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是民族英雄吗
应该不算:他被日本人炸死是因为不肯答应日本人的条件是没错,所以我不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吴佩孚势力本身就是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在被炸死之前也有过与日本人勾结,只是对于日本人太过苛刻的条件不肯答应,所以我认为,吴佩孚不是民族英雄。
吴佩孚官任北洋政府直鲁豫巡阅使、十四省联军总司令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吴佩孚是民族英雄!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中国山东省蓬莱县人。晚清秀才,北洋军阀中曾经为实力最雄厚的军阀之一,并为盘据洛阳,开封等中原重要城市直系军阀的首领,官至直鲁豫巡阅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拒绝日本政府的合作邀请。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前来拜会吴佩孚。劝吴佩孚出山、被吴佩孚拒绝。1939年12月,吴佩孚于北平因吃羊肉饺子引发牙痛,由一日籍牙医师替其拔牙,引发感染,12月4日逝世。坊间有传闻吴佩孚可能是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而被谋杀。
1939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追赠其陆军一级上将衔,以及明令褒扬之。
为官清廉,董必武称:“吴氏做官几十年,有过几省地盘,带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积蓄,也没有田产,相比与同时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吴佩孚的爱国情操与民族气节为世人所敬佩。由于他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拒绝落水做汉奸,因此招致日本人痛恨,招来杀身之祸。
1939年12月4日,寓居北平近八年之久的吴佩孚,逝世于什锦花园胡同11号公馆,享年六十六岁。
吴佩孚早已远离了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却在日本驻华军人策动卢沟桥事变侵占华北后,成了各方政治力量竞相争取与联合的对象。日本人打的算盘是:让社会声望极高,且一贯敌视日本的北洋旧人吴佩孚“出山”,是推行所谓中日“和平运动”最有说服力的招牌。然而,无论日本人如何利诱,使出软的或硬的种种招数,这位生性狷介忠直,以关岳自况的吴大帅,虽身处虎狼之地,在大小汉奸纷纷落水之际,以“志士不忘在沟壑”明志,拒绝日伪诱迫,岿然不为所动。以致吴佩孚的噩耗传出,举国震惊,各方哀悼,唁电如雪片一般发至什锦花园胡同。在其后的一个月中,除北平为其操办了大规模治丧活动外, 全国抗战中枢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内外新闻机构曾进行了密集报道。吴佩孚的身后事可谓哀荣备至,有报刊称:吴氏治丧,为民国以来北平所罕见。
吴佩孚去世的次日,故都北平便正式组成“吴上将军治丧处”,成员有一百八十余人,多为社会名流与吴氏生前友好。治丧处由齐燮元任总理,蒋雁行等任协理,并设总务处、文书处、会计处、交际处、庶务处、警防处、宣传处。称奇的是:在直接参与治丧的人士中,有的一生互为政敌,老死不相往来,却在为吴氏治丧的名义下同相与谋了。
在北伐战争中曾视吴佩孚为最大敌人的蒋介石,闻吴去世,亲致唁电:“顷闻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传来,殊深怆悼。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除请政府优颁饬终令典,以彰明德外,务希善体遗志,节哀顺变,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鱼。”随后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决议:追赠吴佩孚为陆军一级上将。耐人寻味的是,汪精卫虽拉拢吴佩孚碰了钉子,心存怨恨,但还是代表伪南京政府发去了唁电:“微电惊悉,吴上将军和平救国夙愿未偿,遽尔长逝,哀悼良深,谨此致唁。”
吴佩孚是民族英雄,吴佩孚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一生坚守三条信念:不敛财,不纳妾,失意后不进租界。这三条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后日本愿意给他提供资金枪械,扶持他东山再起,被他严词拒绝。
吴佩孚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害得张学良从此不敢见他,以后接济老吴只是派人把钱送去,自己不敢面对他。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抗战爆发后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后在抗战期间病死。
吴佩孚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了晚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董必武评价他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历史人物大多都是双面评价的,要说对待日本的态度,那他当之无愧是民族英雄。可是对国内,他只是军阀政权的乱世枭雄。如果没有爆发抗日战争他是好是坏还说不清,但是光从抗战角度来说,绝对是英雄方面多一些。
民族英雄的概念得是对外抗击侵略,吴佩孚只是对内的,算不上民族的
不是吧,他是军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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