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左传》：昭公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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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公十二年》

　　【原文】

　　【经】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三月壬申，郑伯嘉卒。夏，宋公使华定来聘。公如晋，至河乃复。五月，葬郑简公。楚杀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齐。楚子伐徐。晋伐鲜虞。

　　【传】十二年春，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

　　三月，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既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当道者，毁之，则朝而塴;弗毁，则日中而塴。子大叔请毁之，曰：「无若诸侯之宾何!」子产曰：「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公如晋，至河乃复。取郠之役，莒人诉于晋，晋有平公之丧，未之治也，故辞公。公子憖遂如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辞于享，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伯瑕谓穆子曰：「子失辞。吾固师诸侯矣，壶何为焉，其以中俊也?齐君弱吾君，归弗来矣!」穆子曰：「吾军帅强御，卒乘竞劝，今犹古也，齐将何事?」公孙叟趋进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齐侯出。

　　楚子谓成虎若敖之馀也，遂杀之。或谮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书曰：「楚杀其大夫成虎。」怀宠也。

　　六月，葬郑简公。

　　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寻，绞奔郊。

　　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孙鳅。丁酉，杀献太子之傅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

　　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南蒯语叔仲穆子，且告之故。

　　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构二家，谓平子曰：「三命逾父兄，非礼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孙氏有家祸，杀适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祸以毙之，则闻命矣。若不废君命，则固有着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季孙惧，而归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谋季氏。憖告公，而遂从公如晋。南蒯惧不克，以费叛如齐。子仲还，及卫，闻乱，逃介而先。及郊，闻费叛，遂奔齐。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之《比》三，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闻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谓小待政于朝，曰：「吾不为怨府。」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颖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金戚铋，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

　　【译文】

　　十二年春季，齐国的高偃把北燕伯款送到唐地，这是因为唐地的群众愿意接纳他。

　　三月，郑简公去世了。将要为安葬而清除道路上的障碍。到达游氏的祖庙，准备拆毁它。子太叔让他手下清道的人拿着工具站着，暂时不要去拆，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如果问你们为什么不拆，就说：‘不忍毁掉祖庙啊。对，准备拆了。’”这样一番以后，子产就让清道的人避开游氏的祖庙。管理坟墓的人的房屋，有位于当路的。拆了它，就可以在早晨下葬，不拆，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子太叔请求拆了它，说：“不拆，把各国的宾客怎么办?”子产说：“各国的宾客能够前来参加我国的丧礼，难道会担心迟到中午?对宾客没有损害，只要百姓不遭危害，为什么不做?”于是就不拆，到中午下葬。君子认为：“子产在这件事情上懂得礼。礼，没有毁坏别人而成全了自己的事。”

　　夏季，宋国的华定来鲁国聘问，为新即位的宋君通好。设享礼招待他，为他赋《蓼萧》这首诗，他不知道，又不赋诗回答。昭子说：“他必定会逃亡。诗中所说宴会的笑语不怀念，宠信和光耀不宣扬，美好的德行不知道，共同的福禄不接受，他将凭什么在卿位?”

　　齐景公、卫灵公、郑定公到晋国去，朝见新立的国君。昭公到晋国去，到达黄河边就返回去了。占取郠地的那一次战役，莒国人向晋国控诉，晋国正好有平公的丧事，没有能够办理，所以辞谢昭公。于是公子懢偷搅私???

　　晋昭公设享礼招待诸侯，子产辅佐郑定公，请求不参加享礼，请求丧服期满然后听取命令。晋国人答应了，这是合于礼的。

　　晋昭公和齐景公举行宴会，中行穆子相礼。以箭投入壶中为乐，晋昭公先投，穆子说：“有酒像淮流，有肉像高丘。寡君投中壶，统帅诸侯。”投中了。齐景公举起矢，说：“有酒如渑水，有肉像山陵。寡人投中壶，代君兴盛。”也投中了。伯瑕对穆子说：“您的话不恰当。我们本来就称霸诸侯了，壶有什么用?还是不要把投中看成希奇事。齐君认为我们国君软弱，回去以后不会来了。”穆子说：“我们军队统帅强而有力，士兵争相勉励，今天就像从前一样，齐国能做些什么?”公孙傁快步走进，说：“天晚了，国君也累了，可以出去了!”就和齐景公一起出去了。

　　楚灵王认为成虎是若敖的余党，就杀死了他。有人在楚灵王那里诬陷成虎，成虎知道了，但是不能出走。《春秋》记载说“楚杀其大夫成虎”，这是由于他留恋宠幸。

　　六月，安葬郑简公。

　　晋国的荀吴假装会合齐军的样子，向鲜虞借路，就乘机进入昔阳。秋季，八月初十日，灭亡肥国，带了肥子绵皋回国。

　　周朝的原伯绞残暴，他的许多手下人集体逃走。冬季，十月初一，原地大众赶走绞，立了公子跪寻。绞逃亡到郊地。

　　甘简公没有儿子，立了他兄弟甘过做国君。过准备去掉成公、景公的族人。成公、景公的族人贿赂刘献公，二十五日，杀死了甘悼公，立了成公的孙子。二十六日，杀了献太子保傅、庾皮的儿子过，在市上杀了瑕辛，又杀了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

　　季平子即位后，对南蒯不加礼遇。南蒯对子仲说：“我赶走季氏，把他的家产归公，您取代他的地位，我带着费地作为公臣。”子仲答应了。南蒯告诉叔仲穆子，同时把原因告诉了他。

　　季悼子死的时候，叔孙昭子由于再命而做了卿士。等到季平子进攻莒国得胜，昭子改受三命。叔仲穆子想要离间季氏和叔孙氏两家，对平子说：“三命超过了父兄，这是不合于礼的。”平子说：“是这样。”所以就让昭子自己辞谢。昭子说：“叔孙氏发生家祸，杀死嫡子立了庶子，所以婼才到了这一步。如果是因为祸乱而来讨伐，那么我听从命令了。如果不废弃国君的命令，那么本来就有我的位次。”昭子朝见，命令官吏说：“婼打算和季氏打官司，写诉讼辞的时候不要偏袒。”季平子畏惧，就归罪于叔仲子，因此叔仲穆子、南蒯、子仲就打季氏的主意。子仲告诉昭公，就跟随昭公去了晋国。南蒯害怕打不赢，带了费地叛变到了齐国。子仲回国，到达卫国，听到*的情况，丢下副使先行逃回国内，到达郊外，听到费地叛乱就逃亡到齐国。

　　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他的家乡有人知道情况，走过他门口，叹了口气说：“忧愁啊，愁啊，忧啊!想法高而智谋浅，关系近而志向远，作为家臣而想为国君图谋，要有人材才行啊!”南蒯不提出所问的事情而占筮，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卦辞说，“黄裳元吉”，就认为是大吉大利。把它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有事情，怎么样?”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易》，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卦辞的预测，不然就必定失败。外表强盛内部温顺，这是忠诚，用和顺来实行占卜，这是信用，所以说‘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装。元，是善的第一位。内心不忠诚，就和颜色不相符合。在下面不恭敬，就和服装不相符合。事情办理不好，就和标准不相符合。内外和谐就是忠，根据诚信办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不是这三种德行就无法承当卦辞的预测。而且《易》不能用来预测冒险的事情，您打算做什么呢?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是黄，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这三者都具备了才可以合于卦辞的预测。如果有所缺少，卦辞虽然吉利，未必能行。”

　　南蒯将要到费地去，请乡里的人喝酒。乡里有人唱歌说：“我有块菜地，却生长了枸杞啊!跟我走的是大男子呵，不跟我走的是鄙陋的人呵，背弃他亲人的可耻呵!得了得了，不是我们一伙的人士呵!”

　　季平子想要让昭子赶走叔仲子。叔仲子听到了，不敢朝见。昭子命令官吏告诉叔仲子在朝廷上等待办公，说：“我不充当怨恨聚集的角色。”

　　楚灵王在州来打猎阅兵，驻扎在颍尾，派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带兵包围徐国以威胁吴国。楚灵王驻在乾溪，作为他们的后援。下雪，楚灵王头戴皮帽子，身穿秦国的羽衣，披着翠羽披肩，脚穿豹皮鞋，手拿着鞭子走了出来。仆析父作为随从。右尹子革晚上去朝见，楚王接见他，脱去帽子、披肩，放下鞭子，和他说话，说：“从前我们先王熊绎，和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一起事奉康王，齐、晋、鲁、卫四国都分赐了宝器，唯独我国没有。现在我派人到成周，请求把鼎作为赏赐，周天子会给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给君王啊!从前我们先王熊绎住在荆山僻处，乘柴车、穿破衣以开辟丛生的杂草，跋山涉水以事奉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枣木箭作为进贡。齐国，是天子的舅父。晋国和鲁国、卫国，是天子的同胞兄弟。楚国因此没有得到赏赐，而他们却有，现在是周朝和四国顺服事奉君王了。将会都听从您的命令，难道还爱惜鼎?”楚灵王说：“以前我们的皇祖伯父昆吾，居住在旧许，现在郑国人贪利这里的土田而不给我们。我们如果求取，他会给我们吗?”子革回答说：“会给君王啊!周朝不爱惜鼎，郑国还敢爱惜土田?”楚灵王说：“从前诸侯认为我国偏僻而害怕晋国，现在我们大大地修筑陈国、蔡国两个不羹城的城墙，每地都有战车一千辆，您是有功劳的，诸侯会害怕我们了吧!”子革回答说：“害怕君王啊!光是这四个城邑，也就足够使人害怕了，又加上楚国全国的力量，岂敢不怕君王呢?”

　　工尹路请求说：“君王命令破开圭玉以装饰斧柄，谨请发布命令。”楚灵王走进去察看。析父对子革说：“您，是楚国有名望的人。现在和君王说话，答对好像回声一样，国家将怎么办?”子革说：“我磨快了刀刃等着，君王出来，我的刀刃就将砍下去了。”楚灵王出来，又和子革说话。左史倚相快步走过，楚灵王说：“这个人是好史官，您要好好看待他，这个人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子革回答说：“下臣曾经问过他。从前周穆王想要放纵他自己的私心，周游天下，想要让天下到处都有他的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作了《祈招》这首诗来阻止穆王的私心，穆王因此得以善终于祗宫。下臣问他这首诗，他都不知道。如果问更远的事情，他哪里能知道?”楚灵王说：“您能知道吗?”子革回答说：“能。这首诗说：‘祈招安祥和悦，表现有德者的声音。想起我们君王的风度，样子好像玉好像金。保存百姓的力量，而自己没有醉饱之心。’”楚灵王向子革作揖，便走了进去，送上饭来不吃，睡觉睡不着，有好几天，不能克制自己，所以终于遇上了祸难。

　　孔子说：“古时候有话说：‘克制自己回到礼仪上，这就是仁。’真是说得好啊!楚灵王如果能够这样，难道还会在乾溪受到羞辱?”

　　晋国进攻鲜虞，这是乘灭亡肥国以后而顺路进攻的。

　　扩展阅读：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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