钓鱼”执法的经历，多数发生在2009年9月14日、15日、16日、18日。
　　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
　　据了解，早在1992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 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

这个钓鱼就是设个圈套让别人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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