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始祖·人文初祖

~ 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也有自己的祖先——这就是黄帝。我们每个人的祖先是直接的血缘关系，而黄帝作为我们的祖先，则是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经过了数千年，在多元民族的交融中形成的，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弄清确切的血缘关系了；更重要的，黄帝作为我们的祖先，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说的。

　　纪念黄帝并不是现在才这样做的，历史上就有祭祀黄帝陵的传统。从文献记载看，西汉王朝建立，刘邦入关，曾强调祭祖的重要性。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北巡朔方……祭黄帝冢桥山”。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祭祀虽因战乱中断，但总的说来是绵延不断。到了唐代宗大历5年，于桥山西麓建庙并规定按时祭典。宋太祖开宝年间，移庙址于今址，祭祀活动相沿不断。明、清两代对祭黄陵十分重视，明代皇室派遣官员祭祀黄陵14次，清王朝共计29次。清末民初，政局动乱，祭祀中断。20世纪1935——1943年，国民政府多次派遣专官祭祀黄帝陵。特别是1936年清明节，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对唤起中华儿女共同抗日起到巨大作用。建国后，1955——1962年，每年都举行祭典，但均为省级领导主祭，以后祭礼中断，到1980年恢复。

　　祭祀黄帝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从根本上讲，不外乎二：其一，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其二，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初祖”。

　　所谓“中华始祖”，是就中华民族的寻根追远、增强凝聚说的；所谓“人文初祖”是就文化创造、文明初创说的。

　　先说第一个方面。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对于这个问题也需要进行辨证地研究。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般人把黄帝仅仅看作汉族人的祖先，这是不合适的。对此，李绍连先生撰文指出：“有人把黄帝仅看作汉族的祖先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前所述，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包含了华夏、蛮、夷等中国境内大多数原始部落的血统和文化，是一个有别于任何部族的庞大融合体。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炎帝和黄帝是汉族的祖先之一，蛮、夷诸部族的祖先也应是汉族祖先之一。同样，后代那些分别源于蛮、夷等原始部族的少数民族，也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另外，亦有少数华夏族的后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到边远地区而成为少数民族，直接或间接承认炎帝或黄帝为他们的祖先。再则，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56个兄弟民族都是在汉、唐、宋甚至更晚的时期形成的，距离炎黄时代有三四千年之遥。由于迁徙、杂居、通婚等原因，子孙繁衍，支系无谱，很难在血统方面准确判别几千年前的某部族首领是某民族的祖先。与其把炎帝、黄帝或其它某个原始时代的英雄人物看作是某族的祖先，不如把他们看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更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炎黄文化研究》第2期) 今天，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族源，或传说中的始祖，如蒙古族的族源是唐代的蒙兀室韦，传说来自额尔古纳河，藏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一个神猴与罗刹女所生子女，与宋代以后的“萌古”、“源骨”、“蒙古里”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羌族传说他们的始祖是“无弋爰剑”；维吾尔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卜可汗”或“乌古思可汗”，是以汉代的“丁零”和唐代的“回纥”为主要族源，融合了汉人、契丹人、蒙古人而形成的；彝族与远古时代的氐、羌人有渊源关系，与公元7世纪的“乌蛮”关系最为密切；白、纳西、哈尼、傈僳等民族的先民与古代的氐、羌也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满族与2000多年前商、周时代的“肃慎”、汉晋时代的“挹娄”、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勿吉”、辽代的“女真”、明代的“建州女真”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南方各族传说自己的祖先是“盘瓠”或“廪君”，但他们都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那种“一元论”的说法已经逐渐为人们扬弃，“多元论”则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就是“多元论”的代表观点。他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指“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说明，中华民族是由众多的古今各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都有各自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各民族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多源交融到多元一体，自觉地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所以，对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的提法，仅仅拘泥于血统上的认同是片面、狭隘的，更多地应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创造、融合和历史传承，着眼于黄帝在铸造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上的奠基作用。

　　再说第二个方面。我们现在来到陕西黄陵县轩辕庙正殿，就能看到“人文初祖”四个大字，这是对黄帝具有本质意义的评价。我们尊黄帝为“人文初祖”，是因为黄帝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源头。

　　从远古时代，关于炎帝和黄帝的传说就很多，后来经过文人、学者的记录和加工，散见于先秦的一些文献中。直到西汉司马迁写那部伟大著作——《史记》的时候，才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整理，使今天的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们祖先的事迹。根据历史和传说，五千多年前，黄河流域的中下游的各个部落中，有两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一位是炎帝，一位是黄帝，还有其他一些部落的领袖。黄帝姓公孙，因长于姬水，又姓姬。曾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县轩辕丘），取名轩辕。又因崇尚土德，而土又呈黄色，故称黄帝。他们率领我们的先民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进行种植、狩猎和其他生产活动。当然，由于他们必须经常迁徙，由于当时的物质生产还很落后，还必须极大地依赖直接的从自然当中汲取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一些部落之间免不了发生纠纷和争斗，其中最著名的有炎帝和黄帝、黄帝和蚩尤的战争。战争促进了部落的融合，也促进了不同氏族部落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引发了文明的创造活动。这样，就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古老的中华文明。

　　黄帝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以武力制约了炎帝的暴虐，平定了蚩尤的扰乱，统一了远古三大部落，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个共主。他与臣民一起播百谷，植草木，务农桑，做衣冠，制弓箭，造舟楫，创医学，大力发展生产，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他与臣民一起造书契（文字），绘图画，作甲子（历法），定算数，制音律，在精神文化方面贡献甚巨；黄帝还别尊卑，定礼乐，创官制、财产、嫁娶和丧葬等制度，在制度文化方面把我们的先民带入了文明的门槛。因此，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人们把古代的许多发明创造都附会到他们身上，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着关于他们的传说和踪迹。依据于右任先生的《黄帝功德纪》一书介绍，黄帝一生的发明创造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共20个方面。所以，历史上把他作为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人文初祖”的意思。当然，《黄帝功德纪》毕竟只是前人记载黄帝功德的资料汇编，多数记载有后人附会的成份，以讹传讹的记载也所在多有，要加以有鉴别地肯定。

　　今天，我们对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要科学地、辨证地理解。我们认为，这些文明创制，决不可能是黄帝一人一时的发明创造，而是许多人许多代集体的智慧和长期的积累。对此，中国文化史著名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第一编第二章说：“故洪水以前，实以黄帝为最盛之时。后世盛称黄帝，有以也。然黄帝时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故知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责望于少数智能之士。而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著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物成务，为一人一家之绩也。”准确地说，所谓黄帝的发明创造其实是黄帝时代我们的先民从野蛮向文明转化的成果，这些已经为考古发掘所证明。黄帝时代处于考古学的广义的龙山文化时代范围，距离今天大约有5000-6000年期间。龙山时代原始农业长足发展，畜牧业迅速扩大，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同时，出现了政治权威的标志，如文字的发明、金属的使用，礼器的大量发现，城堡和宫殿的出现以及随葬品多寡悬殊，等等。结合历史文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

　　总之，在今天人们的头脑中，黄帝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偶像，一种文明形式的代表，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符号。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又保持特性和发扬民族文化，有一个被所有中华儿女接受的具有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的总体称谓是必要的。因此，黄帝既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精神旗帜，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华儿女相互认同的文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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