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是民族英雄吗

吴佩孚是民族英雄吗？~

应该不算：他被日本人炸死是因为不肯答应日本人的条件是没错，所以我不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吴佩孚势力本身就是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在被炸死之前也有过与日本人勾结，只是对于日本人太过苛刻的条件不肯答应，所以我认为，吴佩孚不是民族英雄。

吴佩孚官任北洋政府直鲁豫巡阅使、十四省联军总司令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吴佩孚是民族英雄！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中国山东省蓬莱县人。晚清秀才，北洋军阀中曾经为实力最雄厚的军阀之一，并为盘据洛阳，开封等中原重要城市直系军阀的首领，官至直鲁豫巡阅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拒绝日本政府的合作邀请。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前来拜会吴佩孚。劝吴佩孚出山、被吴佩孚拒绝。1939年12月，吴佩孚于北平因吃羊肉饺子引发牙痛，由一日籍牙医师替其拔牙，引发感染，12月4日逝世。坊间有传闻吴佩孚可能是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而被谋杀。

1939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追赠其陆军一级上将衔，以及明令褒扬之。

为官清廉，董必武称：“吴氏做官几十年，有过几省地盘，带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积蓄，也没有田产，相比与同时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吴佩孚的爱国情操与民族气节为世人所敬佩。由于他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拒绝落水做汉奸，因此招致日本人痛恨，招来杀身之祸。

1939年12月4日，寓居北平近八年之久的吴佩孚，逝世于什锦花园胡同11号公馆，享年六十六岁。
　　吴佩孚早已远离了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却在日本驻华军人策动卢沟桥事变侵占华北后，成了各方政治力量竞相争取与联合的对象。日本人打的算盘是：让社会声望极高，且一贯敌视日本的北洋旧人吴佩孚“出山”，是推行所谓中日“和平运动”最有说服力的招牌。然而，无论日本人如何利诱，使出软的或硬的种种招数，这位生性狷介忠直，以关岳自况的吴大帅，虽身处虎狼之地，在大小汉奸纷纷落水之际，以“志士不忘在沟壑”明志，拒绝日伪诱迫，岿然不为所动。以致吴佩孚的噩耗传出，举国震惊，各方哀悼，唁电如雪片一般发至什锦花园胡同。在其后的一个月中，除北平为其操办了大规模治丧活动外, 全国抗战中枢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内外新闻机构曾进行了密集报道。吴佩孚的身后事可谓哀荣备至，有报刊称：吴氏治丧，为民国以来北平所罕见。
　　吴佩孚去世的次日，故都北平便正式组成“吴上将军治丧处”，成员有一百八十余人，多为社会名流与吴氏生前友好。治丧处由齐燮元任总理，蒋雁行等任协理，并设总务处、文书处、会计处、交际处、庶务处、警防处、宣传处。称奇的是：在直接参与治丧的人士中，有的一生互为政敌，老死不相往来，却在为吴氏治丧的名义下同相与谋了。

在北伐战争中曾视吴佩孚为最大敌人的蒋介石，闻吴去世，亲致唁电：“顷闻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传来，殊深怆悼。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除请政府优颁饬终令典，以彰明德外，务希善体遗志，节哀顺变，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鱼。”随后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决议：追赠吴佩孚为陆军一级上将。耐人寻味的是，汪精卫虽拉拢吴佩孚碰了钉子，心存怨恨，但还是代表伪南京政府发去了唁电：“微电惊悉，吴上将军和平救国夙愿未偿，遽尔长逝，哀悼良深，谨此致唁。”

吴佩孚是民族英雄，吴佩孚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一生坚守三条信念：不敛财，不纳妾，失意后不进租界。这三条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后日本愿意给他提供资金枪械，扶持他东山再起，被他严词拒绝。
吴佩孚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害得张学良从此不敢见他，以后接济老吴只是派人把钱送去，自己不敢面对他。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抗战爆发后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后在抗战期间病死。
吴佩孚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了晚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董必武评价他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历史人物大多都是双面评价的，要说对待日本的态度，那他当之无愧是民族英雄。可是对国内，他只是军阀政权的乱世枭雄。如果没有爆发抗日战争他是好是坏还说不清，但是光从抗战角度来说，绝对是英雄方面多一些。

民族英雄的概念得是对外抗击侵略，吴佩孚只是对内的，算不上民族的

不是吧，他是军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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